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
一、良渚文化的考古发现
良渚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个重要的考古学文化，1936年施昕更首次于今浙江省余杭市良渚镇附近发现了这一文化遗存，其后具有同类文化内涵的遗址在环太湖地区被普遍发现，1959年夏鼐正式将其命名为良渚文化。作为良渚文化的首次发现地以及后来被证明为良渚文化中心的良渚镇，位于杭州市西北郊，是天目山余脉与杭嘉湖平原的交会地带。良渚镇东、南、北三面均为平原地带，土地肥沃，水泽罗布，为著名的鱼米之乡。
良渚文化的最初发现缘于良渚玉器的盛名。早在晚清时期，良渚一带便不断有古玉出土，并见于著录。如著名金石学家吴大澂在其所著《古玉图考》一书中便有关于良渚玉琮的著录。民国以后，在利益的驱使下，良渚玉器惨遭盗掘，一时间风靡于古玩市肆。与此同时，一批有识之士也开始关注起这—文化。在施昕更之前，慎微之、何天行等人已初探端倪。1936年初，西湖博物馆对杭县古荡遗址进行了考古试掘，获得一些石器与陶器，并于第二年出版了《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掘报告》。这次考古试掘虽然收获不大，却激起了当时供职于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的考古热情。他想起自己的家乡良渚镇一带也经常能见到这样的器物，便决定回家乡进行考古调查。
1936年7月，施昕更在一处干涸的池塘底部捡到数件石器，同时还在地面上采集到一些陶片及鼎足。对于这一发现，后来他自言“在浙江远古文化史的层序上，是具有极重大的意义的”。同年11月，施昕更又在良渚镇棋盘坟的一处池塘岸边的断面上发现了几片磨光黑陶，并把它们带回去研究。经当时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核准，于当年12月1日至10日在棋盘坟进行了第一次考古试掘工作，发现了红烧土面以及一些陶、石器。12月26日至30日，又在棋盘坟进行了第二次考古试掘，这次出土的陶、石器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器形也更加丰富，从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1937年3月，施昕更在良渚镇北又主持了第三次考古发掘工作，这次发掘的面积较大，所获陶、石器及陶片的数量也最多，并初步探明了良渚镇附近遗址的地层堆积和文化内涵。在董聿茂馆长的支持指导下，施昕更迅速对出土文物进行了整理研究，撰写出五万余字的考古发掘报告，并附有多幅线图和照片，书名定为《良渚》，副标题为《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由于受抗日战争爆发的影响，这部书写成后几经周折，才于1938年正式出版，从而揭开了良渚文化神秘的面纱。施昕更的考古发现，“第一次准确无误地向学术界展示了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在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良渚文化尽管发现较早，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前，由于战火不断，发掘工作无法开展。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良渚文化的考古发掘工作才逐渐步入正轨，其中较为重要的考古发掘工作概述如下：
1954年发掘了江苏无锡仙蠡墩遗址，在下层良渚文化遗存中发现了稻谷，从而首次证实了我国在新石器时代已经种植水稻。
1956和1958年发掘了浙江吴兴钱山漾及杭州水田畈遗址，在良渚文化层中出土了大量农业生产工具与水稻等农作物，并发现丝、麻织品实物，对良渚文化的生产状况尤其是农业生产状况有了更多的了解。
1957年发掘了浙江吴兴邱城遗址，首次在浙江发现了以夹砂粗红陶和泥质红衣陶为代表的邱城下层、中层以及包含印纹陶堆积的上层的三叠层。
1959和1966年发掘了上海马桥遗址，发掘面积达2589平方米。马桥遗址的发掘具有重大意义，其中所取得的三项成果十分引人注目：
（一）发现了良渚文化墓地。它位于居住遗址附近的平地上，大部分不挖土坑，仅作堆土掩埋，葬式为头向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从随葬器物看，数量极少甚至空无一物，属于一般平民的墓地。由于有了墓葬资料，从此良渚文化的研究，逐渐从器物群的分类排比进入到对良渚文化社会状态的分析考察。
（二）发现良渚文化已经有了文字符号。在良渚文化灰坑中出土的一件黑衣灰陶竹节形阔把杯的底部，发现两个刻文符号，其笔划和字形均类同甲骨文。此后在1974年，又于江苏吴县澄湖良渚文化水井中出土的一件黑衣灰陶贯耳壶的腹部发现了四个刻文符号，这说明良渚文化文字符号的出现已不是孤例。关于良渚文化的刻画符号，详见本书第二章第五节所述。
（三）首次把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从地层上区分开来。在此之前，田野考古简单地把黑衣灰陶作为良渚文化的特征，因此只要是发现了黑衣陶，就是进入了良渚文化层，而不了解这类黑衣陶不仅产生于良渚文化的前身崧泽文化，也盛行于其后的马桥文化，延续的时间很长。因此把上层马桥文化与下层良渚文化并为一层，有良渚文化与马桥文化共存说，以为在同一文化层，仅是上部马桥文化的内涵多于良渚文化，而下部则是良渚文化内涵多于马桥文化。马桥遗址的发掘，分清了良渚黑衣陶与马桥黑衣陶的区别，除器形不同之外，良渚黑衣陶薄而黑，器表往往显现铅样光泽，而马桥文化的黑衣陶则胎厚，器表呈灰黑色。良渚与马桥属于两个不同时期而且并不完全承续的文化类型，良渚文化早于马桥文化。
1993至1997年，马桥遗址又进行了四次发掘，揭露了大量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及历史时期的文化遗存。其中属于良渚文化的遗存有房址2处，灰坑6个，墓葬12座。
1961年发掘了上海崧泽遗址，发现其中层文化的器形特征，上承马家浜文化，下启良渚文化，是二者的中间类型。晚期则已具有向良渚文化过渡的迹象，从而了解良渚文化是从崧泽文化发展而来，填补了从马家浜文化到良渚文化之间的缺环，初步建立起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发展序列。
1972至1973年，南京博物院主持发掘了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草鞋山遗址呈墩形，面积约4. 4万平方米，文化堆积厚度达11米以上，新石器时代遗存丰富，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以及良渚文化遗存从下到上依次叠压，为太湖地区古文化发展序列的建立提供了依据。这次考古发掘的最大收获在于在一座编号为M198的良渚文化大墓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批玉器，种类有琮、璧、钺等，说明这批玉器的年代属于良渚文化，而以前却一直误认为是“三代之器”或是“汉玉”，从而揭开了良渚文化玉器的神秘面纱，为大批良渚文化传世玉器的断代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1977年，发掘了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在上文化层发现五座良渚文化早期墓葬，出土了琮、璧、瑗、镯等一批玉器，再一次印证了良渚文化玉器的确切时期。其中M4出土镯形玉琮一件，外壁以减地法突出四块对称的长方形凸面，上面刻兽面图案，被学术界认为是良渚文化最早的玉琮形态之一。
1982年，发掘了江苏武进寺墩遗址，在良渚文化编号为M3的大墓中，发现墓主人周围及身上有玉璧24件，玉琮33件，加上其他玉器合计百余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发掘时多数玉器均已碎为数块，许多玉器及墓主人肢骨均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发掘者认为：“上述这些现象，说明在葬地曾举行某种敛葬的宗教仪式。其过程是：先于死者葬地的头前和脚后铺上各十余件玉璧，然后放火燃烧，等火将灭未灭时，将死者安放于葬地，再围绕四周放置玉琮，并在头前脚后放置陶器和其他玉石器，而将最好的两件玉璧摆在死者的胸腹之上，最后覆土掩埋。”由于寺墩M3的这一重要发现，再结合其他考古发掘资料，主持寺墩发掘的汪遵国提出良渚文化有“玉敛葬”的习俗，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对良渚文化的认识。
1982—1987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先后三次发掘了上海市青浦县福泉山遗址，全面解剖了一个良渚文化的高台墓地，发现这类被称为“山”的高台，实属人工堆筑而成，以用作贵族墓地。在福泉山上还发现有燎祭的祭坛，坛下及周围有墓葬多座，墓内出土了大批精美的玉器与陶器，并且发现其中的三座使用了人殉与人牲。
1986年是良渚文化考古取得重大突破的一年，这一年发掘了后来举世闻名的浙江余杭反山墓地，不仅证实了反山确为人工堆筑的贵族墓地，还发现了11座良渚文化大墓，出土随葬品多达1200余件（组），其质地有陶、石、玉、漆和象牙器等。其中单是玉器即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出土玉器种类之多，纹饰之精，均为前所未见。尤其是第一次发现了玉器上所雕刻的神人兽面纹的整体形象以及玉钺与柄上的冒、镦之间的玉饰关系，对进一步研究良渚文化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1987年发掘了浙江余杭瑶山遗址，这是一处良渚文化的大型祭坛，在坛上及周边清理了12座大墓，出土了大批精美的玉器。良渚文化祭坛的发现对于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重要的意义。
江苏新沂花厅遗址早在1950年即由南京博物院在考古调查时发现，1952、1953、1987、1989年南京博物院共进行了四次发掘，共清理墓葬87座，其中南区23座，北区62座，其他区域2座。花厅北区墓地大汶口文化与良渚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引人瞩目，这对于良渚文化的北上发展与扩张以及与大汶口文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88年发掘了上海金山县亭林遗址，清理了良渚文化墓葬23座，出土了一批石玉陶器，墓内人骨保存良好，为其他墓地所少见。而人骨均有移位迹象，似在人体入棺腐烂以后，又经过搬动所致，为良渚文化葬俗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87至1989年，苏州博物馆与吴江县文物管理委员会两次发掘了江苏吴江龙南遗址，发掘面积约800平方米，找到崧泽文化晚期和良渚文化早期的聚落。龙南遗址发掘的最大收获，是发现了原始村落，探明了村落的布局，看到影响村落兴衰的关键在于河道，对太湖地区原始村落有了新的认识。1991及1997年，龙南遗址又进行了第三、四次发掘，所出土的器物表现出明显的良渚文化晚期特征，极大地丰富了该遗址的分期资料。第三、四次发掘所发现的以木桩为基础的干栏式房址与该遗址以往发现的浅穴或半地穴式的建筑风格迥异，反映了水网地区原始先民为适应环境在居住形式上的多样性。
庙前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荀山南侧，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88—1989、1991、1992、1993、1999、2001年共进行了六次发掘，发现了马家浜文化至良渚文化晚期的房址、河沟、水井、灰坑、墓地等大量遗存，出土了大量遗物，为良渚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1991—1992年，两次发掘江苏昆山赵陵山遗址，在高台上清理了18座良渚文化墓葬，并在土台的西北部外围，发现一批以青少年作杀殉的遗迹，这为良渚文化阶层分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例证。
1987和1992年在浙江余杭的大汇观山果园（后称莫角山遗址），发现一处前所未见的大型高台遗址，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高出农田约10米。经探掘，在它的南部有大面积的燎祭场所，中部有一块不少于3万平方米的夯筑遗存，可能是一处与礼制性建筑有关的基址。在北部尚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三个夯土基址。据分析这里可能是良渚文化的一处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或许就是一座台城。20世纪末，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良渚遗址群所在的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瓶窑镇一带进行专项考古调查，发现和确认良渚文化遗址135处。良渚古城以及莫角山宫城已呼之欲出。
1995和1996年，发掘了浙江桐乡普安桥遗址，解剖了一个高约2米的低土墩，清理了17座良渚文化中小型墓葬和较为完整的房屋建筑遗迹，弥补了有关良渚文化建筑资料的空白。
199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浙江遂昌好川墓地，清理良渚文化晚期至夏末商初墓葬80座，出土了玉器、漆器、陶器、石器等大量遗物。好川墓地的发现意义重大，填补了浙江省西南部浙、闽、赣三省交界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同时为一些重大学术问题如良渚文化的去向、马桥文化的渊源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线索。
1997年抢救性发掘了江苏昆山少卿山遗址，这是一处面积较大的内含崧泽和良渚文化遗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在早期良渚文化堆积之上堆筑有一面积1600平方米、高6米的土台，土台系搬运生土堆筑而成。该土台既用作墓地，又是祭祀土地之主的地方。此外在揭露的一座房址中，发现了用芦苇编织的墙骨两段，保存完整，这在太湖地区还是首次被如此完整地揭露出来。另外，在村落遗址中还发现有大量的水稻植物蛋白石，表明良渚文化早期水稻的种植已很普遍。
1998和1999年，两次发掘了江苏昆山市绰墩遗址，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尤其是良渚文化增添了一批重要资料。
1999年11月至2000年6月由南京博物院、无锡市博物馆、江阴博物馆合作发掘了江苏江阴高城墩遗址，这是良渚文化时期又一处规模较大、有严谨的布局规划和严格建筑方法的高台墓地。发掘面积1157平方米，发现良渚文化大、中型墓葬14座，出土文物232件（组）。在已清理的400平方米墓地范围内，墓葬呈人字形向西北、东北方向排列。墓葬大都有棺椁类葬具，发掘时找到了清晰的棺、椁板灰及木纹的痕迹，搞清了棺椁的结构以及椁与墓坑的关系。该遗址的特点是内涵新，墓葬规模大，13号墓是迄今为止良渚文化发现的墓坑最大且葬具结构保存较好的一座大墓。其规模和随葬品表明墓主的地位可能较高，这种随葬玉器等级较高而数量不多的墓葬，可能代表着良渚文化的另一类型。高城墩遗址所在的苏南地区是环太湖文化圈中十分重要的地区，该遗址的发现表明苏南地区在良渚文化中的地位不容忽视，可能代表着与宁镇地区、上海福泉山一带地位相若的另一个中心。该考古发现由于其重要性被评为一九九九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
2000—200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余杭市瓶窑镇文家山遗址进行了发掘，揭露出一处延续时间较长的良渚文化墓地，共清理墓葬18座，其中M1出土玉器较多，并且随葬了大量石钺。
2001—200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桐乡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对浙江桐乡新地里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近3000平方米，发掘良渚文化墓葬140座，还发现了红烧土营建遗迹、灰坑、灰沟、井、祭祀坑等众多良渚文化遗迹，出土了大量遗物。新地里遗址的发掘，揭示了高土台反复使用和逐渐扩建的过程，墓葬中出土的两件分体石犁在良渚文化中首次得到确认。
2002—200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海盐县博物馆对浙江海盐仙坛庙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面积约2400平方米，清理了自崧泽文化早期至良渚文化晚期的墓葬166座、房屋遗迹25处、水井6个、灰坑69个、祭祀坑55个，出土玉器、石器、陶器和牙骨器等各类遗物1300余件（组）。仙坛庙遗址是嘉兴地区已发掘的崧泽至良渚文化时期遗址中聚落结构形态及其阶段性演变最为清晰完整的一处。这一发掘是对太湖平原史前台墩聚落模式的产生与演变过程的完整揭示。
卞家山遗址位于良渚遗址群的南缘，经过2002、2003、2005几个年度数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的墓地、大型水沟、水滨埠头及木构码头等重要遗迹。发掘出土的遗物非常丰富，其中漆木器的大量发现成为卞家山遗址考古发现的亮点。
2003—2004年和200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平湖市博物馆对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进行了两期发掘，发掘总面积2600平方米。共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3个人工土台、271座墓葬、44个灰坑，出土各类良渚文化时期器物3000余件（组）。其中H70中出土了长达106厘米的木质犁底组合式石犁，反映了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发展水平。200余件陶器或石器上保留着刻画符号，这是目前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最多的。其中两件石钺上的刻画符号成组出现，似乎具有原始文字的表意功能。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桐乡市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遗址进行扩大发掘。发掘时间长达4个月。发现这是一处良渚文化人工堆筑的高台墓地，一共清理良渚文化高等贵族墓葬7座，祭祀坑21个。出土陶、玉、石、牙骨器等珍贵文物260多件（组）。
2004—2005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桐乡市博物馆对浙江桐乡姚家山遗址进行发掘，发掘总面积1300平方米。发现这是一处良渚文化人工堆筑的高台墓地，清理良渚文化贵族墓葬7座，祭祀坑21个。出土陶、玉、石、牙骨器等珍贵文物260多件（组）。姚家山是浙北地区近年来发现的最高级别的良渚文化墓地。桐乡、海宁一带是除余杭良渚遗址群外良渚文化遗址的另一个密集分布区域，本次发掘为研究和探索良渚文化的区域类型、丧葬习俗、高土台的营建目的与过程，祭祀坑与墓葬的关系等诸多方面提供了重要线索和实物资料。
2003—2005年，南京博物院与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发掘了无锡邱承墩遗址，清理马家浜文化墓葬12座，房基一处，崧泽文化祭祀遗迹2处，良渚文化墓葬10座。良渚文化贵族墓葬中，出土了较多琮、璧、钺等玉礼器。这处高台墓地应是研究太湖北岸良渚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环。
2006年至今的良渚古城及其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发现是迄今为止良渚文化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2006—2007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良渚古城遗址进行了发掘，首次用确凿的考古资料证实了良渚古城的发现，并将以往所知的莫角山遗址及反山贵族墓地，乃至良渚遗址群内的许多遗址组合为一个整体，为研究良渚遗址群130多处遗址的整体布局和空间关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2010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要以探寻良渚古城的外郭城为主要目标，经过一年多的考古调查钻探以及对以往相关资料的分析，基本可以肯定良渚古城北面的扁担山遗址，东面的里山、郑村遗址和南面的卞家山遗址等高地构成了良渚古城外郭城的形态，其控制面积约八平方公里。
郭城之外，近年来又有了重大发现，即在良渚古城西北部山系附近可能存在一个庞大、复杂的水利系统，主要由多座堆筑在山体之间沟谷地带的近十个大小不同的大坝组成，根据坝体位置和海拔的不同，构成高低两组水坝群。高坝系统建在西北侧两条山谷的谷口位置，包括彭公岗公岭、老虎岭、周家畈、秋坞、石坞、蜜蜂弄等坝体，坝顶海拔标高30— 40米，相对谷底高度15—20米。坝体长的近百米，短的几十米，依两边山体的距离而定。高坝东南侧为低地，低地的南部和东部有低坝系统，同样是经山体由多条水坝接续而成。其最东侧的坝体为塘山（土垣），长达五公里，是整个系统中最长、结构最复杂的坝体。
良渚古城遗址一系列的重大发现，已成为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2018年1月，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处致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推荐“良渚古城遗址”作为2019年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2019年7月，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3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根据世界遗产第3、4条标准，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5处。
茅山遗址位于杭州市余杭区临平镇，2009年至2011年进行了三次发掘，共计发掘面积2. 1万平方米，清理出大量遗迹和遗物，清楚地揭示了整个聚落的布局。山坡上为居住生活区，坡下低地平原为稻田耕作区。稻田耕作区发现有良渚文化中期、晚期和广富林文化的稻田，三期稻田遗迹地层关系清楚；时期不同，稻田形态各异。本次发掘对于深入研究良渚文化时期的聚落形态与稻作农业有重大意义。
玉架山遗址地处余杭东部，遗址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自2008年以来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就对该遗址进行了全面的钻探与发掘，目前工作仍在进行之中。该遗址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大量遗迹与遗物的清理，还在于发现了六个相邻的环壕围沟组成的完整的良渚文化聚落，首次揭示出了良渚文化社会的一个基本单元，为研究良渚文化的基本社会组织单元提供了宝贵的材料。
小兜里遗址位于浙江省海宁市西北，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海宁市博物馆于2009至2013年间共进行了四次发掘，发现崧泽至良渚文化时期多处土台，清理墓葬50座，出土遗物丰富，其中含高等级玉器。
2011—201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海宁市博物馆对浙江海宁皇坟头遗址进行了发掘，共发现崧泽文化至良渚文化的墓葬240座，此外还发现多个土台及叠石圈遗迹，这在良渚文化中还是首次发现。
2008与2010年，上海市博物馆对上海青浦福泉山吴家场墓地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了M204与M207两座权贵大墓，出土了一批精美的随葬品。其中M207随葬了一件长约1米的象牙板，很像是持握在手中的权杖类仪仗器具，其上刻满了神人兽面图像。
1999至2015年，上海博物馆等对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面积逾7万平方米，这是长江下游地区迄今为止发掘面积最大的一处遗址，清理了崧泽文化及以后各个时期的遗迹8000余个。广富林遗址对于探索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意义重大，因其发现而命名的“广富林文化”，年代距今约为4100年至3900年，是研究良渚文化之后长江下游史前文明演进的重要材料。
2011—2015年，南京博物院对江苏兴化、东台交界的蒋庄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揭露良渚文化聚落一处，发现并清理了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蒋庄遗址是长江以北地区首次发现的大型良渚文化聚落遗址，填补了长江以北地区良渚文化考古发现的空白，因其重要性入选了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中初鸣良渚文化玉器加工作坊遗址群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面积约为7. 5万平方米，是迄今为止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时期发现的规模最大的玉器加工作坊遗址群。2018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德清县博物馆对其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出土陶器、石器、玉器（包括玉料、半成品、残件）等标本共2000余件，其中玉料、玉器半成品1500余件。中初鸣制玉作坊遗址群年代明确为良渚文化晚期，是迄今为止中国新石器时代发现的最大的制玉作坊遗址群。
二、良渚文化的研究历程
虽然施昕更早在1936年便已发现了良渚文化，但人们对于这一文化的全面了解与深入研究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现在我们对良渚文化的认识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这一辉煌灿烂的文化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依然有许多不解之谜，需要我们继续坚持不懈地去探索。
在良渚文化发现之初，人们对于这一文化的认识尚处于探索阶段，既有真知灼见，也不乏牵强附会，这在一个新文化的认识过程中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筚路蓝缕，首在开创之功。
在《良渚》一书中，施昕更发表了自己对良渚文化的初步见解，认为中国民族与其文化，其原始皆出自本土，驳斥了某些西方学者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的论调，主张杭县的黑陶文化是在东南发展的一支，属新石器时代的一次重大发现，确可与中原并驾齐驱。施昕更的这一见解，即便到现在，也依然是真知灼见，而在当时更是振聋发聩。施昕更还认为，杭县的黑陶文化是由山东城子崖黑陶文化发展传播而来，这种认识，几乎是当时所有学者受时代局限而导致的一个误区。
1939年，梁思永通过对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浙江杭县良渚黑陶的全面研究，将全国带有以黑陶为特征的龙山文化划分为山东沿海、豫北以及杭州湾三区，把良渚黑陶归入山东龙山文化黑陶系统，进而认定前者是后者传播的结果。
由于时代的局限，施昕更与梁思永的主张不谋而合却又共同走入了一个误区。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施、梁二人的主张仍被学者广泛引用，可见对于良渚文化的正确认识确实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时期。不过施昕更当时也觉察到山东龙山文化黑陶南传的同时，也加入了少许异质成分，暗示龙山黑陶与杭县黑陶并不完全一致。而梁思永也认为杭州湾区的黑陶大量盛行的圜底器、圈足器和平行横线的凸纹在山东沿海和豫北两区并不多见，具有自身的文化特色，是区别于其他两区的特征所在。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们对良渚文化的研究与认识几乎停滞不前，施、梁二人的主张依旧是学者广泛引用的论点。不过已经有人注意到良渚黑陶的独特风格。汪济英在对山东龙山文化黑陶与良渚黑陶进行比较分析后明确提出：“良渚黑陶有它独特的风格”，“决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
1957年夏鼐在为《浙江新石器时代文物图录》一书作序时则详细辨明了良渚黑陶与龙山文化黑陶的异同，指出：“浙江的黑陶容易干后褪色，没有山东龙山文化的那种标准的蛋壳黑陶。器形除圈足外，也有大量圜底的，山东龙山文化中盛行的平底器却较少。陶鬶发现不多，也不是标准的龙山文化形式。有段的石锛和石凿，表示和东南沿海如福建、台湾等处的关系。特别的三角形石刀，在这区好几处发现过，却为他处所未见的，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此外，如鱼鳍形的鼎足，沿刀背一系列凹孔的石刀，也是他处所未见的。”
1958年8月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师生在编写《中国考古学》教材初稿时，在新石器时代考古这一部分，把环太湖地区的黑陶文化从龙山文化中独立出来，单独命名为“良渚文化”。1959年12月，夏鼐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文物考古队队长会议上发言，正式提出了“良渚文化”的考古学命名，他认为“太湖沿岸和杭州湾的良渚文化，是受了龙山文化影响的一种晚期文化”。“良渚文化”的正式命名，标志着人们对于这一文化的认识已经逐渐走出了传统的误区，在良渚文化的研究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
1966年以后，由于受到“文革”的影响，有关良渚文化的发掘与研究也几乎陷入停滞状态，直到70年代以后才逐渐步入正轨。上海崧泽遗址以及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等一系列具有地层关系遗址的发掘，为良渚文化的来龙去脉以及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序列的研究指明了方向。1975年，吴汝祚率先理出了环太湖地区的史前文化发展序列，指出“在太湖地区内，现已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年代较早的有马家浜文化，其次为崧泽中层类型的文化遗址，再次为良渚文化”。其后以苏秉琦为首的学者提出的关于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为良渚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理论上的帮助。在谈到太湖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序列时，苏秉琦认为：“太湖地区的材料较多，对它的重要性认识也比较清楚”，“以溧水神仙洞为代表的洞穴堆积，为探索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提供了线索。至于早到距今七千年前的，以及晚至四千余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面貌和它们的变化情况也粗知轮廓了”。在马家浜文化之后，“中期阶段可以青浦崧泽遗址的主要遗存为代表，再后是良渚文化”。
草鞋山遗址的发掘不仅为太湖地区古文化发展序列的建立提供了依据，还对良渚文化玉器有了全新的认识。这次考古发掘的最大收获在于在一座编号为M198的良渚文化大墓中意外地发现了一批玉器，种类有琮、璧、钺等，说明这批玉器的年代属于良渚文化，而以前却一直误认为是“三代之器”或是“汉玉”，从而揭开了良渚文化玉器的神秘面纱，为大批良渚文化传世玉器的断代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此后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上文化层发现五座良渚文化早期墓葬，出土了琮、璧、瑗、镯等一批玉器，再一次印证了良渚文化玉器的确切时期。其中M4出土镯形玉琮一件，外壁以减地法突出四块对称的长方形凸面，上面刻兽面图案，被学术界认为是良渚文化最早的玉琮形态之一。
1982年在江苏武进寺墩遗址M3的大墓中，发现墓主人周围及身上有玉璧24件，玉琮33件，加上其他玉器合计百余件。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发掘时多数玉器均已碎为数块，许多玉器及墓主人肢骨均有明显的火烧痕迹。由于寺墩M3的这一重要发现，再结合其他考古发掘资料，主持寺墩发掘的汪遵国提出良渚文化有“玉敛葬”的习俗，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对良渚文化的认识。
在国家文物局和江苏省文化局的领导下，由南京博物院和文物出版社联合发起，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学术讨论会于1977年10月在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汇聚一堂，有关良渚文化的讨论也成为会议的热点之—。牟永抗、魏正瑾等对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期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阐明了良渚文化经由马家浜文化和崧泽类型发展而来的考古学编年，并指出“太湖流域的原始文化就是中华民族这个形成过程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良渚文化的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良渚文化的研究也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1986年11月，由浙江省文化厅、文物出版社、南京博物院等八家单位联合举办的“纪念良渚文化发现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浙江杭州举行，一时间，群贤毕至，各抒己见，将良渚文化的研究推向了一个高潮。其后余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又收录数十篇研究论文，于1987年12月编辑出版了《良渚文化》专辑。1990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上海博物馆主办了“良渚文化座谈会”和“良渚文化展”。同年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南京博物院专家编著的《良渚文化玉器》图录也出版发行，从而进一步掀起了良渚文化的研究热潮。
九十年代以后，良渚文化的研究更加蓬蓬勃勃，并进而发展到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等重大学术问题，良渚文化在中华文明体系中的地位也在逐步提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就以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为主探索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于1991年11月在北京举行座谈会，《考古》杂志发表了座谈纪要，在国内外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1992年1月良渚文化博物馆在余杭市良渚镇破土动工，1994年5月正式开馆。良渚文化博物馆的开馆对于良渚文化的宣传与研究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1996年，适逢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之际，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浙江省博物馆、余杭市政府、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联合主办了“中国良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这是良渚文化研究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盛会，是良渚文化研究走向国际的一座里程碑。在这一盛会召开之前，出版了一系列有关良渚文化研究的论著，主要有南京博物院徐湖平主编的《东方文明之光——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纪念文集》，余杭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等单位编辑的《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明达与日本金泽大学中村慎一编辑的日文版《良渚文化——中国文明的曙光》等等。《浙江学刊》也在当年第5期特辟了“专家笔谈良渚文化”专栏。这些汇聚中外专家对于良渚文化最新研究成果的推出，成为一大学术盛举。《良渚文化研究——纪念良渚文化发现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也最终于199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此外由林华东所著的《良渚文化研究》一书也于1998年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本书分十二个章节，论述良渚文化的发现与命名、遗址分布与范围、生活环境与设施、陶器特征、生产工具及经济特点、精神文化、玉文化及玉礼器、古国出现、消亡去向、地位与影响等内容，是一部系统研究良渚文化的学术专著。
历史在跨入新千年之后，良渚文化的研究也更上了一层楼，展现出蓬勃向上、方兴未艾的朝气。随着中国文明探源工程等课题的提出，《良渚遗址总体规划》的制订，良渚国家遗址公园项目的启动，良渚遗址申报《世界遗产名录》工作的展开，2001年6月成立了国际良渚学中心。中心的主要功能是收集和整理良渚学研究的基础资料，广泛集合国内外学术智力，推动良渚文化的多学科研究。随后国际良渚学中心编辑出版了第一批《良渚学文集》，以综论、发掘报告及简报、玉器、相关论述和陶器、石器、木器五类编辑，文集收入了1949年至中心成立以来的与良渚文化相关的大量文献，约300万字，这一切对于良渚文化的研究无疑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新千年以来，良渚文化又有了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尤其是围绕良渚古城遗址展开的钻探与发掘，从而推动了对这一文化的深入认识与研究。
2001—2002年浙江桐乡新地里遗址发现了一批良渚文化的墓葬，分成三片，表明良渚文化时期墓葬的埋设很可能以家族为单元的。
2003—2006年，浙江平湖庄桥坟遗址出土了200余件陶器或石器（其上保留着刻画符号），这是目前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最多的。其中两件石钺上的刻画符号成组出现，似乎具有原始文字的表意功能。这一发现也推动了学术界对于良渚文化文字源起的研究。除了针对这一遗址所编的《平湖庄桥坟遗址刻画符号图集》外，由张炳火主编、良渚博物院编著的《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一书，收录了卞家山、庙前、庄桥坟等遗址发现的554件带刻符陶片、石器和玉器，符号总数达656个，为良渚文化刻画符号乃至早期文字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003—2005年，江苏无锡邱承墩遗址的发掘表明，在武进寺墩遗址之外，太湖北岸还存在另一处重要的高台墓地，这处高台墓地应是研究太湖北岸良渚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1994年良渚文化博物馆开馆以来，一直致力于良渚文化的宣传与研究，连续出版了多期《良渚文化论坛》。为纪念良渚文化博物馆开馆五周年，1999年馆方推出了第一部《良渚文化论坛》学术专辑，收录了20多位国内知名学者和良渚文化博物馆业务人员的研究文章。2002年良渚文化博物馆推出了第二部《良渚文化论坛》学术专辑，2003年又推出了第三部。2008年良渚文化博物馆升级为良渚博物院，作为开院特刊，推出了第四部《良渚文化论坛》学术专辑。
2005年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国际良渚文化研究中心和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邀请近40位海内外学者，在杭州举办了“良渚文化专题学术讨论会”，就良渚文化人地环境、衰亡原因和下限年代等问题展开讨论，出版了学术专辑《良渚文化探秘》。
为纪念良渚遗址考古发现七十周年，2006年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的“纪念良渚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东南地区史前考古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近60位专家学者参会。良渚文化考古学研究是本次会议的重要主题，与会专家在聚落形态、社会组织、与周边的文化交流以及玉石陶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研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辑了本次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共收录有关良渚文化发现与研究论文42篇，反映了新十年良渚文化研究的状况与水平。
2006年至今的良渚古城及其外围大型水利工程的发现是迄今为止良渚文化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一方面推动了学术界对于良渚文化的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对于探索中国五千年文明意义深远，十多年来发表了一批相关研究论文与著作。
2007年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了良渚文化研究丛书，推出了一批专家学者对于良渚文化的专门研究，主要有刘斌著《神巫的世界——良渚文化综论》，赵晔著《湮灭的古国都城——良渚遗址概论》，蒋卫东著《神圣与精致——良渚文化玉器研究》，王宁远著《遥远的村居——良渚文化的聚落和居住形态》，俞为洁著《饭稻衣麻——良渚人的衣食文化》。这些著作从不同角度对良渚文化展开深入研究，是一部系统研究良渚文化的系列丛书。此后随着良渚文化的考古新发现以及研究的新进展，这套丛书又进行了修订与再版，并增加了新的研究领域。2013年杭州出版社出版了由王国平任总主编的杭州丛书，其中包含良渚丛书，主要有刘斌著《神巫的世界》，赵晔著《良渚文明的圣地》，蒋卫东著《玉器的故事》，王宁远著《从村居到王城》，俞为洁著《良渚人的衣食》，方向明著《神人兽面的真像》，梁丽君著《纹饰的秘密》，陈杰著《良渚文化的古环境》，丁金龙著《良渚文化的水井》，赵大川、施时英著《良渚文化发现人施昕更》。
在良渚文化综合研究方面，继林华东之后，刘恒武于2008年出版了《良渚文化综合研究》一书，结合考古新材料与新认识，对良渚文化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探讨。
良渚文化的玉器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焦点，除了发掘简报与报告外，与此相关的一些玉器图录为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重要的玉器图录主要有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主编的《良渚文化玉器》，收录了浙江余杭反山、瑶山，江苏武进寺墩、吴县草鞋山、张陵山，上海青浦福泉山等重要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200多件精美玉器。浙江省文物局主编的《良渚古玉》，主要收录了反山、瑶山出土的精美玉器，少数来自杭嘉湖地区的其他遗址，有些为首次公布，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还有刘斌主编的《中国出土玉器全集·8·浙江》等。关于良渚文化玉器工艺研究的论集主要有《良渚玉工》，本书汇聚众多亲身发掘浙江良渚文化遗址的学者，第一手深入观察研究良渚文化玉器，从考古学角度全方位解析良渚玉器技术的源流。
2016年是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八十周年，过去的五十、六十、七十周年纪念活动都开了研讨会出版了研究文集。而从2006至2016年的十年间，良渚文化考古又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大型聚落址、中心聚落址的考古取得重大突破，尤以良渚古城和外围水利系统的考古新发现为代表，也越来越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为了纪念良渚遗址考古发现八十周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共同编撰了《良渚考古八十年》，以图录的形式展现了八十年来良渚文化考古与研究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