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本书的主要内容如书名所展示的那样，讲述的是良渚文化与华夏文明。虽然良渚文化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在时间上有短暂的交错，但本书的核心思想并非是对两个不同区域的文明展开的比较研究，而是重点探讨良渚文化是如何融入中华文明并一直传承至今。因此本书的核心思想依然是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发展问题的。

在世界文明史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与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对应着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所以从世界范围看文明起源也是多元的，就像中国文明起源之初“满天星斗”的多元格局。所不同的是，多元并未一统，而且除中国外，其他三大文明都未能延续下来，所以在前面加了一个“古”字。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生生不息，传承至今，所以不必称古中国。当我们重新回到中国文明形成之初的“满天星斗”的时代，探索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再到多元一统的“重瓣花朵”的历史格局，实际上我们已经不是单纯地在寻找中华文明的源头究竟在哪里，而是在探讨一个延续了几千年至今仍生机勃勃的文明的形成过程。毫无疑问，中国文明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内涵，但能够延续数千年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多元，而是一统。良渚文化与华夏文明正代表了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统的关键时期。

选择良渚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在于在“满天星斗”的时代，良渚文化是当时中华大地上最亮的一颗文明之星。而对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的探讨则是一种必然，因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格局的形成使得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以后一直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

从中国文明起源的角度看，良渚文化仅仅是众星之一，其他地区也都有自己的文明之星。如辽西的红山文化、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等等，甚至像淩家滩、石峁这样小的区域文化也曾迸发出闪亮的文明之光。所以要想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作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对所有的中华文明之“元”都应该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多元一统的整体研究才能更上一层楼。此外西方文明对中国文明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这不是“西来说”，而是历史的事实，如青铜、小麦、战车等等。

从本书的结构来看，首先立足于良渚文化，对良渚文化的整体情况进行了概述，然后对良渚文化的文明成就进行分门别类的探讨。在探讨过程中依然以考古材料为主，再辅以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对于不同的类别，文明成就的认可程度也是不一样的。如良渚古城遗址，争议不大；而对于刻画符号，虽然已积累了相当多的材料，也有不少知名学者认为部分当属早期文字，但从严谨的学术角度而言，认为其是文字的说法还缺乏足够的证据。当然我们的认知会随着考古材料的新发现而不断改变。如张光直当年依据当时的材料判断中国“考古学上在东周以前也没有大规模水利建设或农业灌溉的证据”，而良渚古城外围防洪水利系统的发现表明这种证据是存在的。

良渚文化作为中国五千年文明的代表，在盛极一时之后也走向了衰落，并且在本地区后继乏力。但幸运的是，这一代表性的区域文明并没有像古埃及、古印度或古巴比伦那样湮没断绝，而且在多元一统的大潮中融入了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其优秀的文化因素与文化传统在以后的中华文明中一直得以传承，并成为中华文明血脉相连的一部分。

本书的第三章重点分析了中原华夏文明中存在的良渚文化因素，早期选取了陶寺文化为代表，虽然代表性很强，但从全面性上来看还有不足之处。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早期中国以中原为中心多元一统的格局已基本形成。到了商王朝时期，已是王朝文明。在本章中，分析研究以考古材料为中心，力求无征不信。

本书最后一章主要探讨良渚文化因素是如何传播并融入到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之中的。这种探讨很容易走向推理与假想的误区，因此在本章的探讨中，依然以考古材料为依据。如在探讨良渚文化北进的路线时，从环太湖地区北上海安，再到青墩，这两个地区都形成了良渚文化的遗址群，并非一两个遗址的孤例。而花厅的考古材料则更加坚实。当然在探讨的过程中，理论性的推想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李新伟提出的中国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笔者以为很有道理，并且国外学者也有过系统研究。

总之，本书立足于良渚文化，先对良渚文化进行概述，然后分析良渚文化的文明成就，在此基础上再剖析中原地区华夏文明中的良渚文化因素，最后探讨这些文化因素是如何传播并融入到华夏文明的。

对于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从良渚文化的角度去探讨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笔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贡献一份力量，更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展开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