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解与信赖的媾和

和解与信赖的媾和

这时，就需要为调整通货紧缩政策同美国进行协商，顺便试探美国对媾和问题的态度并传达日本政府的想法。美国恰好也有想法，希望早日缔结和平条约，以建立更为正常的关系，因此，以1950年（昭和二十五年）4月池田大藏大臣赴美为开端，同年6月，被任命为国务卿艾奇逊顾问的杜勒斯为起草和约来到了日本。杜勒斯认为，关于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从当时的国际局势来看，已经不允许日本再继续保持没有军备的状态，因此，作为媾和的条件，他主张日本重整军备。

但是，我从正面反对了这种重整军备论。因为那时日本在经济上还没有复兴，而且如上所述，当时为了实现经济独立，日本正处于不得不强迫国民过艰苦生活的困难时期。这时若在非生产性的军备上花费巨额资金，将会严重推迟日本的经济复兴。举例来说，这种做法就好比让瘦马负荷重载一样。尤其是现代的军备花费非常昂贵，因此，如果要建造实际有用的军备，日本的经济就会遭到破坏，要不然，就只能造一些无济于事的军备。何况日本早已失去重整军备的心理基础，对于曾经被迫参加毫无道理的战争的国民来说，战败的创伤依然存在。再者，日本如果重整军备，也许还会刺激亚洲的邻国。根据这些理由，我反对重整军备，直至今天我依然认为反对是正确的。如果那时过早地重整军备，也许日本经济就不会有所谓令人惊奇的发展了。

此事姑且不论，杜勒斯来到日本几天以后就爆发了朝鲜战争。时局极大地帮助了当时因道奇路线而逐渐上升的日本经济。其表现之一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到两个月的8月15日，即停战五周年纪念的那天，就在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标题：“再见啦，靠典当度日的生活”，“从买不到东西的票证到不再需要的票证”，等等。在一个多月后的9月下旬，衣料配给制度便废除了。从战争时期开始一直到那时为止，所有的衣料都被规定了所需的布票数量，如果没有足够数量的布票，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衣料，有时甚至手上有布票也买不到布料。朝鲜战争爆发后没多久，衣服的供应就变得丰富起来，人们感到生活从整体上开始宽裕了。可以说，这种情况表明了在朝鲜战争开始时，日本经济已经攀升了。

同时，当不再依赖补助金资助的进出口贸易初具规模时，日本获得了朝鲜战争的军需物资的订单。此外，海外市场也出现了全面繁荣，日本的商品出口有了飞跃性增长。这对日本经济来说都是极大的助推力。朝鲜战争开始一年后，日本的工矿业生产增加了50%，公司法人的收入在1949年到1951年的两年期间增加到了三至四倍。

关于缔结对日和约，原本担心会因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被推迟，但是爆发战争那年的秋天，美国政府就授权杜勒斯开始媾和预备交涉，并展开了与相关国家的磋商。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1月，杜勒斯以总统特使的身份访日，正式开始了缔结和约的谈判。杜勒斯说：“我们已经不再是缔结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和约，而是在考虑缔结友邦之间的条约。”正如他所说的那样，美国打算对日本缔结宽厚的和约。

但是，杜勒斯所最关心的是日本能否对自由世界作出贡献，为此，日本的安全保障和重整军备的问题再次被提及。他重申了日本重整军备的必要性，但是我同样反复强调了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受欢迎的。为此日本方面提出了与美国缔结协定以保障日本安全的建议。我们认为，从理论上来说，虽然可以考虑依靠联合国来保障日本的安全，但是实际上我们究竟能从联合国究竟得到多大的支持，却是不明朗的。

和平条约的轮廓大体在杜勒斯特使第二次来日时就完成了。双方不仅就日本的安全保障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同时还就以下一些问题达成了谅解：为避免将占领时期的改革政策恒久化，不将其列入和平条约中。战争赔偿原则上采取实物赔偿方式以规避日本的外汇负担。对战犯不再进行新的起诉，并对已判决的战犯设法进行赦免、减刑，等等。

为了就上述方针与相关国家交换意见，杜勒斯特使周游访问了各国。在相关各国中，有的国家坚决要求赔偿，有的国家主张在和约中规定限制日本的军备，还有一些英联邦成员国要求限制日本的经济能力。英国对日本依然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担心日本会在贸易、海运等方面与其竞争。此外，还有一些英联邦成员国则要求限制日本的渔业。但是，杜勒斯说服了这些意见，为“和解与信任的和平”作出了不断的努力。1951年（昭和二十六年）9月，《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38]签订。

不用说，也有人对这个和约进行了各种批判。由于旧金山和约明确地让日本成为自由世界的一员，苏联厌恶这一点，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那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苏联代表葛罗米柯公然地说，《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是为下次战争作准备的和约”，这是与事实截然相反的言论。其后，并没有发生什么战争，而且，看到最近日本和苏联正在增进友好关系，感到非常不可思议。此外，在日本人当中，也有人像是同苏联的主张互相呼应一般，对于日本和美国的合作关系作出挑拨离间的言论及行动。那种认为日本如果追随美国，就会成为“亚洲孤儿”的言论就是最好的例子。

事实上，日本和美国的合作关系是符合双方利益的极其自然的事情。如前所述，日本自开国以来，一直是以同英美两国取得政治及经济上的协调为基本原则的。破坏了这个基本原则，同德国和意大利结盟，才是鲁莽轻率地投入战争的原因所在。日本与美国在经济上的交往开始于明治时期，其关系是极其深远的。日本同美国的贸易额一直都保持在30%左右。像日本这样以贸易为主的国家同美国的关系，其重要性完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从占领到独立这一期间，这种历史性的密切关系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在此期间，日本正是依靠与自由世界各国，特别是与美国在政治及经济上的结合来推动复兴和重建的。因此可以说，日美两国的关系并非因人们的意图而产生，而是自然、又必然的历史发展的结果。(https://www.daowen.com)

日美共同防卫体制也同样如此。战败后的整个占领时期，日本的对内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对美关系的支配，这既是事实，也是必然。有人认为，这种状态已演变为一种惰性，即使独立以后，日本的政策也依旧在追随美国。但是这些人却忘记了随着日本在经济上的发展和实力的逐渐增加，情况已在自然地发生变化。不管怎样，历史事实表明，旧金山和会以后，日本加深了同亚洲各国的友好关系，甚至连苏联等共产主义各国也热烈要求同日本修好和通商。就这样，旧金山和会成为了日本重新出发的基础。

最困难的是同“国民政府”恢复邦交的问题。

从所谓中日事变[39]开始一直到大东亚战争[40]结束为止，日本始终与以蒋介石为领导者的国民政府、即中华民国为交战的对方。战争结束时，由于蒋统的宽大处理，日本在中国的军队和侨民才得以安全归国。然而在以后的几年里，中国大陆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当美国和有关各国磋商对日和约的时候，“国民政府”[41]已经移到台湾，它的“统治权”只限于台湾的狭小范围，而中国大陆则在北京的共产党政权的统治之下。尽管“国民政府”仍然“保留”着联合国成员国的资格以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地位，并且自称对中国大陆具有“主权”[42]，但是，作为现实问题，英国率先承认了共产党政权，此后，印度、缅甸等亚洲各国也相继追随了英国。

这些国家强烈反对美国要求“国民政府”代表中国出席和会的主张。因此，最后美国决定中止邀请“国民政府”参加和会。同时，日本恢复邦交的对象究竟是共产党中国还是“国民政府”，由日本在“独立”后自行选择。经过这样处理以后，才总算举行了和会。

但那时，朝鲜战场上由于中共军队的介入，战争呈现出极其惨烈的状态，使得美国国民对北京政府的感情恶化到了极点。因此，媾和“独立”之后的日本在北京和台湾之间究竟选择哪一方为“建交”对象，便成了美国特别关心的重大问题。万一日本为贸易和其他经济利益所动而同北京政权之间开始建立某种友好关系，美国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将不能不发生很大的动摇。因此，在美国参议院批准和约及其他条约之前，日本向美方明确表示，只同“国民政府”“恢复邦交”。这就是我在1951年底给杜勒斯特使写信的原因。

具体说来，当时围绕批准和约的美国舆论的氛围是，认为日本应在美国批准和约之前同“国民政府”媾和。如上所述，这是因为他们担心日本在“独立”后有可能向新中国政府靠拢的缘故。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确实证据来证明日本一定会选择“国民政府”为“恢复邦交对象”，那么，美国参议院就难以批准和约。

在我来说，同中国台湾“缔结友好关系”、促进经济交流，当然是我所希望的，但是，我也想避免站在否认新中国政府的立场上去和中国台湾进一步加深关系。因为当时中共政权虽然看上去和苏联保持着密切关系，但是中国民众在本质上存在着和苏联人无法相容之处。我认为，文化不同，国民性不同，政治情况也不同的中苏两国，最终必将形成互不相容的状态。因此，我不希望使日本同中共政权的关系彻底恶化。

然而，台湾的“国民政府”尽管实际的统治范围狭小，但它毕竟是自中国事变以来日本的交战国的“政府”，在联合国中所占的“地位”也很重要，[43]再加上战争结束后使日本军民平安撤离中国的情谊，我们在选择媾和对象时，到底还是无法做到无视它的存在。因此，我没有急着去做这个选择，而是尽可能地往后推迟，以便观察形势的变化后再作决定。

但是如前所述，美国参议院方面却是强烈要求日本明确表示态度，看上去如果日本不作出令其满意的表态，就会妨碍和约的批准。这样的话，日本对中国的立场固然微妙，但拖延和约的签订会使问题更加严重。而且联合国大会已经通过决议，给中共政府贴上了“侵略国”的标签，也就是说，联合国和北京政府正处于战争状态中。此外，中共政府在和苏联签订的同盟条约中，也把日本当做了共同的假想敌国。在中共政府不改变这种态度的情况下，我们同它建立友好关系是毫无道理的。因此，在必须早日表明态度的情况下，日本当时除了同“国民政府”签订和约之外，别无他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