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政治批判要谨慎——过多的恶意宣传
根据好恶作出的非理性批判
最近，很多日本艺人有机会到海外公演，尤其是舞蹈、能乐、歌舞伎等日本固有的艺术被频繁地介绍给外国人，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对这些艺人在海外的业绩进行评判时，毁誉贬褒、众说纷纭。尤其是一部分报纸上的批评，让人感觉其中带有作者的个人好恶，怎么看都有失公正性。或许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总会令人感到非常不愉快。
这种事情不仅发生在艺人身上，外交官、政治家和实业家在海外活动时，同样会见到类似的报道。这些观点不顾国家和国民的名誉及利益，仅凭个人好恶就进行非理性的批判。有些人对演说本身既不仔细听、也不做调查，仅凭道听途说的一些内容就口吐恶言、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这难道就是所谓的言论报道的自由吗？总觉这些评论者的心里缺少了一些什么东西。
张伯伦首相的例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到德国与希特勒见面，举行了历史上有名的慕尼黑会谈。过度热心于维持和平的张伯伦首相盲目相信了希特勒除苏台德区以外没有野心的谎言，和法国一起强迫捷克接受割让，获得了局势一时的稳定。尽管此事后来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当时英国的政界对张伯伦的做法和想法也有相当的批判和异议，但会谈结束后，英国的民众不仅到机场迎接首相回国，还对首相在机场作的“用名誉带回了和平”的演讲报以了热烈的掌声。对他国的首相或其他的代表性政治家的言论表示一定的敬意是英国人的习惯，更何况是作为本国代表的政治家，对其出访外国时的言论表示尊敬是理所当然的。(https://www.daowen.com)
首先传播的都是责难和妄评
然而，我国的情况恰恰与此相反。在这种场合下往往有一股风气，完全不考虑在国际上的体面，根据某一篇报道来理解当事者的言行，并加以恶意的严厉批评。这种倾向绝不是最近才有的。最过分的例子就是开完朴次茅斯会议后回国的日本全权代表小村寿太郎外相遇到的那件众所周知的事情。不仅在他回国前就已频频传出各种恶评杂言，回国时他还冒有生命危险。小村全权代表在新桥车站下车的时候，桂首相和山本权兵卫海军大臣陪在他的左右两侧，一起从站台走到了出口。他们是怀着要死就一起死的觉悟，排成一排走出来的。
日本作为五大战胜国之一参加凡尔赛会议以后，西园寺首席全权代表及手下回国时的欢迎仪式也不是非常热闹的。因为在他们回国之前就已有传闻说什么日本是战胜国，但分到的太少了。或日本没能参加五大国会议之类的话。同样，出席伦敦裁军会议[85]的若槻全权代表在回国到达神户时，也曾处于生命受到威胁的紧张状态。
以上大多数的场合，都是对会议的经过以及成果等都还不了解的情况下，责难和妄评就已满天飞了。最近我们看到的倾向也同样如此，都是毫无根据的谣言，说得极端一点的话，就是在那些只想伤害别人的恶意宣传下，舆论受到了蛊惑和挑拨。实在是令人难受的事情。不知道所谓东洋君子之国的风貌究竟在哪里。这样的风气不仅会降低国家和国民的品位，最终还会成为招致国际社会鄙视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