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条约修改案起草委员的诏书和对单方面对等条约系统的全面更改

修改条约的历史，几成失败的历史。到了1892年4月，天皇选定了当时政府内的几个重臣为条约修订案调查委员，并对委员们发布诏书曰：朕即位以来，内治百般事务虽已就绪，而外政仍有未举者，惟条约修订，与中兴鸿业相关联，与国权大本相维系，朕与我臣民，俱切望条约修订早日达成。但是，不知是何原因，这一调查委员会仅开过一次会议就没有了下文，未达成任何结果，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是恰好又遇到以松方伯爵[28]内阁的许多内阁成员辞职，担任调查委员的人本身的进退也发生了种种变迁，条约修订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于是在该年的8月，伊藤伯爵奉命组阁，我承乏外交大臣的重任，躬身拜览前述天皇诏书，深感圣虑之剀切，不顾自己微力之绵薄，立志要成就这一国家大业，也屡屡与伊藤总理详加审议，重新制定了条约修订案，再次开启了与缔约各国的谈判。然而历任当局者所持的条约修订案，因前后时期不同，其形式也各有差异。一般而言，后者所持的条约修订草案与前者相比虽不无进步，但大抵都是承袭井上伯爵起草的方案系统，未能突破单方面对等条约的范畴。然而，如今我国既已确立了立宪制度，国民素质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此之际，对着这一单方面的对等条约，无论再做怎样的改良修饰，毕竟无法适应立宪制度的基本精神，因此无法满足一般国民的要求。如果强行再实践一次的话，很明显，不过是再招致一次失败而已。因此我确信，哪怕在与外国的交涉中增加难度，也要避免因国内舆论的抨击而招致失败，此为上策，于是我毅然决然从根本上改变自井上伯爵以来历任当局者承袭下来的单方面的对等条约系统，制定了一份纯粹的全面对等条约的草案来与各国商议，试探一下他们对此会做出如何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