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英国再度开启条约修改的谈判和攘夷保守论的盛行

于是在1894年7月5日，我根据上述精神拟定了一份通商航海条约的草案交给内阁讨论，在经过天皇陛下的批准后，首先提交给英国政府，并奏请任命当时驻德国特命全权公使的青木子爵兼任驻英国的公使，请青木子爵前往伦敦担当樽俎折冲的大任。英国政府见到日本政府对成为历代悬案的条约修订案进行了根本改动的新条约方案时，一开始似乎并不想对此轻易接纳，但由于我国政府坚定的意志和青木公使巧妙周全的外交手腕，终于答应以这一新方案为基础再度开启谈判。可是这一时期，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国国内攘夷的保守论一派占了舆论的上风，平时那些以反对政府为本色的政党政客，也骤然以这样的论调同声附和并予以大力声援，其中反对内地杂居或是厉行现行条约的迂阔之论一时占据了国会舆论的多数，并且在这样的场合，往往还伴随着不少细枝末节的事情。这些都对伦敦正在展开的条约修订的事业带来了阻碍，不止一次地使两国的全权委员历经数月、呕心沥血的辛苦谈判几乎成为画饼。幸好我国政府为达成明治维新以来的夙愿，一直初衷未改，不避任何的艰难困苦，坚忍不拔地顶住了舆论的多数派论调，其结果是，议会一度被解散，某某政社被禁止，好几家报纸被停刊。如此这般，在伦敦进行的条约修订的事业在百般阻挠之中获得了一线希望，如今正在推进，终于快要到达彼岸了。1894年7月13日，青木公使来电向我禀告，曰：“本使可在明日签订新条约。”我接到这封电信是怎样的日子呢？朝鲜全境的危机正迫在眉睫，仅在两天之前，我向青木公使发去了类似诀别般的训令：“现在必须采取断然的措施。不妨使用任何的借口。你可开始实际的行动。”这一时期我的惨淡经营、席不暇暖的忙碌程度实在是难以名状。就在此时，我接到了青木公使发来的令人欣喜的佳音，连日来的劳苦顿时都抛在了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