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匆匆一览，到此作结。

言不尽意，因本书意旨、篇幅所限及本人力不能逮，只是于戏曲万花筒中撷取西地秦腔一朵斑斓之花，借风摇曳，得以窥见戏剧中所见的外来文化于本土之上的交融。故再三强调，本书并非探讨秦腔发展起源的戏曲史问题，而是从文化交流、影响上，发现戏曲如何在秦地生长，以及探讨秦腔生成的土壤、环境等条件，是着眼于文化背景等层面的列举，而非厘清起源的路径。总结以下几点，既是自己心得，也是想与读者们、专家们、同好们特别交代与共同探讨的。

第一，关于变文。变的关键是其字义该作何解？似以单纯的汉语字义难以充分表达，它是地道的从丝路而来翻译的外来词汇，那么它的含义就很重要；另外，敦煌文献在20世纪初横空出世，敦煌学乃随之兴起，所遗留下的这一大量唐宋时人变文卷子等，极为珍贵。借此，长安与敦煌的关系，也要的重点表述。荣新江说：

长安是唐帝国的首都，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汇聚之都。……敦煌位于帝国的西陲，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城市，但由于地当中西交通的孔道，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和贸易中心。由于唐代留存的文献中有大量产生在长安，而敦煌得天独厚地留下来莫高窟精美的壁画和藏经洞丰富的文书，使得我们对于两地文化交流的探讨有 了可能。

不错，有许多事实也可以作为例证：如（1）敦煌莫高窟第220窟贞观十六年（642）的题记和所绘帝王图，就出自唐朝初年长安的画样；（2）敦煌保留的沙洲僧人悟真大中五年（851）入朝时与长安两街大德唱和的诗集写本；（3）长安大安国寺僧道建和尚在沙洲大云寺宣讲玄宗新撰《御注金刚经》，此前，武则天亦向各地颁送《大云经疏》，敦煌自不例外；（4）《宋高僧传》卷六《唐京师西明寺乘恩传》记载：敦煌归义军政权对远隔千里的首都长安“会昌灭法”后的佛教复兴运动给予强有力的支持，等等。归根结底，中古时期，从长安到敦煌这一文化通道至关重要。它不仅是丝绸之路的首要干线，也是佛教等外来文化进入汉地后逐步融入的路径。

第二，丝绸之路上，并非全是佛教的影响。尚有大量西域音乐进入，另外唐人所谓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也对中原有巨大影响。如摩尼教，众所周知，摩尼教与佛教在教义和实践中常常被人混淆。梅维恒指出：“到1237年（南宋理宗嘉熙元年）左右，变文被归属于异端的摩尼教。更糟的是，这是佛教化的摩尼教。”这说明，仅说中国戏曲受佛教影响显然不够，因之冠之以丝路文化比较切合。更何况，大量进入中原的西域音乐，包括乐器，有的属于波斯文化，显然不属印度渊源之中。变文的被打击，但是在民间的口头演艺中却顽强存活下来。“非常有趣的是，变文之名甚至留存于口头演艺中直至20世纪初。在老北京，有一个叫南方妓院的娱乐场，那儿的艺人据说来自中国南方。……最有趣的是他们的宝卷演出，南方叫宣卷，北方叫唱变文。这后一名号如何保存了五个朝代直到20世纪是一个谜。”

第三，贯穿中国戏曲史始终的目连戏，留在北方的一支更为古老。目连戏是佛教传入中国，由转变直接转换为戏剧表演的重要形式，最早出现在北宋的都城汴梁，连演数日不辍，其中所承袭的不仅包括佛赞的七字句，而且目连戏之所以壮大，更是因为其紧紧依附于民间佛道传统融汇的民俗节日活动，目连戏的表演给戏曲带来丰富的舞台表现，如剧目与各种杂耍技艺。目连戏大戏小戏中均有表现，北方多在皮影小戏中，因之，关中皮影特别引人瞩目，迄今仍十分活跃。华阴老腔皮影是本书关注的焦点，其起源形成、演出体制以至新时代的转化等，都具有相当文化价值，正如华阴本地学者王忠亮、党安华先生一篇综述老腔艺术的文章标题一样，令人回味：《从渭河号子演绎出的影戏神话》。但是，笔者在分析板腔体出现要远早于曲牌体的论述中，关于如何转换成板式，它也是遵循中国戏曲发展的一般规律，主要依据王依群先生的观点，但是提出要从三方面重新解读，不可偏废，拿来实用。本书特别强调王依群先生的学说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有机体。

第四，变文系统之外，唐宋杂剧同样在关中存在，当前最重要的出土文物为韩城盘乐宋墓杂剧壁画，以及西迄关中西府的五代梁李茂贞墓伎乐砖雕、五代周冯晖墓乐舞砖雕等。这些重要的戏曲文物展示出来的是陕西和中国戏曲具有同样的发展路径，没有特殊。特殊之处在于陕西民间的影戏中，或谓历史上之傀儡戏。正像孙楷第先生曾经说的那样：“秦腔演剧，虽不知始自何时，然其声自明以来，即与南北曲并行，似其来源悠远，上有所承，绝非晚近始出者，而观其词之句法体格，实与讲唱经文变文中之偈赞为近，疑其声本一系。”

第五，关于秦腔中的主奏乐器，梆子和胡琴，很有意思，它们既是文化交融的充分表现，也是秦腔后来分途的重要标志。好像乍一融合即告分手，无非是作为探讨梆子与皮黄声腔的一种路径而已。梆子、皮黄均属板式变化体，且同出一源。陕西境内第二大戏曲声腔剧种汉调二黄即属于皮黄声腔，据考察它竟是由西安逐渐被排挤出去的，因而想再次说明，关中故地早有二黄腔流传，只是不被关中父老相识而已。

秦腔源出西北，展现西部风情，其传播区域正好叠加于古老的丝绸之路之上，融汇了东西文化充分交流的因子，活力四射。在明清时代，传播大江南北，跨洋渡海；秦腔又属于梆子腔，是中国戏曲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中国戏曲的发展、形成过程中起到重大的推动作用，而所有的这一切，正与它处于东西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丝绸之路上具有紧密联系。它的出现和传播，一方面是丝路文化的产物，同时又是中国戏曲本身包容性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