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致谢
这本书是一个人中途从大学退学能发生什么的一个例子。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读书时，由于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我在三年级上学期结束后退了学。幸运的是，退学之前我选修了米歇尔·亨特教授的“美国对外关系”课程。虽然亨特教授和我的这本书没有直接关系，但他确实间接地影响了我的思考，我发现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参阅他的著作。当然，我丝毫没有让他对这本书承担任何责任的意思。
退学之后，我很快就发现我并不想一辈子在餐馆里打工或在酒吧里当侍应生，因此便很容易做出重新回到大学读书的决定。我来自新泽西州，所以顺理成章地选择了本州的罗格斯大学，这主要是因为我是该州居民，享受一定的学费优惠，能负担得起这儿的学费。就在罗格斯大学，我的人生开始转变。1985年春季学期，我注册选修了“美国和越南”这门课，它从两方面对我的人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是教授同意下一学年指导我做毕业论文，并且后来让我跟他读硕士。第二个方面的影响是1986年秋在历史系的一次见面会上发生的。当时，一位研究生走进我，试探性地问:“你不是林顿·约翰逊吗？”是的，我是，或者更确切地说，我在“美国和越南”这门课的课堂练习中扮演过约翰逊。这位同学的简单问话开启了我真正奇妙的学术生涯。
在做这项研究的十年当中，我得到了很多人、很多机构的大力帮助。罗格斯大学的理查德·史莱特基金会以及乔治·马歇尔基金会为我外出查找资料提供了经费资助，我查找资料的档案馆工作人员始终鼎力相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已从普林斯顿大学希利·G.穆德手稿图书馆退休的吉恩·霍利迪，她的满腔热情和渊博学识让我在那儿的资料查找工作充满了乐趣。我还要特别感谢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的玛莎·伦德·斯马雷和琼·达菲，她们给我提供了珍贵的视频资料，克拉克亚特兰大大学提供经费让我复制了这些影像资料。这本书中第二章和第三章的部分内容在《美国与东亚关系》杂志上发表过(1992年秋季刊)。
在本书成书过程中，罗格斯大学和其他地方的朋友、同事阅读了部分手稿，并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他们是:乔纳森·纳舍尔、托伦·威利斯、罗伊·多明尼哥以及乔治·萨乔万尼。约翰·罗西古道热肠，不管是当时还是后来，他都是出力最多的。马克·怀特才华横溢，不仅通读了书稿，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还在研究中给予我很多帮助。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的沃伦·金博尔是本书的编辑，他不仅个性豪爽直率，而且见解犀利独到。当我把部分章节的初稿在两次大会上宣读时，戴维逊学院的拉尔夫·莱弗林和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得分校的鲍勃·舒尔茨辛格提出了宝贵的建议。
我在亚利桑那大学历史系做了三年兼职助理教授，从许多方面来讲，我很不愿意离开那儿，因为在那儿我结识了众多可爱的朋友。我的同事凯西·莫里西、帕特里克·米勒对书稿提出了建议，吉姆·密尔沃德在中国历史和中文名字方面出了很多有用的主意。艾立森·富特雷尔不仅弹得一手好吉他，而且还有歌唱天赋，在他的帮助下，我在历史系的才艺表演中首选了吉他弹唱。约翰·克鲁克伯格对戴尔·卡耐基的深入研究对我帮助很大，他的评论同样富有见地。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从和迈克尔·沙勒的相识相伴中受益良多，他通读了整个初稿以及部分修改稿，不仅在专业上提出指导性意见，还在生活中给以细心照顾，更不用说我们在亚利桑那州的山间、沙漠做徒步旅行时，他总是背着装满孩子东西的沉重背包。我的儿子亚历山大无疑非常喜欢这类旅行，他骑在我的脖子上，抓着我的头发欣赏沿途的风景。
除了以上这些在本书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直接帮助的人，我还要感谢以下三个人:一个是我的妈妈琼，琼善良、随和，是亚历山大的好祖母。另外两个要感谢的是汤姆和伊娃·福克斯，我们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我遇到困难的关键时刻，他们都会给予及时的帮助，特别是在我刚刚搬到亚利桑那州的那段时间里，他们给了我很大帮助，令我感激不尽。
我还要特别感谢斯科特·卡姆普梅尔，他本人是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很关心我的研究，经常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阅读我的书稿，提出富有洞见的评论，有时还亲自下厨，让我一起分享他烹制的佳肴。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穆里尔·贝尔、芭芭拉·詹姆斯以及约翰·费奈隆积极帮助我了解有关出版的一些程序，谨致谢忱。我要特别感谢雪莉·泰勒，她不仅挑出了我语言表述的不当，还指出了几处史料方面的错误。(https://www.daowen.com)
关于汉语名字需要说明的是，我以史景迁的《追寻现代中国》为范例，也就是说，除了个别地方以外，我都是用的汉语拼音。蒋介石的汉语拼音我用的是广东话中的“Chiang Kai-shek”，而非“Jiang Jieshi”，主要是因为我引用的很多资料中用的都是“Chiang Kai-shek”。广州在20世纪30年代是“Canton”，到了20世纪80年代才变成“Guangzhou”，显示出对这个城市称谓的变化。与此相仿，谈论现代的北京时用的是“Beijing”，而涉及历史上的北京时则使用“Peking”或“Peiping”。引文中使用原文中的拼音形式，其他地方用汉语拼音。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三个人，没有他们我的这项研究工作就不可能完成，至少不能像现在这个样子。他们是米歇尔·艾达斯、劳埃德·C.加德纳和特丽莎。米歇尔·艾达斯不论作为研究者还是教师，都是一个典范，当然更是一个要好的朋友。我在罗格斯大学读硕士学位时，他在很多关键的地方指导了我的研究，并一直对我的研究成果进行评价，提出建议。
如果我退学后一直在餐馆打工，没有在1985年春天选修劳埃德·C.加德纳的“美国和越南”这门课的话，我真不知道我现在的人生航船会驶向何方。加德纳现在是查尔斯和玛丽·比尔德历史讲座教授[1]，作为导师、学者和教师，他都是无与伦比的。他爱护学生，尊重学生，放手让他们选择感兴趣的历史问题作为研究对象。他的风范、指点和友谊对我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
本书是一个特定时期在两个地方——新泽西与亚利桑那写成的。在写作过程中，从一开始我就和一个非比寻常、非同一般的人同甘共苦。这本书缘起于一个简单的问题，然后朝着我们两个谁都无法预料的方向发展，最终形成现在的样子。言不能尽，本书献给特丽莎，纪念我们曾经拥有的快乐时光和未来的美好日子。
书中错误在所难免，均由作者负责，如蒙指出，我会重新表达我的谢意。
T. C. J
【注释】
[1] 在英美，十分杰出的教授可升为冠以人名的讲座教授。此处是以查尔斯和玛丽·比尔德命名的讲座教授，他们在历史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