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89年，乔治·布什就任美国总统，他深信自己了解中国，对中国人民、中国社会有着不同凡俗的见解，认为中国将要发生里程碑式的重大变革。事实上，乔治·布什就职一个多月后，就以总统的身份首先访问了中国，并在中央电视台发表讲话，告诉中国记者中国是最先经历新的“改革之风”的国家之一，而这股“改革之风”将在21世纪吹遍全球。这阵阵改革之风“有时温润柔和，有时狂暴强劲”，使得中国“就像冬日呼啸北风中的树木……随风摇动，改变其方法，转变其观念，走上了变革之路”。这股清新的希望之风对中美关系也是一个良好的预兆，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在基本价值观念上存在共识，即双方都重视家庭。若干年来，中美关系虽然有过令人不愉快的时刻，但重视家庭的观念让这两个国家紧紧地连在一起，“中美两国人民有很多共同的东西”，乔治·布什说，“而最重要的是牢固的家庭观念”。^[1]

访问中国一个月之后，布什在宾夕法尼亚的兰开斯特会见安曼教派和孟诺教派的领袖时，突然动情地回忆起他和夫人芭芭拉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中国度过的岁月，当时他是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的主任。那时他们夫妇二人还忧虑中国人的家庭生活状况，担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会被“腐蚀变坏”。令他们欣慰甚至深为感动的是，家庭生活的要义保持了下来:“中国的家庭生活丝毫没有受到破坏”。在布什夫妇最近^[2]的一次中国之行中，一个令人动情的时刻是:当布什发表演讲时，下面的中国听众突然问道:“我们的姊妹多萝西好吗？”多萝西曾随布什夫妇来到中国，16岁时在北京接受了宗教洗礼。中国人还牵挂着他的女儿，这的确令总统大为感动，“我当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布什说，“每个家庭都经历过铭刻在心底的美好时刻。”对乔治·布什来说，这个美好的时刻便是他在中国度过的岁月。^[3]

实际上，中美关系的历史从美国方面来讲，一直包含着变化不拘并长期存在的文化因素，从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到轻信、恩抚和敬畏。布什认为中美关系是后三种因素的融合，但要理解他为何持这样的看法，则涉及美国人认为他们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问题。

由于中国形象问题主要源于美国人对他们自己的设想，而不是基于同中国在语言、历史、文化上的相似性，因而详细考察中国的历史并不能解释这一现象本身。相反，中国的历史最多只是这个故事的背景。但就像任何一幅画一样，背景对于衬托、突出画面的中心事件、中心人物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与此相似，就美国的中国形象来说，以前的外交史并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尽管它能说明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历史学家艾米·卡普兰(Amy Kaplan)对此作出了精辟的阐释:“一个国家在国外的政治、经济影响，和该国自身的社会关系以及种族、性别、阶级这些文化话语密不可分。”^[4]通过综合考察文化史和外交史，特别是集中考察美国的大众传媒和大众文化，同时考虑美国的一些援华机构的作用，我们会清楚地看到文化和政治背景在某些时期是如何同政府的特定决策相一致，而在某些情况下又如何限制了对外政策制定者的决策。但这两种情况下的外交政策都不令人满意，而希望制定更好的政策。^[5]

几乎早在布什总统表达他对中国好感的50年前，另外一个卓有影响的美国人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亨利·R.卢斯(Henry R. Luce)——《时代》、《生活》和《财富》三大杂志的创始人兼主编，他也由于在20世纪30—40年代对中国表现出极大的好感，而留在美国人的记忆里。布什探讨“改革之风”，卢斯看到西方的基督教、政治民主、资本主义经济浪潮将要涌向中国;布什在冷战结束后呼吁建立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卢斯1941年在《生活》画报上发表文章，期望一个美国人能发挥巨大作用的“美国世纪”的到来。卢斯为国际事务勾画出一个总体蓝图，其中美国是新的中央帝国:“美国作为不断发展的世界事务的动力中心，作为人类优秀成员的培训中心，作为上帝特殊的选民，应该更加相信给予比接受更荣耀，应该更加确信美国是自由的灯塔、平等的旗帜”^[6]。在卢斯眼里，美国将要作为一个仁慈的霸权，或者父权权威，来行使它的权力，似乎只有美国知道其他国家该怎样做才对自己有好处。

电视时代到来之前，卢斯以其手中强大的媒体力量，对20世纪的美国社会产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尽管卢斯在新闻和大众传媒领域备受关注，但在美国的对外政策研究中却常被忽略。^[7]到了1939年，卢斯出版的多种杂志每星期有几百万的美国读者。后来，时代公司开拓了《时代》周刊和《生活》画报的海外版，他在国外又拥有了成千上万的读者。随着三大杂志的成功和随后涉足无线电广播和新闻纪录片产业，卢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信息接受，《生活》画报尤其如此。它采取新颖的形式，用图片来传达印象，讲述故事，对复杂事件提供简要的分析，这与卢斯的意图极为吻合。结果，他的新闻观常常影响着人们对事件的看法和态度，而这些事件也正是他的杂志提供的。像许多政治家一样，卢斯也有一个政治议程表，但在他这儿更重要的是，他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推动其目标的实现。

卢斯并不是唯一一个对中国的未来持乐观看法的人，传教士、作家、政治家，还有许多普通美国民众，都被反映出美国理想的同一中国形象迷住了。在众多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和企业家当中，赛珍珠(Pearl Buck)、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沃尔特·贾德(Walter Judd)^[8]、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克莱尔·陈纳德(Claire Chennault)、阿尔伯特·魏德迈(Albert Wedemeyer)，以及成千上万为各种慈善组织、政治组织、教育组织、文化组织工作的美国人，都致力于构建同一个美好的中国形象。

从中国角度来讲，“美国世纪”的雏形是由两种发展方向交织促成的。一种是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John Hay)在20世纪初的“门户开放”政策中阐明的自由国际主义。历史学家埃米莉·罗森堡(Emily Rosenberg)在总结美国189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间美国的扩张时，使用“自由发展主义”一词来描述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对外扩张，这一术语一定程度上带有“相信其他国家能够而且应该以美国的发展为榜样”的含义，即美国的经济道路和社会历史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普遍适用的范例。美国的大众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亦是如此，其他国家应该一切以美国为榜样，步美国的后尘。甚至威廉·阿普曼·威廉斯(Walliam Appleman Williams)在充实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时，也认为这种现象是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指导性原则，也就是这样“一种思想……其他民族没有能力真正解决自身的问题，没有能力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除非学习美国，像美国那样去做”^[9]。

另一个发展方向正像詹姆士·吉蒙德(James Guimond)在研究美国摄影时观察到的，是20世纪30—40年代的保守民粹主义。当时，美国对中国旧有的好感通过“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普通美国人和他们的中产阶级制度及文化规范”的方式表现出来。吉蒙德在阅读《生活》画报上一篇描述印第安纳州富兰克林镇上一个典型的星期六夜晚的文章时指出:“《生活》的读者想要看到的似乎是古老的村庄，他们怀恋过去小村小镇的时代，那时人们没有厌倦感，没有贫穷，也没有孤独。”^[10]《生活》画报不仅在报道美国国内事务时反映出这样的情绪，在报道国际事务特别是有关中国的报道时，也是如此。

美国作家葛拉姆·派克(Graham Peck)曾剖析美国将自己的思想投射于其他民族的本质。他警告说:“美国的神人同形同性论……是我们对外关系的最大障碍之一。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似乎太过热衷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其他民族身上。”^[11]葛拉姆所说的可以概括为“美国投射论”，这种投射论追根溯源是从美国根深蒂固的家长制观点衍生出来的。恩抚主义及其所隐含的将成人视为孩子的做法，不只是针对中国，对其他许多国家特别是对亚洲国家，也同样适用。将别的国家视为没有能力治理自己的实体，将其他民族视为孩童，通常为美国制定插手、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方便的借口。这些做法打着慈善的幌子，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接受者国家好。^[12]令人联想到家庭关系的恩抚主义，一般来讲出现在父亲和孩子之间，但用它来描述20世纪初期的中美关系却非常贴切。当时，美国极力扮演父亲角色，或含蓄或明确地将中国视为孩子。虽然美国对待其他亚洲国家很多时候都持这种态度，但以这种态度对待中国的时间更长，渗入程度更高。^[13]

美国对中国的恩抚主义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复杂的时局有关，它带来宗教的基督教皈化思想和世俗的国家仁爱观念。美国人对中国充满信心，认为中国正沿着美国指引的道路前进;认为中国人民乐于并渴望信仰新教，奉行民主政治，特别是在他们名义上的领袖蒋介石的领导下。1931年之后，蒋介石被美国人普遍视为勇敢、英勇的基督徒，时刻准备着带领他的人民沿着美国指引的方向前行。从经济角度看，中美的这种关系也预示着巨大的前景，中国庞大的人口保证了美国产品的销售。这些理念进一步强化了美国人对自己的设想，因此，他们耐心地等待。中国能够被改变的思想让美国人相信中国应该被改变(反之亦然)。^[14]

美国并不是以操纵媒体的方式和在既得利益的推动下，将这些观念简单地强加于毫不怀疑的公众，而是通过一方主动提供帮助，另一方通常愿意接受的方式，来帮助后者解决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在改变中国、让中国采取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过程中，美国人重新确立了他们的独特性和他们在历史中的特殊地位，这些观念曾在经济大萧条和二战时期受到质疑。以恩抚的眼光看待中国就是将美国视为更发达、更先进的国家，美国以完全利他的精神将自己的知识、经验送给一个心怀感激的接受者。

将中国人民视为富有热情的可塑造者，从几个重要方面强化了美国国内保守的民粹主义。其中，种族等级划分和性别角色建构起着重要作用，二者都强调维持现状，而不是推动社会变革。艾米·卡普兰指出，将帝国主义作为美国文化中的主导因素“显示出国内矛盾并没有仅仅局限在国内，而是纠结到国际冲突当中，并导致重新划定、挑战或改变原有的国家边境线”^[15]。美国将自己的理念推广到中国文化中的做法正是卡普兰所说的这个过程的一部分，美国人通过将自己的特征、品性、习惯投射到中国人身上，以优越的眼光来看待自身，把中国当做一面镜子，正像一位评论家后来所说的，“这面镜子照出了美国典型的自恋形象”^[16]。

这里的形象、观念和文化建构涉及中美关系的大众话语，包括信念、情感、定型化形象、看法、主观影像，也许还包括更重要的希望，这一切都是美国公众在自己的文化视野内，不断地建构中国形象的一部分。这种现象很容易使美国人采用比较的方法，用美国的榜样和经验之镜来观照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为了鼓励这种做法，美国媒体在描述外国事件时喜欢使用简单的类比和扭曲的意象，这种情形一直延续至今，并对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位社会学家指出:“美国公众的看法推动了某些对外政策的出台，这些政策反过来又使这些看法广为人知，但这一切都是在不利于其他国家的基础上做出来的。”^[17]

许多文化史家都认为，有意识地推动建构的公共形象和其所带来的影响之间的关系，是不好把握的。比如，罗兰·马钱德( Roland Marchand)在对20世纪20—40年代的广告和美国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时指出:“我不能确定地说美国人吸收了广告里面的价值观和理念，也不能确定地说消费者使用自己的权利保证广告反映了他们的生活。”他强调说，广告并没有反映出真实的情况，而是对现实的扭曲。^[18]罗兰·马钱德的说法同样适用于美国的中国形象。一种特定的形象传播出去不一定会产生预期的结果，生活中不存在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文化和政策制定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简单。但任何有关中美关系的研究都要考虑新闻媒体的作用，因为新闻媒体承载着公众对有关问题的论争。两位社会学家甚至提出这样的看法:“媒体话语决定着大的文化问题，媒体既反映文化问题，也参与文化建构。”^[19]

从这方面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亨利·卢斯不仅通过自己的媒体帝国影响了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而且通过自己坚持不懈的努力，再加上其他许多人的工作，反映出了美国对中国的许多看法，且不管这些看法正确与否。谈到公众话语问题，一位历史学家曾指出:“利益、权力和价值观各自平面地反映着现实，即从语言的概念层面上反映着现实。”^[20]

公众话语，不管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不管是出自政府官员、传教士、企业执行官、新闻记者之口还是普通民众之口，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历史学家米歇尔·亨特(Michael Hunt)对此做出了十分巧妙的回答，他说公众话语“必须是些大家普遍关心的、容易理解的价值观和利害关系问题”。^[21]

亨利·卢斯和其他人一样深知这一点，但他的目标更远大，他要努力营造一个按照美国的脚印往前发展的、友好的中国形象。他的这一想法赢得了美国人普遍的共鸣，因为他说出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设想和他们对自己的信心。这种全民一致的对中国的美好印象仅仅持续了18年，从1931年发生的三个重大事件——蒋介石皈依基督教、赛珍珠出版她的小说《大地》、日本侵略东北开始，到1949年共产党统一全中国戛然而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将这一时期看做某种“美国世纪”，因为这个时期美国对中国、对亚洲有着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独特看法，而全世界也因此让美国充当他们全球性的、父性的保护人。当这种投射性的形象被美国无力控制的中国内战颠覆时，美国的反应是极其强烈的，这从国家和个人两个层面严重损害了那些不幸卷入美国民族神话和中国历史现实潮流中的人。1949年以后，美国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才重新建立起与中国的外交关系。为了解开中美之间长期对抗的深层动因，为了了解中美邦交正常化的途径，同时也为了认识中美关系目前的发展，我们有必要首先看一看美国对中国曾经有过怎样正面的看法，那种看法现在似乎又在成为中美关系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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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https://www.daowen.com)

[1] 《乔治·布什总统大事记》，1989年第1卷，第143页。

[2] 本书出版于1996年。——译者注

[3] 《乔治·布什总统大事记》，1989年第1卷，第290页。布什夫妇想借给女儿洗礼的机会，让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多萝西1975年8月18日在北京使馆区教堂由三位中国牧师施以洗礼，这三位牧师分别是来自圣公会、长老会和浸礼会的。参见布什与戈尔德的《展望未来》，第144页。

[4] 卡普兰:《远去的帝国》，收入卡普兰和皮斯合编:《美国的帝国主义文化》，第16页。

[5] 除了上述引用的著作外，参见入江昭的《历史的国际化》以及亨特的《美国外交史的国际化》。亨特认为(第10页)，“作为政策制定之本的观察和认识，很大程度上受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我在这儿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是从美国的角度，把中美关系置放到文化价值观的框架内。美国人总的来说对中国所知甚少，他们对中国的观察和认识远远不是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入理解，而是由他们想象中美国的理想在亚洲的实现程度决定的。

[6] 亨利·R.卢斯:《美国世纪》，《生活》，1941年2月17日，后收入杰赛普主编:《亨利·卢斯的思想》，第120页。

[7] 甚至连专门研究中美关系的论著也常常忽视卢斯在影响美国人对中国看法方面的重要性。下面的著作中提到过卢斯(或他的一种杂志):博格和海因里希斯合编的《不确定的年代》;沙勒的《20世纪美国和中国》，特别是第一章;小汤姆森、斯坦利和佩利的《感伤的帝国主义者》;邹谠的《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塔奇曼的《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详细探讨卢斯和他的三大杂志的有:普里弗伊的《杜鲁门的对华政策》以及塔克的《尘埃中的格局》。塔克还在一些章节中对国民党、中国游说团和传教士做了论述，这些章节某种程度上都涉及卢斯。值得注意的是，有三本著作对卢斯进行了详细探讨。第一本是尼尔斯的《亨利·卢斯〈生活〉与〈时代〉上的中国形象》(1990)。尼尔斯的本意是要提升卢斯的形象，但斯旺伯格的《卢斯及其媒体帝国》(1972)让卢斯黯然失色。尼尔斯认为卢斯对中国、对蒋介石和毛泽东的看法是正确的，也是他超越时代的地方。她说:“从20世纪90年代来看，亨利·卢斯对中国的评价似乎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错误的，卢斯比白修德、W. A.斯旺伯格以及其他很多谴责卢斯的中国观和其编辑政策的批评家，都更了解中国……(第292页)。”尼尔斯的这种看法反映出今天的美国人并不比50年前更了解中国，实际上，这种看法是美国长期以来惯于以美国的政治和文化道德，而不是以对中国的正确了解为基准，来看待中国的思维方式的一部分。尼尔斯的结论只是进一步证明了美国在认识中国过程中的顽固盲点。罗伯特·E.赫斯坦最近出版的《亨利·R.卢斯》(1994)是一部极好的卢斯1945年之前政治活动的传记。我关注的是从二战之前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而且我不仅仅把视线集中在卢斯身上，还把他的事业放在美国的中国观这个大框架内来加以研究，这一研究涉及其他很多人，也涉及卢斯生前身后的许多事。

[8] 其中文名字为周以德，以下都用“周以德”。——译者注

[9] 罗森堡:《传播美国梦》，第7页;威廉斯:《美国外交的悲剧》，第11页。

[10] 吉蒙德:《美国摄影与美国梦》，第160—161页。

[11] 派克:《两种时间观》，第181页。

[12] 芬伯格:《伤害自我》，第3—8页。

[13] 美国对待日本和越南在不同时期也有类似的情况，特别是美国从自己的思维方式出发，将这些地区视为孩子。关于日本，参见道尔的《无情的战争》，第303页;关于越南，参见威廉·C.韦斯特摩兰对电影《心灵与智慧》的评论，该片1974年由试金石影片公司和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拍摄。

[14] 对另一个与此类似的现象的评价，参见肖梅克的《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它们在时间上相当，只是后者涉及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问题。

[15] 卡普兰:《远去的帝国》，收入卡普兰和皮斯合编:《美国的帝国主义文化》，第16页。

[16] 约瑟夫·克拉夫特:《美国的中国神话》，1972年2月22日，周以德文献，第196卷。

[17] 斯维德勒:《行动中的文化》，第283页。

[18] 马钱德:《推销美国梦》，第xvixvii页。

[19] 盖姆森和莫迪里亚尼:《媒体话语与公众舆论:构建主义方法》，第3页。

[20] 宁科维奇:《外交史中的利益和辞令》，第159页。

[21] 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