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是一部深受学界关注、广为征引的著作。该书作者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T. Christopher Jespersen)是研究美国对外关系的专家，现为美国北佐治亚学院与州立大学艺术与文学学院院长、历史系教授。杰斯普森学养深厚，1991年获罗格斯大学博士学位，先后在亚利桑那大学、克拉克亚特兰大大学任教，2001年到北佐治亚学院与州立大学任教至今。

T.克里斯托弗·杰斯普森学术成就斐然，除了这本《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外，他还出版了《乔治·凯南访谈》，与大卫·舒密兹(David F. Schmitz)合编了《美国世纪的设计师:20世纪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个人作用、外交理念和机制》等;发表了大量有关西方的中国形象、美国对外关系方面的论文，如《西方影响与中国形象:关注中国改变中国的不懈努力》、《中国和越战(1950—1975)》。杰斯普森曾多次参加萨尔茨堡研讨会(Salzburg Seminar)，是东西方中心(EastWest Center)的研究员，不断在美国各地发表学术演讲，就中美关系发表自己独特的看法。

杰斯普森上大学时就对美国的外交关系感兴趣，工作后也一直将其作为学术研究的重点。他的这本书选择了中美关系史上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历史时期——1931—1949年作为研究重点。这一时期美国旨在扩大对中国的影响，不仅中美贸易日益增多，传教士传来的消息也让美国人相信中国正向20世纪的美国靠拢。另外，这一时期也是美国对中国的热情和责任感因日本侵华而被更显著地激发起来的时期。出于共同抗击法西斯的需要，中美之间结成战略联盟，同舟共济，共同度过了光荣的战争年代，美国的中国形象达到前所未有的光明巅峰。该书1996年出版后受到好评，《美国历史评论》、《美国历史》等杂志刊登书评，认为“杰斯普森令人佩服地证明了我们为什么必须正视那些曾经支配美国人认知中国的形象”，赞赏“本书资料丰富、翔实，论述透彻、明晰，是从文化角度，概念化地诠释美国对外关系的文学作品的有力补充”。时至今日，该书已成为海内外探索美国的中国形象的重要参考书，不时见诸论文和著作的参考文献当中。

《美国的中国形象(1931—1949)》除前言和绪论外，共有九章。前言从乔治·布什总统对中国的好感引出本书探讨的核心人物亨利·卢斯，并道出作者写作此书的目的:“为了解开中美之间长期对抗的深层动因，为了了解中美邦交正常化的途径，同时也为了认识中美关系目前的发展，我们有必要首先看一看美国对中国曾经有过怎样正面的看法。”绪论追溯了1890—1931年美国传教士所创造的中国形象，指出从19世纪最后十年到1931年间，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建立在“经济与宗教合作”这两种强大而又互相矛盾的冲动上。

本书正文部分以时间为序，大致阐述了以下七个方面的内容:亨利·卢斯的《时代》、《财富》和《生活》三大杂志对蒋介石政府及抗日战争初期战况的报道;美国联合援华会的成立及1941年为中国抗日战争筹款的情况;美国参加二战前联合援华会和时代公司对中国的宣传;蒋介石夫人宋美龄1943年轰动美国朝野的访问;1944年史迪威被召回后美国媒体对蒋介石政府内幕的揭露;二战临近尾声、盟军胜局已定时美国对国民党的乐观看法;共产党在国共内战中占上风后美国的悲观论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媒体对“丢失中国”谁之罪的问责。

本书的中心论点是:1931—1949年美国的中国形象是一种不顾中国实际、由传教士激情和卢斯媒体误导的幻象，而美国的对华政策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一幻象之上。卢斯媒体和联合援华会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美化，导致美国政府制定了支持、援助蒋介石的对华政策。而在二战后，当美国人看到中国的实际情形同媒体宣传的大相径庭时，又引起美国人激烈的情绪反弹，导致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的冷战政策以及对越战争。

杰斯普森认为，这一时期美国人的中国形象不是基于他们对中国实际的了解，而是由于他们只希望接受一个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的中国形象。20世纪初期，强盛起来的美国形成一种自由国际主义的理念，认为美国成功的经验值得世界上其他国家仿效，这导致美国对外关系中的“恩抚主义”，即美国应像慈父那样帮助、指导其他孩子般未成熟的国家，使它们成为像美国一样具有基督道德、政治民主、工业现代化的国家。20世纪初的中国正是一个理想的“孩子”:它有亿万不信基督教的人民等待救赎;它正处在一场文化变革之中，给美国人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因此，从20世纪一开始，美国人就把中国作为实现自己民族抱负的试验场，用“恩抚主义”的原则，在传教士收获灵魂同时也收获财富的观念支配下，建立起浪漫化的中国形象。(https://www.daowen.com)

杰斯普森指出，美国这种浪漫化的中国形象和媒体大王亨利·卢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卢斯是生于青岛的传教士之子，对中国和美国都怀有深厚的感情，将中国美国化是他的“美国世纪”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自己影响巨大的新闻媒体中，按照自己的愿望报道中国，用精心挑选的中国事件向美国公众传达一种带有倾向性的中国形象，同时影响他付出巨大心血和财力的联合援华会塑造正面的中国形象。蒋介石作为中国名义上领袖的政治背景和他与宋美龄结婚后加入卫理公会的宗教背景，让卢斯选定他和他的国民党政府作为正面宣传和倾力支持的对象，在宣传中国时坚持以下三点:强调中美的相似性和中美两国息息相关、情同手足的关系;给蒋介石以异乎寻常的友好对待，多次让他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对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采取同情和为之辩护的态度。

美国作家赛珍珠在其《大地》三部曲中塑造了中国农民王龙与阿兰夫妇顽强地与天灾人祸作斗争、最终勤劳致富的故事，这在大萧条时代的美国农民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这一洋溢着美国精神的中国故事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中国形象，使之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随后，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把中美关系人格化了。她的中国面孔和美国心体现了美国教育的巨大价值和美国传教士的文化理想。杰斯普森说美国人认为她把美国的价值观带到中国，推动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她还使蒋介石皈依耶稣基督，为亿万迷途的中国羔羊引来上帝之光。因此，她1942—1943年访美时受到极高的礼遇，被邀请在参众两院发表演说，轰动了从华盛顿到洛杉矶的数万名美国民众，将卢斯和赛珍珠营造的中国形象推向光明的顶点。

但正如杰斯普森正确指出的，20世纪上半期美国基于传教士激情、由鲁斯媒体误导、赛珍珠小说强化、再由宋美龄推向高潮的中国形象是一个不符合实际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人信息接受和对华态度的卢斯媒体帝国，从不报道国民党的专制和腐败。它赞扬蒋介石的基督教信仰和他倡导的新生活运动，却只字不提蒋介石内部的法西斯组织“蓝衣社”;它把蒋介石和国民党人标榜成中国现代化的推动者，而对赢得中国广大农民支持的毛泽东和共产党人却横加歪曲;它使中国离卢斯的理想和信念越来越近，而离中国的现实越来越远。

这种打着新闻真实的幌子创造的中国形象实际上反映了美国人的希望和梦想。异国形象有言说“他者”和言说“自我”的双重功能。法国形象学专家巴柔指出:“‘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卢斯媒体打造的追求民主、信仰基督、乐意步美国后尘的中国形象，是其“美国世纪”理想的反映，而这一理想又契合了美国领袖和民众内心深处的美国“例外论”思想。卢斯认为在美国人发挥巨大作用的“美国世纪”里，美国是新的中央帝国，是自由的灯塔、平等的旗帜;美国人是上帝特殊的选民，有着给予比接受更荣耀的美德。因此，美国要作为一个仁慈的霸权，以强烈的责任感，将自己政治、文化遗产中的精华，与其他国家分享。而“美国世纪”的实现，有赖于中国走美国化的道路。对卢斯和众多美国人来说，他们不需要一个实际的中国，而需要一个能够满足他们需要、实现他们理想和抱负的中国。因而，中国形象的背后其实是美国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美国人在中国这个巨大的屏幕上，放映的是他们的希望和梦想。

不过，20世纪上半期美国的这种不顾中国实际的中国形象在当时对中国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来自卢斯媒体和赛珍珠小说里的中国形象使美国人日渐痛恨日本人，相反越来越同情甚至敬佩中国人，以至于到了抗日战争后期，美国舆论强烈呼吁援助中国。罗斯福政府由中日战争初期对日本采取姑息政策，到明确表示制裁日本，帮助中国，最终在珍珠港事件后和中国结成战略联盟，向中国提供武器装备，派出志愿航空队，有力地支援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另外，宋美龄访美所激起的同情中国的浪潮使得美国朝野一致决定要平等地对待中国人，废除了实施60年之久的污辱性《排华法案》。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利用民意测验数据来展现美国媒体制造的中国形象在美国公众中所凝聚起的舆论力量，提供了一个从文化阐释的角度研究美国对外关系史的优秀范例。本书提供了许多新颖的材料，既有已公开出版、发表的书籍、论文，也有大量珍贵的档案史料。比如对卢斯的三大杂志、联合援华会、宋美龄、传教士弗兰克·普里斯的史料挖掘和论述，都令人耳目一新。

最后需要提及的是，尽管本书有诸多优点，但它毕竟出自美国人之手，是以美国人的视角来探讨中美关系和中美之间的问题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倾向性，这是阅读时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