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邂逅资本：皇帝为何这么贪
明之亡，不亡于崇祯之失德，而亡于万历之怠惰。
—《清仁宗实录》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朝末代君主崇祯的爷爷万历皇帝做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决定：向大江南北派出矿监、税使，以“榷税”之名为“内库”（与“太仓”即国库相对，即皇帝的“小金库”）搜刮钱财。从此，“穷天索产，罄地伐毛，尽宇宙间靡有留利。黄旗相望于郊原，虎冠遍满于廛市，撤屋据坟，搜藏发窖”[2]，天下生民被野蛮鱼肉二十余载，神州大地在17世纪的门槛前步入最黑暗的年代。“尽宇宙间靡有留利”，也就是说天下财富都归万历—对意欲为天下首富的万历，这是个绝佳的主意；对不想做亡国之君的崇祯，这却是个致命的打击！从此，“通都大邑皆有税监”，皇宫中的宦官们到处敲骨吸髓，渐渐抽干了晚明帝国的政治气血。
1.皇帝的“小金库”有多大，太监的手就有多长
所谓矿监，指奉旨监领开矿、以矿取税的宦官；所谓税使，指皇帝派在城镇关隘和交通要道收税的宦官。这两类人号称“我是天子门生，奉有密旨，部院不得考察，科道不得纠劾”[3]，横霸一方，为患不仁。他们不但“重征叠税”，常常“不过一二里地”便一税再税；且以收税之名“搏噬百姓”，“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4]。为巧取豪夺，竟至“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垄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5]。今人或许很难想象，这些阉人分赴各地，搜刮民财，重征暴敛，连成一体，直通大内，何等张扬跋扈！然而，这就是权力公器沦为谋私利刃的过程：只要大内一纸批文，何愁民间财宝不尽入皇家！
一开始，矿监看中的矿山，说怎么开就怎么开，矿工、器具等均由当地政府解决，所得钱财则交给宫中内库。到后来，矿监们既需向万历邀功争宠，又要中饱私囊，“挟官剥民，欺公肥私，所得进上者什之一二，暗入私橐者什之八九”[6]，靠开矿取利速度实在太慢！于是，这些生理畸形的太监纷纷实施变态搜刮，“操弓挟矢，戕及良民；毁室逾垣，祸延鸡犬”；“毁掘冢墓，则枯骨蒙殃；奸虐子女，而良家饮恨”[7]。其爪牙一旦说哪家宅院或祖坟下有矿产，必须拆房刨坟以加开采，于是主人只得奉送银两以求免祸。
太监陈增的侄婿程守训原是拐骗妓女的市井无赖，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向内府进献助工银1000两，由陈增奏请万历授其武英殿中书舍人衔。此人为牟钱财，募人告密，不惜以“诬大商巨室藏违禁物”的手段敲诈勒索，使得富户“立破其家，中户以上，无一幸免”[8]。
税使马堂在天津纠集数百名亡命之徒，“白昼手锒铛夺人产”[9]，光天化日用手铐抓人，索性明抢！他还唆使大户人家的恶仆告密，只要诬告主人，就将没收财产的十分之三作为赏赐，一时间“中产之家，破产大半”。连利玛窦都在游记中写道：皇帝派太监们出去征税，其实就是掠夺。马堂在著名的临清港激起当地军民奋起反抗，烧毁了他的家，杀死所有家奴。他若不是化装逃跑，也会遭遇同样命运。但恐惧并没有结束他的贪婪，人们说他变得比以前更坏了。[10]
福建矿税使高寀到了闽地就到处设立关卡，分派亲信爪牙掌管，每当看到人货凑集之处，就竖起写着征税的圣旨牌，“米盐鸡豕，皆令收税”[11]。过往舟车乃至百姓携带的猪肉、鸡鸭等，全要交税。在素有“天子之南库”之称的漳州府海澄县（今福建龙海县）月港，高寀规定“费一派十”，令爪牙随意上商船搜查，稍不如意即没收全船货物；甚至商船返港不许人员上岸，须完税才准回家，船员偷偷上岸被捕后被捆绑得横街蔽路。
矿税监高淮在辽东的恶行更是罄竹难书。辽东是大明边防要地，朝廷素来看重，将士对太监自然不似平民百姓那般隐忍驯顺。文武兼备的辽东总兵马林一直看不惯高淮横征暴敛，结果反遭弹奏而被万历革职，发配充军烟瘴之地。为杀一儆百，高淮还无故打死指挥张汝立，并借出巡之际勒索官兵，“每处索诈多至四五百金，少亦二三百金”，结果造成“饥军合叛众”，“合营男妇数万人欲北投虏（努尔哈赤）”[12]。军心民心离散至此，明亡可待矣！
太监杨荣到云南开采银矿和珠宝，拍着胸脯保证每年能获利数十万两，结果矿开后收益不到预计的十分之一。由于无法向内府交差，他便诬告知府熊铎私匿所得，并打起丽江府少数民族土司知府木增家土地的主意。他拘捕木增后引发民变。杨荣向云南都指挥使贺瑞凤索要马匹未果，竟将这位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的高级将领抓捕下狱。之前杨荣还曾强逼云南从兵饷中抽出十分之一归其所有，否则将“尽捕卫官”[13]。结果，一位军官为救上司，率军民万余人杀死了杨荣及其随从200余人。
矿监、税使之害，几乎造成社稷倾危解体。到万历三十年（1602年），“在河西务关，则称税使征敛以致商少。如先年布店计160余名，今止30余家矣。在临清关，则称往年伙商38人，皆为沿途税使抽罚折本，独存二人矣”[14]，经济之萧条和商家之艰困可见一斑。
至于万历派往某地之矿监、税使“数激民变”[15]之情形更是屡见不鲜。《明史》载：“雅四方采榷者，帝实纵之，故贪残肆虐，民心愤怨，寻致祸乱。”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湖广税监陈奉在荆州招致“尚民鼓噪者数千人，飞砖击石，势莫可御”；其在武昌的衙门被百姓围攻，陈奉从后门侥幸脱逃，其16名随从被“捆缚手足，投之于江”[16]。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织工葛贤带领苏州商人、手工工人打死太监孙隆的随从，并将被抓的六七名税官扔进河里。就连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里，也有西山煤窑的矿工在结队游行。北至锦州，南到潮州，由矿监、税使激起的大小民变不下数百起，大明王朝可谓是国无宁日。
如此农商交困，百姓破产，“民不聊生，大敌将作矣”[17]。这样的民变，实际上是明末农民革命的先声！因此，清人赵翼在《矿税之害》一文中写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万历一朝，曾发生过两次权力结构大调整：第一次是张居正主政期间，与内廷勾连的阁权超越臣权之上；第二次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遍设矿监、税使之后，“内外相维”的均衡局面被打破，“长于深宫，成于宦寺之手” 的皇帝选择了彻底依靠宦权满足贪欲，迈向“且为中使立赤帜，不与外臣作泰山；只知财利之多寡，不问黎元之死生”[18]的不归路。“帝之敛钱，皆用内监。”[19]这些阉人“所至剥削民财，全无顾忌”，不管有何罪名，只要向万历行贿便可万事大吉。而万历正是向太监索贿的高手，“传索帑金，括取布帛，甚至拷问宦官，有献则已，无则谴怒，……此其病在贪财也”[20]。
“次级代理人”的“小官大腐败”为何如此猖獗？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公职人员和官僚阶层是人民让渡出的公共权力的代理人。在封建王朝，皇帝可谓“代天牧民”的总代理人，太监作为阉人群体事实上是局部皇权的实际代行人。“专制君主作为统治者，几乎垄断了强制力，但未必具有完善的监控能力”，“他们甚或不得不提供一些酬谢代理人的激励机制”[21]。这些“次级代理人”聚敛钱财之所以如此变本加厉、为非作歹，一是上面有人，可以提供庇护；二是下面有利，可以从中自肥。在代理和行使皇权的过程中，除了要为主子搜刮民脂民膏，当然要为自己分一杯羹。这些“皇帝身边人”一面对自己的裆下之物狠下屠刀，换取了“次级代理人”的堂皇身份；一面对民间的黄白之物狠下屠刀，成为内心阴暗的“利益均沾者”。万历时，太监张鲸作恶多端被大臣弹劾，他用大批财宝贿赂万历，结果非但未被查办，而且仍然执掌东厂，继续作恶。给事中李沂再次弹劾张鲸，并将万历受贿枉法之事全盘揭出，结果却被杖责并革职为民。这就是问题所在：要监管制约总代理人已如同痴人说梦，又奈何有如此之多大搞“小官大腐”的“次级代理人”？
对于矿监、税使的危害，有识之士苦心谏阻，都被“嗜利心滋，布满狼虎” 的万历置若罔闻。凤阳巡抚李三才直言：“矿税烦兴，万民失业……。皇上欲金银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升斗糠秕之储。”[22]矿税源源流入内库，因其对工商业的摧残而动摇了王朝的经济基础，也因其对中央财政的侵夺而动摇了帝国的政治根脉。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说：“自有税使后，解部钱粮，明亏暗亏，总计六款，通共减银四百五十五万两。”[23]同一年，给事中汪若霖巡视国库后发现“外库（即国库‘太仓’）萧然，诸边军饷积逋至百余万”。中央政府一面欠饷，一面无银可发，边镇军心动摇，给事中王元翰不禁疾呼：“一旦有急，能驱使赴敌哉？”[24]
有学者统计，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开始，每年直接进入“内库（皇帝‘小金库’）”的税收可达230万两。[25]其用途“半以助浮费，半以市珠宝”，完全用于满足万历个人的私欲享受。以时人言矿税监“百入未必一贡于朝廷” 计，更多银钱流入宦官及其爪牙的私囊。太监赵钦在陕西开矿，回京之日所掠财物除“牛负马驮”之外还有96箱，每箱用抬夫4名尚“颠踣不起”。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山西巡抚白希绣上疏揭发税监孙朝每年公然“侵匿” 的“山西额解正税粮”即约达3万余两。总之，每年有不下于2000万两的民间财富被“抽干吸尽”！而当时国库（太仓）一年的平均岁入也仅有400余万两。[26]此外，万历还多方聚敛，将金、银、宝货收贮于内承运库、内东裕库、节慎库、宝藏库等自家之“小金库”，“而其他羡余、干折、抄没、孝顺之属，其名甚众，无不入内库者”。与羞涩不堪的中央政府财政相比，说万历皇帝“富可敌国”是一点也不夸张！
更有甚者，万历为满足自己的贪占之欲，竟多次直接向太仓库、光禄寺库和太仆寺库索取帑金。[27]万历六年（1578年），他以采办大婚珠宝之名，令户部太仓库增进20万两给内库，并且将其列入需每年照进的定额。万历十二（1584年）年八月，谕兵部取“太仆寺马价银十万两应用”。万历十六年（1588年），又以“赐赏繁多，内库不给”的莫须有理由，“令太仓库银二十万进用”，户部尚书宋勋以“帑银缺乏”申请免进，结果被万历否决。[28]太仆寺银于万历初年曾累积至400万两，终被挪用一空。由此，万历的奢靡滥支有了甚为雄厚的财政基础。仅御马三仓并象、马等房仓每年约支银148000余两，一马之费即达百金、千金。为兴建定陵，万历不惜耗时6载，费银800万两。据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王德完（1554—1621年，万历十四年进士，曾任兵科给事中等职）统计，婚礼等庆典约费银934万两。
史载，万历初年“掌天下户口田粮”的户部岁额为1461万两，而内府岁入达600万两，内府所入占户部的41%，可见宫中消耗之大。此后，一面是万历在朝政上的不作为，使得国家的“太仓库”空虚如野；一面是万历在矿税上的乱作为和对国库的肆意挪用，使得皇帝的“小金库”殷实如此！王朝的税收分配严重倒挂，中央政府的财政体制基本崩溃—这等于从经济上宣告朱明江山进入濒临破产的行列。
1618年，当后金努尔哈赤开始大举进攻辽东明军时，“守财奴”万历仍然将内库的金银紧缩宫中。明军在辽东初战失利后，各部尚书、都察院都御史、各省巡抚以及退休将领、国子监学生等人，都请求皇帝将内库留银发往辽东救急。万历却漠然回答说：哪有这笔银子？
1619年，辽东经略熊廷弼写下了前线将士们缺衣少食的悲惨境地：“每见军士赔办器物，典卖行囊，身无寸绵，裸体穿甲，心如刀割。”[29]户部尚书李汝华在这一年更是6次奏请皇帝从私人积蓄中“暂借”银200万两。然而，除了分两次“借给”户部的10万两白银和396173两白银之外，万历生前再也没有打开自己的钱包。
可笑的是，1620年夏万历死后仅3天，内库就发出了200万两帑金以供军需，3个月后又从中发出了180万两。到1621年，熹宗即位后即从皇帝内库划出50万两白银以支付军用开支。[30]对于万历而言，辽东的国门哪如自己的“小金库”之门这般紧要？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万历突生重病，在交代后事时大概不想躺进定陵后遭人唾骂，于是当着阁臣、太子和诸王的面宣称“废除矿税使”。首辅大臣沈一贯马上出去拟好圣旨，送进宫中盖上玉玺准备颁告天下。谁料想，第二天万历病情回转，马上反悔，立刻命令一名太监取回圣旨作废。沈一贯不给，太监便挥拳相向，从堂堂首辅手中为万历强抢回了这道业已生效的圣旨。皇帝贪财的虎狼之心，阉人乱政的爪牙之利，岂不为古今罕见！
2.大内倦怠：皇帝的作为与不作为
大明第13任皇帝朱翊钧10岁即位，一度被认为天赋聪颖，当作“不世出” 的圣主苗子加以悉心栽培。
6岁那年，他看见父皇穆宗（隆庆帝）独自策马宫中时，上前劝谏其以“天下主”自重，传为佳话；少年万历在《咏月诗》中写道“惟有圣人心，可以喻澄彻”，自喻明月之才思可见一斑；万历二年（1574年），12岁的万历皇帝在“属对” 课上面对大臣出的上联“天地泰”，即对“日月明”，颇合天子气度。
万历10岁上下就能写出“径尺大字”，赐给大臣的书作“奇秀天成”，但在张居正以李后主、宋徽宗等耽迷“小技”误国的案例予以劝导后，他即专习《大学》《尚书》《资治通鉴》等“帝王之学”，不再炫耀书技。
在即位后的前10年里，在母亲李太后和帝师张居正的严格教诲下，坚持日讲、经筵、读书、上朝累日不辍的万历皇帝，展露出国朝久已未见的明君气象，似乎确给朝野带来家国中兴的曙光。
然而，这位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却在24岁时（1586年）就传谕内阁说自己“头昏眼黑，力乏不兴”，28岁（1590年）时自称“腰痛腿软，行立不便”，甚至在40岁时（1602年）因病情加剧一度宣召首辅入阁嘱托后事。
从一位天纵聪慧、精明勤勉的“圣人”，蜕变为孱弱虚脱、自顾不暇的“病人”，使得“圣人治国”的梦想迅即幻灭，而“病人误国”的闹剧不断上演。
这闹剧，一演就是30余年，使得大明王朝在“断头政治”[31]中度过了17世纪的头20年。“二十年来，郊庙、朝讲、召对、面议俱废，通下情者惟奏章”[32]，万历只见过群臣一面，避居深宫，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将九五之尊的必修功课抛诸脑后，整日沉迷于酒色玩娱。
早在万历十年（1583年）3月，他就效仿爷爷嘉靖帝的做法，在民间大选嫔妃，一日“九嫔”，也就是一天娶9个媳妇、一连进9次洞房；万历十二年（1585年）2月，又命礼部选民间11至15岁间女子300人进宫。这还不够，另有10个太监专门“给事御前，或承恩与上同卧起”[33]，成为专供万历玩弄的大内“十俊”。在“饮酒或终日夜。朝野上下，恒舞酣歌”的世风之下，万历也是日夜饮酒，刺激不够竟“今日杖宫女，明日杖宦官”，以“使毙于杖下”博取一乐。
20年间，帝国官僚体系濒于瘫痪。万历对奏疏“留中不报”，不批不审，使官员进黜陷于停滞，国家机器近于空转，时人哀叹“中外缺官日积日多，……职业尽废，上下解体”[34]。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按正常编制，南、北二京六部应当有尚书12名，侍郎24名。可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年）时，南、北两京共缺尚书3名，侍郎10名；各地缺巡抚3名，布政使、按察使等官66名，知府25名，官缺几近三分之一。到了万历四十年（1612年）北京的六部只剩下1个刑部尚书；都察院8年没有正官，编制160人却只有9人在位。吏部、兵部因无人盖印，造成数千名上京的文武候补官员无法赴任，边防军饷无人签发，多年不进行军事训练。文渊阁（内阁）大印被盗，太仓库（国库）失窃，因无人查办只能不了了之。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监犯家属百余人跪哭长安门外，要求已长年不审案的刑部断狱。而许多官员以丁忧、年迈或体弱等原因申请辞职，在得不到批复的情形下只好封印拜疏径自离去。如担任首辅大臣的李廷机先后向万历上奏辞呈多达120多次，最终只得顶着抗旨的罪名，无奈地不辞而别……
17世纪的明朝，九卿虚悬，六部废弛，京城衙门十署九空，监司郡守旷年缺席，执政体系、政府机构和官僚队伍也到了残破崩朽的边缘。无怪乎《明通鉴》曰：“明代纲纪之驰，未有过于神宗朝者。”更为可笑的是，有时上级必须要一个县的知县再兼任邻县的知县以补缺员，不过俸禄依旧。
在大明王朝276年历史中，万历统御宇内48年（1572—1620年）之久。在万历皇帝治下，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官僚体系步履蹒跚地从16世纪迈过了17世纪的拐点。但当万历“怠于临敌，勇于敛财”，连大臣们的奏章也不批复时，就导致了很严重的顶层危机！
因为按照朱元璋的制度设计，皇帝是政府决策轴心，一旦他“停摆”，整个文官政府的运转就将陷于瘀滞停顿。尽管大明王朝在“官治”成型的“行政国”体制下，还可有一定的“自转”时间；在“王权止于县政”的政府治理结构中，乡绅胥吏们尚有些许自治空间，但作为轮之轴心、屋之顶梁的一国之君，其治理国家的位置和作用须臾不能阙如。
位列国之顶层而极端怠惰，独享天下大权而毫不作为—这就是明王朝的最大腐败！这也是最为可怕的顶层腐败！民谚有云：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万历时曾任吏部尚书的于慎行曾慨叹道：
乃今风会日流，俗尚日浇，叙位于朝无尊卑之分，征年于乡无长幼之节，即在上之人不能以纲纪法度力挽颓波，况在下者乎？[35]
荷兰人斯宾诺莎也写道：“对于执政的最高掌权者来说，不可能一方面酗酒狎妓，赤身露体，粉墨登场，公然破坏和蔑视自己颁布的法令，一方面还保持统治者的威严；这就像是与存在同时而又不存在一样不可能。”[36]《明史》对于明神宗朱栩钧的盖棺论定是：“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史学家孟森在《明清史讲义》称其是 “行政之事可无，敛财之事无奇不有”。正是因为明神宗30多年“不见首尾”“统而不治”的异常怠政，明王朝才真正进入到万劫不复的末世“黑洞”。
此后，不论多少治国良策、多少锦绣文章，不论股肱之臣如何中兴、镇边名将如何勇武，根本无法扶危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反倒在历史的车轮前显得无比悲凉，乃至无限滑稽。更加可悲的是，万历皇帝并不知道：斯时彼邦，人文主义思想在法国逐渐传播，英国的封建社会开始解体，资本主义在欧洲开始进入高歌猛进的变革年代，“西强东弱”历史拐点若隐若现……
其实，东西方文明在17世纪初曾有过“亲密接触”。1600年前后，利玛窦第一次到北京，为了见到万历皇帝，曾设法请一位太监向皇帝转呈请求。这个太监特地到利玛窦的住处验看敬献万历之礼，他非常喜欢自鸣钟、《万国图志》、大西洋琴等域外方物，但“他听说神父们能把水银变成真银，这似乎比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更使他高兴。他说他知道这也是皇帝最感兴趣的。要满足人的贪财欲是不可能的，哪怕是财富惊人的中国皇帝；然而当他的奴仆听说神父们没有掌握这种魔力时，他就对他们的请求撒手不管了”[37]。从皇帝“身边人”的举止可见，万历的贪贿已至尽人皆知：不管内政外务，凡能招财进宝之事，还能强打精神；反之，则索然无味。
万历如此怠惰，表面上的原因有二：一是身体不行，因为酒色财气，使得这个“大胖子”皇帝行动不便。二是心里不愿，因为大臣们坚决反对他钟爱有加的三儿子（福王朱常洵）“越级”当太子，于是他进行了无声的“报复”。或许，正如有人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对尊重、威望、名声、敬慕的强烈需要—它恰恰在造就了权力雄心之后就减弱了。这种情况在‘大人物们’的生涯中十分明显。”[38]当万历乾纲独断之时，早年的励精图治已经毫无意义。帝范君威根本就是骗人的鬼话，因为既然拥有了权力，就无须再负载被权力所驱使的劳顿，而是要变本加厉地享受驱使权力的快感。
3.皇帝的“势利之心”与“产业花息”(https://www.daowen.com)
政治上的“潜夫”万历皇帝，为何在经济上有着如此旺盛的贪占欲？万历皇帝自己说得很露骨：“国之所宝，在于贤臣、珠玉之类。” 南京兵部尚书黄克瓒讲得更直白：“祖宗二百余年之家室而轻视之，曾不如百万金钱之可爱也。”[39]
“金钱可爱观”鲜明地体现了明中后期的典型社会价值趋向。由于白银成为法定货币，“朝野率皆用银”无形中培育了一种外化为货币占有量的新财富观，催生了一股空前绝后的拜金潮。“负贩之徒，道而遇华衣者则目睨视，啧啧叹不已”[40]，嫌贫爱富、追慕虚荣成为锈蚀人心的“慢性毒药”。
皇帝亲自开设“皇店”，就是这种衰颓世风和拜金思想的极端表现，也是中晚明源自大内的经济毒瘤。由于“皇店”是典型的“权力经济形态”[41]，以最高统治权力为直接靠山，所以店铺数量和规模极度扩张，经营货品种类极为丰富，垄断利润极其丰厚。据史载，皇店每年仅香油一项经销量就达到3万石（约 合400万斤），猪约50万头，羊约30万只，江米约3.5万石，瓜子约1万石，绍兴茶约1万箱，烧酒约4万篓[42]……无尽暴利真如滔滔江水而来！
“惟利是图，视金钱珠玉为命脉”[43]的万历，把太仓库、光禄寺库、太仆寺库等的储蓄刮取得干干净净，国库萧然一空，内库则帑藏山积。但他对最疼爱的福王朱常洵十分大方。为了让朱常洵中饱私囊，万历甚至专许其在洛阳设立食盐专卖衙门，向中州地区售盐取利，并明令“禁非王肆所出不得鬻”，用皇店买卖垄断了食盐销售的渠道。原本明代以“开中法”允许各地盐商购买食盐经销权以弥补巨大军费亏空。万历如此之举，无异于将国家军费流失到皇家开销，自毁长城之害莫大于此！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李贽在《道古录》中宣称：
“圣人不欲富贵，未之有也”，“夫圣人亦人耳，既不能高飞远举弃人间世，则不能不衣不食、绝粒衣草而自逃荒野也，故虽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
陈确更是明确提出：
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向无人欲，则亦并无天理可言矣。[44]
那么，一国之君作为天下最大的圣人，其“势利之心”只要“恰到好处” 岂非既是王法，又乃天理！
中晚明所出现的腐败高发现象，有一个久被忽视的主因，那就是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兴生蠢动，万历这样的帝国顶层亦是“势利之心”泛滥，出现了今人所说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现货化的“资本意志”。他既要当至高的皇上，还要做最大的财主—一国的首富和头号资本家！他派矿监税使鱼肉生民长达20多年，“尽宇宙间靡有留利”，就是要不择手段把对天下的名义产权变为实财现货，这岂非赤裸裸的财富掠夺和血淋淋的资本原始积累？
黄宗羲在剖析这贪婪如彼的帝王心理时入木三分，直言其：
“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 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45]
这即是说，治理国家的目的根本不是造福百姓，而是收取皇家社稷的“花息”（利息）。天子作为帝国资产的最大产权人，以敲骨吸髓的经济盘剥和淫人妻女的腐化生活作为利息消费方式，这可真是天字第一号好买卖！
4.怠惰情结：“朱元璋悖论”和“圣人治国”模式的破产
观察中国封建史，有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有明一朝，中国皇帝开始集体走下圣坛。朱元璋作为史上出身最卑贱的开国皇帝，虽一再强调灭元立明是天命所归，但坐稳龙椅便大兴文字狱。一批代本地官员撰写奏章的地方教师，本来是极尽辞藻歌功颂德，却不料因为莫须有的穿凿附会招致龙颜大怒，竟惹杀身之祸。河南尉氏县学教授许元被判处斩，因其奏章引用的“体乾法坤，藻饰太平”被朱元璋解释为：“法坤”音同“发髡（剃光了头）”，明明是讥我当过和尚；“藻饰”音同“早失”，端端是咒我早失太平。此外，凡表章中照例歌颂皇帝为天下“作则”，均被视为影射他少时“作贼”（小偷）之丑行，一时间令天下士子肝颤胆寒，人人自危。
开国皇帝如此不羁，其后世更是乱象纷呈。在明朝的16个皇帝中，活过40岁的只有5个人。这些短命者中涌现出“促织（蟋蟀）殿下”“色魔天子”“木匠君王”等一批行为市井化乃至极端化的皇帝。如将玩世不恭、放荡无礼搞到极致的明武宗，对千挑万选的后宫佳丽置若罔闻，却大建“豹房”以宠幸孕妇、艺伎和臣子妻妾，在出巡途中连寡妇、娼妓也不放过，弃儒家道统和皇家威仪如敝屣，抛寻常百姓之礼义廉耻于脑后。明熹宗不理政务，整日热衷嬉戏玩耍，从掏鸟窝到斗公鸡，尤其醉心于泥、瓦、木、漆技艺，日日营作，乐此不疲。
在明朝皇帝中，万历和嘉靖都算高寿了。嘉靖在海瑞“嘉靖嘉靖，家家皆净”的骂声中活了60岁，终日迷恋于修建华美的祭坛，四处搜请法术高超的道士用美好的“青词”来歌颂玉皇大帝，以祈求自己逢凶化吉、长生不老。他热衷于用采集少女初血来炼取“内丹”助其不死，结果差点被几个不堪其辱的宫女勒死于梦乡。嘉靖当政27年，只跟群臣见过4面。为了不耽误自己追求长生，他把政事交由大臣办理，这才使得严嵩父子这样的大奸臣能够为所欲为。
无怪乎柏杨在评价明史时发出浩叹：明王朝的皇帝，都好像跟明王朝有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竞争着对它百般摧折，似乎不把它毁灭，誓不甘心。实际上，这不是皇帝的个体悲哀，而是皇帝制度的失败。
所谓“独视者明，独听者则聪，能独断者，则可以为天下王”[46]。明王朝的创立者朱元璋是封建集权统治的集大成者，他废除由来已久的丞相制度以实现“国不堪贰”，将一切治权独揽一身达于“君命无贰”之时，也不经意间埋下了一个“朱元璋悖论”的伏笔：
—一方面，雄才大略的朱元璋也不得不设置内阁，作为秘书和顾问机构来帮助自己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即便皇帝再英明神武，在日益繁杂的行政事务和堆积如山的奏章面前，他只能穷尽所有精力来治理国家，而根本没有时间去享受休遣，那么，“干得好天经地义，干不好天怒人怨”，成了“阅文匠”和“批文师”的皇帝当起来有何乐趣？
—另一方面，朱元璋以后的皇帝们在无力或不愿承担繁杂政务的时候，他们往往不得不委托他人代行部分皇权来维系政局的稳定。这也造成一个新的情况：即便皇帝再不识数、再不靠谱，也有阁臣和宦官集团来保持帝国的运转，只不过这不等于把“集权皇帝”的初衷消解为“分权共治”的现实了吗？
“在独裁制度下，没有人是自由的，即便是独裁者也是如此。”[47]其实，看似为所欲为，却须躬身治政的统治者是很不自由的。据记载，明太祖朱元璋是个勤奋异常的“模范皇帝”，曾有过日理万机之惊人记录：“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48]尽管他日均处理政事420余件，每每“鸡鸣而起，昧爽而朝，未日出而临百官”，仍不免因治政失当而“每多自诲之时，辄有无极之叹”[49]。在彼时的英格兰，中世纪的英国君主们曾热衷于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停地到处游历。然而，从16世纪王室和中央政府出现行政权扩张之趋势伊始，由于行政管理的需要，国王必须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待在伦敦的宫廷里处理国事。[50]伊丽莎白一世女王更是不得不把传统的游历变成了一种在夏天到各地“亲民”的政务活动。[51]当朱元璋的子孙们面临同样巨大的政务压力时，似乎都不约而同地成了“朱元璋悖论”的注脚。
于是，我们更多看到的情况是，不堪重压、不堪重负的明朝皇帝们选择了逃避责任，选择了授人以柄，选择了自我享受。
于是，当皇帝交出部分治权，我们看到大明王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宦官乱政，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官僚党争，甚至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臣骂皇帝” 的离奇场景。
于是，当皇帝走下神坛，人们陡然间发现他们非但与常人无异，反而可能远比引车卖浆之徒更加庸常无赖，比行商坐贾之户更为艰险狡诈，比皂隶师爷之辈更要厚黑贪鄙。
于是，当资本主义的萌芽如雨后春笋般生发于大明江山之际，仅仅成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国家股权持有人还不够，因为名义占有、道德保有或法律拥有都不如实际享有来得实在、来得痛快！
为什么说“明亡于厂卫”？
万历初年，太监冯保所建立的内厂中有一块大匾，上书4个大字：“朝廷心腹”。厂卫作为特务机关和皇帝私器的出现，既标志着皇帝集权专政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同时也意味着这种顶层治理模式走到了盛极而衰的拐点，这种“文治为表，武治为里”的顶层治理结构行将崩朽。朱元璋花了30多年时间制定出《大明律》，各种规定号称“至纤至悉”，期望以法治世。虽然他本人是厂卫制度的始作俑者，但在“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 之后，也宣告其“非守成之君所用之法”，下令说：“朕起兵至今四十余年，灼见情伪，惩创奸顽，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后嗣止循《律》与《大诰》。”[52]然而，在后世子孙那里，贪欲止不住，暴政自然也止不住。尽管朱元璋把自己的话以祖训的形式颁示天下，但其子孙并没有这么听话。道理很简单，皇子皇孙们不是看老祖宗怎么说，而是看老祖宗怎么做。夺嫡上位的朱棣一即位，就恢复了锦衣卫“典诏狱”的制度，并且一直延续到明朝覆灭。律法政治被“特务政治”替代，“故终明代刑法大略，而以厂卫终之”[53]。国家法制的朽坏之日，就是朱明王朝的败亡之始。
中国古代史，几乎就是一部帝王史，无非是有为圣主与失道昏君之分别，或开国、守成、中兴、亡国之君的差异。不论历史的传承、权力的运行，还是文化的演替，都紧紧围绕皇帝或曰皇权来设计。如果说精巧庞大的帝国机器需要一个轴心的话，那么，必须而且只能是皇帝，必须围绕天子所居之大内。皇帝贵为天子，既要在名义上成为道德表率、文章圣手、礼制典范，又要在实际上成为权力核心、教化中枢和万民父母。把凡胎肉身的皇帝请上神坛，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大任系于一人，既造就了伟人创世的绝佳舞台，也形成了庸人误国的最好土壤。
这，就是绵延千载的“圣人图治”理想，同时也是封建王朝衰朽的不二死穴。
5.顶层危机：明王朝的“历史周期”
17世纪，世界历史进入到大变动的拐点、大革命的前夜。在东方封建社会如同耄耋老人渐入垂暮晚景之时，西方资本主义却像新生儿般，贪婪吸吮工业革命的血乳，承继制度创新之基因，开始喧哗而躁动地疯长。彼时的中国，发生了一件天下未有之难事，这就是请万历皇帝上朝；神州大地，经历着一种数千载未变之周期，那就是请大明皇族下台。这是一出以腐败高发期为卖点的历史剧情片，通过昏君、庸臣、阉党、厂卫、奸商、流民等众生相，演绎出危机四伏、民生凋敝、信仰全无的末世图景。
“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无官不贿遗”，“无守不盗窃”，“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54]。既然一国之君可以不顾礼义廉耻地搜刮财富，那么，大臣们则可以暂别君臣之礼。于是，一个奇特的现象在万历时期出现了：骂皇帝！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2月，海瑞上疏大骂嘉靖帝，前无古人，但却后有来者。23年之后的万历十七年（1589年）12月，海瑞身故两年之后，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又站了出来，写《酒色财气四箴疏》把被历史学家封为“史上最懒皇帝”的万历臭骂了一顿，指出其病根是在“酒色财气”四方面，即嗜酒、恋色、贪财、尚气，称“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恼怒异常的万历不欲外人得知，遂将该疏留中不发，从此皇帝将奏折留中，无限期扣押不予处理，成为惯例。
黄宗羲更是开口大骂道：“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因为“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的皇帝“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55]。既然天下已成“私产”而非“神授”，那就别怪非朱家姓者来抢天下、夺江山了！
皇朝的“接班人危机”为什么苍白无解？
从万历十四年（1586年）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的十五年间，最重要的朝政系于一端：立储（册封太子，也就是推出接班人）。内阁首辅申时行一语破的，“当今国家第一大无如册立，而臣等第一职业无如建储一事”[56]。尽管这些大臣们的实际“第一职业”是治生敛财，但明面上的“国本之争”却实实在在造成了国家官僚体系的严重虚耗和功能变异。争的是“谁当太子”的表面国本，但却失去了“谁治天下”的真正国本。明朝因腐败而衰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家治理结构中，既不能保证有真才实具之人实现社会阶层垂直流动，也不能保证处在顶层的官僚阶层具有真正有效的治理能力。因此而出现了“顶层危机”，也就是“顶层无人可用、无计可救顶层”的治理“黑洞”。这就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破坏性“反作用力”，或者说，是朽坏的上层建筑引发了治理体系失效，进而对经济基础与国家政权起到了最为致命的、来自“堡垒内部”的解体作用！开国皇帝之后的那些“败家子”表明：权力是可以递延和承袭的，但能力是难以被复制和遗传的！
万历的贪财和吝财如同锋刃之两面：挪用国库用于私家，必慷慨之极；需用“内库”救国之急，则吝啬之至。前者之豪奢如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3月24日，为其最爱的福王朱常洵“就藩”送行的仪仗队盛况空前，有船1170艘，护送军士1100人，浩浩荡荡前往洛阳，洛阳迎接福王的是以28万两白银建造的明朝历史上最豪华的王府。后者之悭吝如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建立了后金政权的努尔哈赤举兵攻打辽东，军情紧迫，国库空空，主管财政的户部官员只好先斩后奏，挪用了5万两“金花银”以济辽东战事。不料，这个十数年深居深宫不问朝政不批公文的明神宗对此反应甚快，立刻下诏痛责户部和兵部：“今将金花银两，未经提请明白，擅自借用，是何体制？”
有其父必有其子。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率军包围洛阳，守城的官员建议福王朱常洵拿钱犒赏士兵，遭到朱常洵拒绝。兵临城下，富得流油的福王仍如此吝财，饿着肚子守城的官军哗变，开城投降。这朱常洵因为耽于酒色，已成了300多斤的大胖子。李自成看到身材肥硕的朱常洵，竟想出个惊世骇俗的烹调方法。他从王府中抓了几只鹿，连着福王朱常洵一起煮了，美其名曰“福禄汤（福王加鹿）”，与农民军众将士大快朵颐。
这，就是万历皇帝最爱的“皇二代”的下场！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草野，从传世的画像可见其形容清瘦。但要评选“最肥胖的明朝皇室成员”，福王朱常洵和其子朱由崧必是榜上有名。“由瘦而肥”的是明朝皇帝的外表，但其治国能力“由多变少”确属无疑。其实，靠造反夺了人家江山的朱元璋深谙顶层腐败之危害，他早就在教谕皇太子时说过：
……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败岂但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可不惧哉！可不戒哉！[57]
顶层倦怠和权力自朽导致顶层腐败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这是基本的政治原理。然而，封建专制社会中，皇帝从权力顶层发出的怠政信号，会在等级森严的权力体系中逐级传导并极度放大，导致统治集团的一切救世努力付诸东流。不管是能力不足型怠政，还是消极无为型怠政，其后果都将造成最为严重、无法救济的腐败类型—顶层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