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遇到新大陆：总统在被谁操控
我一直认为格兰特摧毁了我本人的生活及把社会提高到适度水平的最后一线希望或机会，对我来说，格兰特政府是把我们的希望与我们的所得分隔开来的分水岭。
—（美）亨利·亚当斯
在1870年的《威斯敏斯特评论》上，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揭露文章《纽约黄金密谋》（The New York Gold Conspiracy），直接攻击时任总统格兰特腐败无能。被骂者声名赫赫，叫骂者也大有来头，他是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总统的曾孙，美国第8任国务卿和第6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孙子。之所以前总统的后人会公开声讨现任总统，因为所有人都认为格兰特先生政治操守有瑕疵。其实，1829年，亨利·亚当斯的爷爷当总统时也曾有过类似问题，其密友拜厄斯·沃特金斯在担任财政部审计官时就曾被查出贪污挪用公款超过7000美元，参议员尼尔·韦伯斯特接受了银行家和制造商的现金。[116]更早的独立战争年代，即便在1780年战争进入到最为艰难的转折关头，“费城大陆会议和各州的代表纷纷在土地投机和军需供应中腐化”。一位军人在当年8月的大陆会议上指控说：“这场争取自由的战争已经堕落为一场汲汲于金钱的闹剧！”但这些“小动作”与格兰特时代的“大腐败”比起来，简直是不值一提！
1.时代变了，用人的规则没变
作为南北战争中的英雄人物，第一位从西点军校毕业的军人总统，尤利塞斯·格兰特在战后入主白宫可谓是众望所归，连没有投票选他的人也敬他三分。“由于战绩彪炳，尤利塞斯·格兰特在1868年和1872年两度当选总统。可惜，他的军事才能没有很好地转化成管理才能。”[117]19世纪70年代的政治改革派已开始抨击格兰特抱有浓厚的党派偏见，对身边的腐败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格兰特离开白宫时，留给人们的只有莫大的失望，而这主要是源于他任内罕见的腐败现象和不断的丑闻。格兰特的竞选口号曾是“让我们实现和平吧”，然而在其执政期间却变成了“让我们一起捞好处吧”。
这可是在与“腐败的老欧洲和旧制度”不同的新大陆！
19世纪90年代被美国史学家称为美国现当代历史的分水岭，“在分水岭的这一边，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在分水岭的那一边，是现代的美国，它主要是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国家”[118]。19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经济相继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头号强国，并且再也没有让这头把交椅旁落他国。
然而，从建国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式”腐败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演变过程。由于开国元勋华盛顿、杰斐逊等人自身的道德素质比较高，“这里不会有英王乔治三世的大臣们试图推行的那种中央‘集权’。在痛苦中诞生的这个新国家有了前所未闻的武器—成文的宪法”[119]。而且早期美国政府规模较小，管理的公共事务较少，因而腐败程度相对较低。但在19世纪20年代之后腐败行为开始表面化，发生了一系列贪污联邦资金的事件。
此后，随着西部开发进程加快，一些国会议员和开发商相勾结，大肆进行土地投机买卖，同时利用政府合同进行肮脏交易，肆意侵吞联邦津贴。到19世纪6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爆发，“4年内战的非常时期里，由于出现了很多不正当来源财富以及缺乏监督，各个级别的政府部门都出现了腐败现象”[120]。尤其是联邦军需开支剧增，军火商、经纪人与腐败官员相勾结，至少从国库中掠走了35亿美元。内战结束后，领导南方各州政府的激进分子，大都是些到处游荡的北方人。他们被称为“皮包政客”，因为他们为数不多的财产可轻易塞进一只普通皮包。成千上万的这种冒险政治家战后移居南方，很多人完全是为了个人利益，而非帮助获解放的奴隶或是重建南方。和“皮包客” 们合作的南方人被称为“南方无赖”，他们加入政府仅仅是为了“分享抢来的赃物”，因为“皮包客”们被给予“广泛的权力，腐败成为轻而易举、有利可图的事情”[121]。
1814年，美国参议员和杰斐逊派领袖之一约翰·泰勒出版了《美国政府原则和政策研究》一书，批驳美国联邦党人的建国基础是从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上撕下碎片拼凑起来的“政治骷髅”，人们很难指望这些“粗糙以致近乎野蛮的政治结构”能够为美国政府体系提供某些材料。特别是“带有君主权力色彩的总统职务已经进入美国政制，它违背了公众的情感，并且带有沉重的说教性镣铐，而类似的东西在英国和法国都已成为陈腐的政治垃圾”。泰勒认为，旧英国的制度逻辑需要有国王的权力或政府专有权，以“计算出抵消贵族院和平民院数量上多数所必须的权力”。但在“主权在民”的新美国不同，把这些权力授予执行官员就是使君主制重建成为可能。他特别抨击了授予总统的任意授职权、军事和外交权以及任命法官的权力。
1973年，小亚瑟·施莱辛格携《帝王式总统权》一书介入当代政治争议，指出拥有潜在的“君王裁断权”（royal prerogatives）的总统攫夺以往保留在立法部门手中的权力。他的判断是，尼克松时期出现的“帝王式总统权”并非对历史发展轨迹的“偏离”，而是总统权演进中的扩张趋势的一个高潮。假若时光倒转，可以看到这种“帝王式总统”的光环，曾经一直闪耀在格兰特的头顶。他入主白宫（1869—1877年）的八年间，恰逢美国经济进入到高速发展的快车道，美国开始崛起。
然而，格兰特执政的八年也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最为腐败的时期之一。正如有人所说：《独立宣言》的签署者们指控英格兰的乔治三世国王说：他取消我们的宪章，废除我们最宝贵的法律，并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各州政府的形式；而美国的政府，则力图创建一套类似“国王之神授权力”的特权。其中，任人唯亲既是总统的特权，也常常是腐败的源头。格兰特最令人诟病之处，就是任人唯亲，灾难性地大搞裙带关系，让不称职者和贪腐分子窃据高位。他的阁员几乎都是他自己的好友，还喜欢向国会提名由富翁担任政府部长，并且在历史上几乎全都被认为不合格。
面对共和党领袖的反对，格兰特的应付手段就是收买。在总统“以身作则” 之下，新一辈共和党议员把政治分赃、权钱交易、私相授受、党同伐异等政治陋习发挥到极致。从政府到国会，华盛顿满是各路带着钱袋子和支票本的掮客。尽管批评之声在他执政期间就已此起彼伏，但“他一直认为改革派不过是想取代共和党现有的领导班子，因此不肯相信他们关于贪污腐败的说法，觉得他们危言耸听，并把手下人受到的指控视为对政府的攻击。敌视情绪使他看不清确实存在的腐败现象，憎恶心理侵蚀了他最宝贵的品质—知人善用”[122]。
格兰特不仅把很多重要职务给了他从前在军队的同僚，还应夫人的要求，任命她的一些“娘家人”为政府高官。1874年，共和党议员詹姆斯·加菲尔德在评价格兰特的用人风格时说：他根据军事参谋的模式挑选内阁官员，选中他们不是因为他们的全国性声誉和公众的需要，而是他们与他愉快的私人关系，因此，在降低内阁官员的素质方面，他的所作所为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位总统。[123]
然而，在公开发表执政的年度国情咨文时，格兰特还大倒苦水般地自我辩解说：“没有什么任务像任命那样困扰政府和部门首脑；也没有如此徒劳地去满足国会议员的需求—为他们的选举人找职位。”[124]让共和党的领导者们不满的是，格兰特用这些人根本都没有和他们商量过，而这些人也大多很不给格兰特长脸争气，相继丢人现眼地离开了政府。
同时，他又不断将清白之人扫地出门，遮盖了白宫政治清明的一方蓝天。如1869—1870年在职的司法部长埃比尼泽·霍尔以业绩而非对长官的忠诚来评定下属，并任用了9位正直能干的新人出任新创设的联邦法官职位。但这引起了希望把自己人安插其位的政要和议员们的不满，霍尔在得不到总统的支持下只得黯然离去。同年，内政部长雅各布·考克斯实行了按功绩奖励的制度，抵制了任意封官许愿的做法，但也与格兰特发生了激烈冲突，上任不到一年便愤然离职。1870—1871年在职的司法部长阿莫斯·阿克曼本是反对铁路大亨不法行为的正直官员，但在铁路方面的游说下，他不久便被格兰特解职。
内阁成员的更替乱象对格兰特的威信构成了极大的伤害，使得这位战功卓著的将军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不称职的总统之一。加菲尔德对此失望地评论说：“这是总统一方向政治蛀虫投降，这群蛀虫败坏着政府，永远使它龌龊不堪。”曾经支持收购阿拉斯加的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愤怒地说：“美国正在遭受着一种像患了水肿病似地困扰着人们的裙带关系的折磨。”[125]
2.白宫卧榻边的“贪内助”
常言道：妻贤夫祸少。然而，在格兰特时期的政坛，“贪内助”的问题却非常普遍。
格兰特是在南北战争中诞生的美国英雄之一，但战场上的雄狮到了夫人那里却成了温顺的绵羊。格兰特有一个几乎无人不知的嗜好，那就是喜欢接受有钱商人“献给他大量昂贵的礼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对格兰特的婚姻有好处，因为他的妻子朱莉娅对于一流的生活有着永恒的渴望，她相信她丈夫对国家的贡献使他们有权利过这样的生活，即使他只领一份公务员的薪水”[126]。有了这样的“第一夫人”，这“第一家庭”的门前可就是车水马龙了。
不过，即便是按照今天的标准来看，格兰特夫妇所收到的也非一般的“礼物”：一群来自费城的人送给格兰特一家一幢精心装修的宅邸；伊利诺伊的加利纳人也送给总统夫妇一幢房子；波士顿的50名商人则捐资75000美元修了一座图书馆；而更为实际的纽约人则把现金直接放在总统家的桌子上。正是在这样的“迎来送往”中，这位“乞丐变富翁”的格兰特将军舒舒服服地和家人过上了好日子。
更有甚者，律师丹尼尔·巴特菲尔德（Daniel Butterfield）代表纽约人将格兰特在华盛顿的房子的抵押款项、一些精选的高利率债券和现金奉上，送来一个总额达到105000美元的“大礼包”。他还在所附信函中附上了出资人的名单，说这是“应许多纽约公民的要求”，作为“他们的感激之情的适当表示”。格兰特照单全收之后，回函中除了表示感谢之外，公然许诺“将永远感激他们对我的慷慨，并努力工作……以获得他们的认同”。这等于直言不讳地表明了“为慷慨捐赠者服务”的施政方向，显示出格兰特军人式的“坦率”！
当然，除了要重点满足“第一夫人”的欲望，格兰特还不忘照顾一下自己的“第一兄弟”—奥威尔·格兰特。当时，在美国西部的大部分印第安事务所和贸易站中，腐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参与印第安战争的军队要求所有士兵在贸易站购买东西，但价格却是通常价格的两倍乃至更高。这是因为格兰特所器重的国防部长威廉·贝尔克耐普把贸易战的交易权批给了和他在政治上有关联的商人，借此换取回扣。这在西部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在亚伯拉罕·林肯要塞，指挥第七骑兵团与印第安人作战的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将军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1839—1876年）。出身贫寒的他对腐败的贸易站交易十分不满，“大胆地暗示格兰特的兄弟与此事有所牵扯，并且含沙射影地说总统本人也牵扯到了有关印第安保留地边界的一些可疑行动中”[127]。1876年2月10日，卡斯特的心腹好友詹姆斯·戈登·贝内特（《纽约先驱报》的出版商）以一篇极富煽动性的社论描述了这一事件，并且暗示总统先生曾经问过弟弟：“从苏族（印第安人的一支）挨饿的女人和孩子身上赚了多少钱？”[128]1个月后，卡斯特被召往华盛顿对贝内特的指责作证。在他列举了腐败团伙的细节之后，准备返回林肯要塞率军攻打苏族人。但格兰特总统却拒绝批准。这一类似“软禁”的做法等于剥夺了卡斯特的军事指挥权，对于视军人荣誉高于一切的他无疑是“最严重的惩罚”。为了重返战场，卡斯特不得不低下头写信给格兰特说：“我恳求足下以战士的身份出发，使鄙人免受莫大之羞辱，眼睁睁目睹鄙人统帅兵团前去与敌人会面，而我却不得与之共患难。”最终，在“卡斯特的无数好友和仰慕者急切地向格兰特说情” 等因素共同作用下，格兰特总统不情不愿地应允了卡斯特的请求，只不过谢尔曼将军在转达总统批准函时特地加了一条警示批语：“务必规劝卡斯特保持谨慎，……而且也要让他将来不要行个性张扬之事。”
在最后一次给国会的咨文中，格兰特坦率地承认：“没有任何搞政治的经验就被选为总统，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不幸。”[129] 1876年，两届总统任期结束后，格兰特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已在执政八年间尽显无遗，但他竟想成为首个三度连任总统的人，不能不说那些能让“第一夫人”心满意足的特殊“礼遇” 发挥了助推作用。尽管有美国总统最多连续两任的传统，但格兰特当总统上了瘾，放出风声说：只要有党派提名，为了顺乎民意，他还会“勉为其难”再干四年。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大吃一惊，连忙由众议院通过了总统不得连任三届的决议。讽刺的是，即便如此，他却仍然是自从19世纪30年代杰克逊以来第一个能够连续干满两任的总统，而这个记录直到40年后才被威尔逊打破。
在连任未果之后，已经卸任的格兰特夫妇迟迟未搬出白宫，直到新总统海斯宣誓就职了，还得到白宫来参加由格兰特夫人一手操办的午宴。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首次国宴是在1874年举行的，尤里西斯·格兰特总统和夫人设宴款待桑威奇群岛国王戴维·卡拉卡瓦。桑威奇群岛的疆域包括了夏威夷，夏威夷后成为美国的第50个州。从建国之日起，白宫便成为美国总统主持的官方宴会的举办地。
更有趣的是，格兰特下台之后，这对前“第一夫妇”似乎不能马上适应住在白宫之外的落魄感，宁愿选择四海为家而非栖居一地。他们花了3年多的时间周游各国，先后到过英格兰、比利时、德国、瑞士、意大利、丹麦、法国、埃及、巴勒斯坦、挪威、俄罗斯、印度、暹罗（泰国）、中国和日本。1879年4月，格兰特带着夫人从香港至广州，在中国期间先后受到两广总督刘坤一、北洋大臣李鸿章等人的款待。据《申报》当时的报道，格兰特抵达吴淞时还曾鸣炮二十一响，晚间于途中上演烟火盛会。清政府给了美国退休总统很高接待规格，恭亲王奕䜣与他做了一次长谈。会谈后，格兰特在写给友人的信中预言：中国将在20世纪成为强国……或许，这种“退而不休”的生活方式，才能让不甘寂寞的格兰特夫妇感受到昔日的尊贵荣宠。
3.“秘书腐败”萦绕华盛顿
格兰特是继华盛顿、杰克逊、哈里森和泰勒之后第五个行伍出身的总统。在人们眼中，他是一个光辉的领袖，有着过人的坚定、毅力和睿智。其实，格兰特是在父亲的威逼下才上了西点军校，毕业时在39人的班级里排名21。他虽因参加墨西哥战争表现英勇被提升为中尉，但却因过于贪杯而数次被宪兵人证俱获。凭着战争期间带来的巨大威望，格兰特从“酒鬼”变成了总统。只不过，当他成为总统并且容忍他的“身边人”胡作非为的时候，他的头脑可是清醒得很。但是，秘书腐败的的确确给格兰特的声望造成极大打击。
在轰动一时的“威士忌酒集团”（the Whiskey Ring）事件中，格兰特的私人秘书奥维尔·E.巴布科克将军就狠狠地打了他的脸。奥维尔·E.巴布科克作为格兰特在南北战争中的参谋，曾经在战斗中救过他的命。当格兰特入主白宫，巴布科克迅速成为总统的私人秘书。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安于职守的秘书，而是利用与总统的关系不断扩大个人影响。国务卿菲什看到，有的内阁部长连一些小小的开支都征求巴布科克的同意，于是在日记中写道：“事实是，巴布科克把他自己想象为美国总统。”[130]
失败的美利坚“第一秘书”何其多？
白宫是精明强干的总统秘书展现才干的舞台，也是不称职者现出原形的地方。巴布科克作为格兰特总统的秘书，经常采用欺骗性手段欺上瞒下：如以总统名义起草一些信件提交总统审批，在审批后再加上一些有争议的文字；为否定国务卿起草的文件，竟说这是一个总统特别不喜欢的低级外交人员起草。利用总统的信任，他还可以向友人提供重要的外交职位，对别人推荐的任命予以否决。兼任“公共建筑和场地建设督导”一职期间，他虚报冒领了不少钱塞进腰包。历史学家威廉·奈·赫塞尔评价这位格兰特的“第一秘书”说：“在每条发臭的污水沟里淘金，在玷污格兰特政府的记录上他干的比谁都强。”格兰特继任者海斯总统的秘书威廉·罗杰斯，也是靠与总统手足之情混饭吃，在总统决策中从来提不出自己的见解。海斯在日记里写道：几乎我做每一件事，罗杰斯都认为是好的。罗杰斯的力不从心使得许多总统秘书的工作不得不由人代劳。无独有偶，林肯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在前者饮弹身亡后入主白宫，选择儿子罗伯特·约翰逊任秘书，但一个身材丰满的科布夫人却令其声名扫地。当时，许多南部人需总统赦免才能恢复全部公民权和政治权力，而科布夫人宣称自己有白宫的“朋友”，因此得到华盛顿最灵的“争取赦免经纪人”称号。不久，当国家保护警察署逮捕科布夫人后，却发现罗伯特是其与白宫唯一的联系人。当约翰逊总统离开白宫仅六周后，年仅30岁的前“第一秘书”罗伯特就因放纵和酗酒等原因暴亡。可见，不管是总统的密友或儿子，当得好美利坚“第一秘书”的没几个。这虽是巧合，但或非偶然……
这个所谓的“威士忌酒集团”，是酿酒商人和政府税收官员狼狈为奸的庞大犯罪组织，中心设在圣路易斯，每年都能偷逃政府几百万美元的税款。财政部长本杰明·布里斯托是负责揭露相关黑幕的主要负责人，他在1874上任后，就着手组织了一批廉洁的官员深入调查。不久，便查封了数家酒厂和几个国内税务所。随着调查的深入，布里斯托发现贪污受贿相当严重，非常急于要将这些人法办，但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却似乎总是在破坏他的努力。每当布里斯托派秘密调查员取证时，威士忌酒集团好像事先就知道他们要去，罪证总是忽然就不见了。
这种戏剧化的情节反复了多次，布里斯托意识到这个犯罪集团在政府高层可能有着自己的代表。此后，布里斯托方面截获了一些来自华盛顿的电报，上面写着“整顿家务。朋友要来看你”这样的暗语。追根溯源，发现底稿出自格兰特的私人秘书—巴布科克。后来的证据表明，巴布科克不仅收受了威士忌酒集团的大量贿赂，还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该集团提供的性贿赂—一个以“西拉菲仙女”著称的名妓，并且与集团的主谋称兄道弟。
格兰特得悉内情后受到极大震动，一面指示布里斯托“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有罪之人”，但却亲自出面为巴布科克开脱罪责。[131]在众目睽睽之下，格兰特于1876年2月写了一份赞扬巴布科克诚实品格的证词，为审判他的秘书时辩护所用。面对着这样一份证词，陪审员们不愿意与美国总统公然对抗，结果无奈地投票同意巴布科克无罪，而其他110人则被定了罪。当听到巴布科克无罪的消息后，格兰特总统快乐地手舞足蹈，并立即派儿子去向巴布科克夫人道贺。更为荒唐的是，巴布科克并没有马上离开白宫，要不是巴布科克的好友贝尔纳普部长也很快东窗事发，格兰特总统也许还不会放他走。
这是美国历史上滑稽却令人心酸的一幕。舆论哗然之中，布里斯托一怒之下辞去了财长职务。就连共和党人都异常悲哀地说：“共和党已成为迄今为止最腐败和堕落的党。”这件事成了格兰特执政末期的标志性丑闻。自那以后，象征着裙带风、上层腐败和任人唯亲的“格兰特主义”一词变得益发臭名昭著。虽然马克·吐温曾犀利抨击过“镀金时代”的政治腐败，但对自己的偶像级人物格兰特却笔下留情，只是非常温婉的评价道：“他是一个被不诚实的人包围了的诚实的人。”
4.谁在主宰白宫的主人
格兰特时期的白宫主人听谁使唤？
答案是：除了枕边人，还有有钱人。
正像帮助格兰特连任的华尔街银行家克卢斯所说，“那些责怪格兰特将军的人未能考虑这样的事实，即一旦与……那成熟老练已达炉火纯青之境的金融诈骗相交锋，即使是著名的士兵和能干的战术家，比之新招募的新兵也好不了多少”[132]。然而，这可以看作是盟友的声援性辩解，因为他善意地低估了格兰特的财商。根据历史档案，格兰特曾经为华尔街的投机商写下了如下内容的亲笔信：
华尔街2号
6号房间
1882年7月6日 纽约
亲爱的菲什先生：
关于您为格兰特·沃德公司的账户所制定的折扣事宜，我认为该项投资是安全的，我也乐意沃德先生以我的名义和影响获得他可以给公司带来的利润。
您真诚的朋友，
格兰特
格兰特的律师辩称说，这封著名的“2号信”是写给国民航海银行总裁菲什的“普通的商务信”。但实际情况却是，菲什与“诈骗王子”费迪南德·沃德联手运作了一个融资合同，从国民航海银行向格兰特·沃德公司预付出20万美元并筹集了百万美元后，急需“从格兰特那里得到一些东西来证明他对这个合同知情”，这样“应付”银行和其他债权人的时候“就会简单些”。
其实，格兰特·沃德公司号称将资金投向能提供巨大回报、关系微妙且要求保密的“政府合同”，背地里完全干的是“空手套”的勾当。这位沃德先生曾经在6个月内，给了1个投给他5万美元的客户一张25万美元的支票作为第一轮投资的回报，因为沃德知道凭借这张支票 “可以掏光那个人的口袋”，高额回报一定会吸引他倾囊参加第二轮、第三轮投资。在这种与“庞氏骗局”如出一辙的资本游戏中，格兰特·沃德公司最终于1884年5月12日破产了，并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而沃德先生只是“告诉他的客户说他对此概不负责”。
关键在于，总统先生不但慷慨地允许沃德使用“格兰特”作为公司的名号，还为公司提供了担保，据说格兰特的儿子也牵涉其中。毫无疑问，来自总统府的“这些担保犹如替恶魔加上了天使的脸蛋和翅膀，能使他们实力增强，信用拓展”[133] ，肆无忌惮地施展花言巧语和欺瞒哄骗之术。(https://www.daowen.com)
这就是美利坚的总统阁下！根据沃德本人接受《纽约世界》记者采访所透露的情况，格兰特这封最终引发了1884年华尔街一次不小的金融危机的担保信，是“按照菲什先生的指示起草的”，而且在签上名字的时候“没有任何疑问”。沃德还不无炫耀地自白说：“将军习惯于签我交给他签的文件，而并不注意它们的具体内容。”
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总统是华盛顿和白宫的主人，只不过“习惯于”听从华尔街和投机商的调遣！
当然，在这些有钱人的支持下，1872年选举使得格兰特的腐败统治得以继续维持。“事实上，从古至今，绝大多数统治者都不得不向经济上强有力的角色让步，以换取他们的支持。”[134]格兰特总统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而已。然而，其后四年的执政情况比前四年更加不堪，积聚已久的1873年经济危机终于爆发，美国陷入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经济衰退中。内战以来一直蓬勃发展的铁路业首当其冲，1/4的企业倒闭；失业率上升到14%……这次衰退时间长达6年。
不过对于迷恋白宫的格兰特而言，这些糟糕的经济数字毫无意义。只要能够竞选成功，哪管他洪水滔天？
5.总统的“特赦令”：能拉选票就放人
1872年2月10日，费城地方法院法官爱德华·帕特森对一起众所周知的挪用市政资金做出了如下宣判：原市财政局长约瑟夫·马瑟处以30万美元罚金，在东部国家监狱服刑4年零9个月；私人银行家查尔斯·耶基斯罚金500美元并支付该次诉讼费用，在东部国家监狱服刑2年零9个月。[135]宣判之前，法官大人还分别作了这样的定性陈述：马瑟“本应该像小天使保护伊甸园那样保护市金库的大门”，本应该“把火红的剑砍向任何不恰当地接近金库大门的人”，但其作为法律界一员和多年的市议会财经委员会主席却“显然与此背道而驰”；耶基斯的“罪行之严重非比寻常，……获得的大量金钱属于我市，使之犹显严重”，判其入狱至少说明“市金库是容不得在薄薄的商业交易伪装之下不受惩罚地被侵犯和掠夺的”！
1872年9月27日一大早，匹兹堡市律师兼联邦官员布赫·斯沃普乘火车来到宾州首府哈里斯堡，向州长呈上了一个格兰特总统发出的特别指示。于是，宾州州长约翰·加布里遵命并签署了一份赦免状。当天下午4点，东部国家监狱狱长爱德华·汤森接到了州长的传话：一名信使正在前往监狱的路上。
约两个小时之后，总统特使斯沃普在费城市长威廉·斯托克利、州长秘书李上校和市府官员约翰·希尔的陪同下抵达监狱。在向汤森狱长出示了两份赦免文件之后，7126号（耶基斯）和7127号（马瑟）两名在押犯被宣布赦免。在当场宣读的赦免状中，加布里州长表示自己接到了无数来自著名人士的信件，称耶基斯“作为一个诚实、有才智的商人，其人格无可挑剔”，州长还声称有133名声名卓著的律师和34位市议员对两人的罪行“表示怀疑”，因此他本人“根据宪法赋予我的权力”赦免他们“被判定的罪行”。李上校还特别交代：“这是州长本人的自愿的礼物，不附加任何承诺。”
短短数月，这两名囚犯的境遇岂止是霄壤之别？对他们的评价不啻黑白颠倒！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迹”发生呢？
很简单：选情所迫。
1872年的总统大选之路对于谋求连任的格兰特来说并不平坦。当年7月，民主党提名报纸出版人霍勒斯·格里利为总统候选人，此人还是“共和党中对腐败的格兰特政府不满的自由派领袖”。因此，自由派人士和民主党人的大联合令共和党中的格兰特派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人大为惊恐。因为此前的1868年，共和党人在“团结一致”的情形下仍然比多数票少了1万张，仅靠“选举人票”也就是“超级人票的行使”才勉强赢得了宾州。而10月份宾州州长竞选日渐临近，格兰特若想连任决不能允许州长竞选的风向标转向了有利于民主党人的方向。
此前，格兰特的心腹之交伊莱休·沃什伯恩早在6月就预计：宾夕法尼亚州的29张选举人票将决定总统选举的结果。而一旦10月份的州长竞选一旦落败，那么“总统竞选就会失败”！
无奈的是，宾夕法尼亚州最重要的“政治老板”西蒙·卡梅伦[136]已经内定：由参加过内战的“英雄”、高大英俊的州审计长约翰·哈特兰夫特继任州长。而耶基斯曾经与州财政部长罗伯特·麦基及哈特兰夫特结成挪用盗窃公共资金的“腐败铁三角”。此时，一旦审计长把本州财政资金作为赌注压在股票和债券上的丑闻曝光，被激怒的投票者很可能把选票投给竞选州长的民主党候选人查尔斯·巴卡柳。因此，“在许多忠诚的共和党人看来”，耶基斯“握有一把不仅决定哈特兰夫特亦决定总统格兰特的竞选命运的钥匙”！
其实，金融投机家耶基斯早在1871年12月23日，就曾为谋求特赦而愿意充当“污点证人”，立下了指控其前委托人麦基及哈特兰夫特挪用公共资金进行非法投机的宣誓书，并且当着市议员威廉·多尔蒂的面宣誓：
过去若干年来，我已经认识了宾夕法尼亚州审计长约翰·哈特兰夫特。我在不同时期买卖了不同种类的股票，而且用属于宾夕法尼亚州的资金来获取并持有了这些股票，前述的约翰·哈特兰夫特促成了州财政部长把钱存在本宣誓作证人这里。本宣誓作证人确实于12月10日把二千七百美元支付给审计长约翰·哈特兰夫特，这笔钱来自于购买州债券和出售同一批债券所得的利润……本宣誓作证人亦多次支付金额不等的钱给了前述的约翰·哈特兰夫特……
不幸的是，耶基斯本人虽寻求特赦未果，但这份宣誓词和一些有关非法股票交易的文件落到了一位名叫威廉·佩因的医生手里，后者曾试图促使宾州立法机关调查本州官员的违法行为而未果，现在正准备把这些资料提供给媒体。于是，《太阳报》《快报》等纷纷开始质疑，哈特兰夫特作为“腐败分子以及用州财政资金从事非法投机的参与者”，是否合适担任一州之长。
位于这场政治飓风的风暴眼中的耶基斯，终于被格兰特总统派上了用场：?一旦前者被释放出狱，就可以否认这些宣誓书的真实性，从而平息这场危及选举大局的丑闻！
为此，格兰特总统于9月26日晨亲临费城，在富丽堂皇的大陆酒店安营扎寨，就当地政治局势与西蒙·卡梅伦和布赫·斯沃普密商了好几个钟头。最终，为了确保宾州10月竞选成功和11月的总统大选获胜，斯沃普“带着一个要求加布里释放两名人犯的总统指示”被派往哈里斯堡。
漫长的会谈结束后，总统先生在卡梅伦的陪同下来到房间的阳台，接受了一大群商人和一支铜管乐队的欢迎仪式。看上去“极度焦虑的”格兰特微笑致意，并且不动声色地听着卡梅伦信心十足地向人群预告：“本州将分别以超过多数票2万张和5万张选择哈特兰夫特和格兰特将军。”
于是，“窃国者”一夜成为“爱国者”的正名好戏上演了！耶基斯聪明地与斯沃普达成“合作协议”，并于出狱后一天在《费城北美人报》刊登了一份书面声明，称“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不择手段”制造了谎言来阻止哈特兰夫特的竞选，他暗示威廉·佩因炮制了那些妄图使哈特兰夫特名声扫地的宣誓书，并扬言“有人筹划了一场大骗局”，但“恶有恶报，他们的邪恶企图必败无疑”。
在这份申明和一系列夹杂着友好和敌对观点的言论发表后不到一周，哈特兰夫特以高出3.5万张选票的优势战胜对手巴卡柳，赢得了州长之位。一个月之后，格兰特在选票上压倒了民主党候选人格里利。1872年的残酷竞选活动最终令格兰特如愿以偿，格里利也在败选后几个星期离世。由此，共和党中造反的自由派退出了历史舞台，使得共和党彻底落入西蒙·卡梅伦等地方“老板”之手。
更有甚者，就在格兰特总统获胜的第二年，费城市议会宣布解除了耶基斯所欠该市的47.8万美元巨额债务。1873年10月3日，卡德瓦拉德法官又宣布解除了破产法庭对耶基斯的管制，使他彻底赢得“自由”。可问题在于，如果说耶基斯这个见风使舵、寡廉鲜耻的投机商人彻底暴露出人性的丑陋，那么，格兰特总统和他的竞选班底又是在策划、竞争和展示些什么呢？
6.顶层危机：合众国的末世危情
19世纪70年代中期，堪萨斯州的农业劳动者针对自身生存状况无奈申诉说：“在天堂，我们信任。在堪萨斯，我们控诉。”[137]如此这般的“控诉”怨气，弥漫在“镀金时代”的美国“草根阶层”之中。1899年，美国人埃德温·马卡姆（Edwin Markham）发表了著名诗歌《拿锄头的人》（The Man With The Hoe），描述了“脸上写着时代的虚无”“背上承载着世界的重负”的下层贫困阶层的悲苦状况，并在诗歌结尾对当时的社会“凶兆”和“巨大威胁”深感不安，抒发了对“顶层和底层严重脱节”的社会危机的忧愤之情：
啊，所有国家的主人、大老爷和统治者们，
未来将如何与此人（下层劳作者—著者加）结算？
在造反的旋风摇撼所有海岸的那一刻，
该如何回复他残忍的问题？
在沉默了千百年之后，
这无声的恐怖将起而审判世界的时候，
它将如何对待王国和国王，
对待那些把他塑造成现在这个样子的人？[138]
以1873年经济危机为发端，美国在1884年、1893年、1902年先后数次陷入经济萧条，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工厂裁员，工人失业，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动荡。有这样一组数字和事实：
从1873年开始，3年半的经济大萧条将一系列地方冲突激化成一场全国性的斗争；
1877年，全国铁路工人大罢工揭开了美国产业工人愤怒的火山口；
1881年虽然是经济回暖的一年，美国还是发生了500多起罢工事件，罢工人数超过13万；
1884年，最引人关注的是纺织女工和制帽女工联合大罢工；
1885年，纽约的制衣工人无论是男工还是女工（分别开会，共同行动）举行大罢工，《纽约世界》称这次罢工是“要求面包和黄油的叛乱”；
1886年，全国“五一”工人大罢工，全国各地11562家公司的35万名工人举行罢工，底特律1.1万工人举行8小时的示威游行，纽约2.5万工人沿着百老汇大街举行火炬游行，芝加哥4万工人举行了罢工；
1887年秋，近万名制糖工人举行罢工，其中90%是黑人和“劳动骑士团” 组织的成员；
1891年，田纳西州煤矿公司要求矿工在“反工会合同”上签名，强迫工人必须发誓不罢工、同意用白条支付工资等，结果引发了武装起来的矿工占领矿区；
1892年，罢工风潮席卷全国：除新奥尔良总罢工、田纳西州煤矿工人罢工外，纽约布法罗铁路扳道工、爱达荷的科达伦铜矿工人也举行了罢工。科达伦罢工的特点在于，罢工者和罢工破坏者展开枪战，很多人死亡；
1893年，美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金融诈骗增多，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行为猖獗，经济走向了崩溃边缘：642家银行倒闭，1.6万家公司破产。在当时的1500万劳动大军中有300万人失业；
1894年，伊利诺斯州普尔曼公司的铁路工人在芝加哥城外举行了最大的一次全国性罢工。
从1881年到1885年，每年平均爆发500次罢工，每年参加罢工的工人大约15万人。1886年爆发了1500多次罢工，参加者达60多万人。约翰·康芒斯在《美国工人运动史》一书中指出：非熟练工人阶级所发动的伟大运动的征兆，这场运动最终演化成了一场暴动……这一运动向人们展示了社会冲突的方方面面。每一次重大罢工中，工人们都表现出对资本的深切痛恨。[139]
令美国人深感不安的是，1892年的卡内基钢铁公司工人大罢工、1894年的普尔曼铁路工人大罢工、1902年的无烟煤矿工人大罢工……从纽约到费城，从芝加哥到匹兹堡，“一种文化的冲突以及阶级间的经济斗争仿佛正在把这个国家撕裂开来”[140]，而一个个工业城市成了风起云涌的劳工运动的“风暴眼”。其中仅为镇压1894年普尔曼罢工就出动了联邦军队1.4万人，这也是19世纪美国政府除南北战争之外最大规模的武力行动。[141]
无怪乎，“镀金时代”的社会评论家惠特曼曾经这样反思当时的美国社会：
“如果美利坚合众国也跟旧大陆各国一样，出现了数量巨大的贫困绝望、迁徙不定、工资菲薄的人群，就像我们近来见到的那种与日俱增的景象，而这必然会向肺癌胃癌一般慢慢地，然而不断地侵蚀它们的肌体—那么我们共和主义的试验尽管表面上有许多成就，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惨重的失败。”[142]
面对这种“造反的旋风”和“无声的恐怖”，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20世纪初发出“要么一起沉沦，要么一起上升”的呼号，对顶层执政阶层进行了严厉的警告。
既然拥有“塑造”国家和国民的巨大权力，就要担负起顶层治理的责任和义务！反之，国家、民族和社会必将陷入腐败高发期的泥沼中沉沦不前。成也顶层，败也顶层；大治靠顶层，大乱由顶生—这就是现代国家和政府治理的超级“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