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遭逢君主：国王向谁行贿
这是最美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年头，这是愚昧的年头；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失望的冬天。
—（英）查尔斯·狄更斯
1760年10月25日，对肥胖丑陋异国女子狂热有加的英国国王乔治二世驾崩。他最厌弃的皇子威尔士亲王之子乔治·威廉·腓特烈继位，史称乔治三世。与被“南海泡沫”套牢的乔治一世和因性取向被嘲讽的乔治二世不同，乔治三世（George III，1760—1820年）是英国历史特别是英国近现代史的一位“关键先生”。正是在他漫长的统治下，英国作为现代工业革命发祥地而载入史册。而且，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作为来自德国汉诺威的选帝侯，由于不懂英语、不谙政风民情，乐于做不理国事的“虚君”。由于乔治二世两次被迫在控制议会的政府大臣压力下放弃了所心仪的首相，被史学家称为“被大臣们套上‘枷锁’的国王”。相反，乔治三世可是个实权热衷者，决意打破责任制内阁执掌政务、行政权由国王向内阁转移等“惯例”[58]。人们很快就发现，“他明确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正在做什么。他想当一位国王”。然而，就在君主立宪制“貌似”比封建皇权统治要开化和民主许多的时候，那个腐败的幽灵又如影随形地不期而至了。
1.贿选：最原始的“民主”政治
曾经长期生活在皇宫之外的小乔治能当上国王，相当于流浪汉中了彩票头奖。由于他的父母被爷爷从王宫中驱逐，所以他只能降生在圣詹姆靳广场边的一所普通住房；由于他早于预产期两个月出生，因此最初被认为可能早夭；由于在学校时功课较差，使他一直显得比真实年龄要小……然而，由于1751年他父亲威尔士亲王因肺部受伤突然身故，12岁的小乔治一夜间成为王位的法定继承人。
此后，突然转运的乔治三世虽然入主皇室，但其执政生涯却注定要与他十分厌恶的一个字眼纠缠不已：民主。
这是因为“光荣革命开启了一个持续贯穿18世纪的历史进程。1688年通常被视为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绝对君主制时期与立宪君主制时期的界碑’”[59]。在整个欧洲都在加强君主权力的时候，英国人却开始限制国王的权力，迈向了君主立宪制。此后，“君权神授说”逐渐被“天赋人权论”取代，以国王、内阁、议会两院为基本架构的政治机器悄然运转，王室和君权受议会和民权限制成为可能，议会通过立法权来控制军队、法律、行政，议会甚至能决定国王的生活费用以及由谁来当国王，因而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英国开始脱下封建主义的华服，换上资本主义的盛装。
对于乔治三世来说，“为难之处就成为如何在继续酬劳骨干分子的同时，又设法保证绝大多数人民的忠诚，因为人民在理论上已成为政治合法性的主人”[60]。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是：“民主”遭遇“君主”，到底谁说了算？
国王“否决权”的丢失何以成为限制王权的重要标志？
英国走向君主立宪制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现象是国王逐渐丢失了对议会议案的否决权。光荣革命后，国王行使否决权的次数逐渐减少。1689—1696年，威廉三世曾5度行使否决权，此后的安妮女王仅在1708年否决苏格兰民兵法案时，行使过一次否决权，她也被称为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位行使否决权的君主”。此后，国王的否决权变成一项“有名无实的虚权”，国王签署议会所提交的法案只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例行手续”。[61] 作为可以“对权力说不的高级权力”，否决权的丧失意味着至高无上的国王权力有了可参照的边界。这对乔治三世来说是一个噩耗，因为加大了它收复“王权失地”的成本，即控制议会的贿金大为增加。
答案似乎很简单：民主等于民选，选票说了算！
然而，尽管“朕即国家”式的不列颠君主专制体制结束了，“王在法下” 的立宪民主制度生成了，但它并不表示民主政治的完全建立。因为“议会主权”的确立只是标志着民主政治的开始，尽管国家权力开始掌握在议会手中，但议会被一些大土地贵族和大商业寡头所控制，议会成为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社会上的绝大部分人，包括通过工业革命起家的新兴的中等阶级，都被排斥在国家政权“内室”的大门之外。虽然拥有“民主”之名，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这种民主只是“选主”[62]，即几年一次选出政府中的当权者，实际上很难真正地对国家政策产生影响。
人们之所以把“光荣革命”后英国建立的政治制度叫“旧制度”，就是因为这种制度下的议会选举制中弊端百出。无怪乎有人说“1688年之后，一场反对传统权利的阴谋把最高领导层的君主和腐败的议会结合到了一起”[63]。直言之，控制了“老议会”，就仍可成为新王者！
正如英国学者维尔所言：“在英国18世纪上半叶的政治争论中，权力分立学说的思想被运用于混合政府的理论，结果产生了与早先的混合政府理论非常不同的制衡原则”，“在英国，这种理论被用于混合君主制的一些制度上，但它也相当有可能在更后来的日子里被修改以适合一套不同的、其中君主和世袭贵族不扮演角色的制度。”[64]这就是日后所谓“统而不治”的“虚君”制和贵族平民化的过程。但在18世纪下半叶上台执政的乔治三世还不想被人“修改角色”，他要做实权在握的“君主”。
不管是什么样的混合政制，最关键的问题是“谁混谁合”的问题，也就是谁为核心、谁为陪衬的问题。为了达致“既统且治”的目的，乔治三世要做的头等大事就是通过贿选控制议会和政局。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届政府，它的运作都离不开一个庞大的官员队伍。在1688年“光荣革命”前，国王在政治上拥有实权，一切政务都得听从国王旨意。“光荣革命”后，国王成为国家的象征，政务由大小官员“代为管理”，文官就这样主宰了社会运转。尽管政府高级文官的产生受到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多数党控制，但国王仍保留有一定的官职授予权。有时候，国王就通过他任命的官员来干预议会和政府的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国王的“贿赂可以视为破坏政制均衡的一种手段，一种将本应分割的权力统一起来并将政府的在理论上的同等权力部门削减为实践上的从属权力部门的手段”[65]。
“工业革命在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来仅仅是经济和技术问题，实际上它是可怕的非常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大变动问题。”[66]工业化开始后，尤其是1780年以后，来源不同的权力在功能上实现了分工，立法权的合法性在于议会，而行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君主。“下院议员企图控制所有其他政府权力的野心为他们的贪婪所制约，因为他们愿意为君主服务，后者可以赏赐给他们令人羡慕并有利可图的职位，以及国王可以随意分配的巨大财产的一些份额。”[67]因此，国王仍然拥有行政权，通过恩赐制他可以分封贵族和政府大臣，使得贵族和政府大臣对自己效忠而不是对议会效忠。实际上，早在17世纪就有“洛克强烈谴责选举中的腐败，谴责执行者使用贿赂来保证立法者们支持某个具体的观点”[68]，但这种贿选行为依然盛行不衰，成为英国政治的痼疾。
对于权欲似乎异常旺盛的乔治三世而言，“在他继位之初，一切都预示着美好的未来，那时正是恢复王权的良机”。18世纪的英国是一种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的混合体。乔治三世时代的思想家威廉·葛德文指出：“贵族政体的正确含义，不折不扣乃是凭借政治制度的干预，而是人类的不平等更加坚固和更加明显的一种结构。贵族政体跟君主政体一样，是以虚妄为基础的，是同真正的事务本性毫不相干的人工的产物，同样也必然像君主政体一样，要依靠权术和欺诈。”[69]
在这种“帝王术”的指引下，1761年3月，乔治三世宣布进行议会大选，那些忠于他的“国王之友”开始拉票之旅。由于做足“功课”，乔治三世的“帝师”布特伯爵早在选举之前就断言新议会必将是“国王的议会”。
刘易斯·纳尔米曾在《乔治三世即位时英国政治结构》中指出：起码有55名上院贵族在1761年大选中控制了下院117个席位的选举。111个贵族和乡绅资助人“赞助”了下院205名议员，占到了英格兰所有489名下院议员的42%。而这111名资助人中，有上院贵族55人，他们总共赞助了111名下院议员。其余56个赞助人中，贵族子弟、乡绅和贵族代表占了很大比例，他们总共使94名下院候选人竞选成功。[70]其实，选举的最大赢家不是托利党人，也不是“国王之友”，而恰恰是乔治三世和布特伯爵。
乔治三世对大选结果非常满意，尽管为了贿选已出资甚巨，但仍志得意满地花了21000英镑将白金汉宫买了下来，作为礼物送给他的老婆。对于大多数英国人而言，虽然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但至少在活着的时候见识了王权的影响力和“购买力”。正如当时在英国政坛站出来抨击乔治三世的伯克所说：“国王的权力，作为几乎已经死亡和腐烂的君主的特权，已经以影响力的名义重新生长”，“这种影响力是君主特权奇妙的替代物，而这个特权，由于不过是陈旧过时的偏见的产物，已经在它原有的耐力之中形成了不可抗拒的腐败和瓦解的因素。”[71]
2.“帝师”的杰作：国王之权欲与“国王之友”政府
在英国历史上，18世纪被认为是一段沉闷的过渡时间，处于17世纪划时代的“光荣革命”与19世纪物质生产飞速发展的时代之间。巴思（Basil Willams）则将这段时期称为“一个政治、宗教、文学和社会各方面都平稳的年代，英国需要这种平稳时期将这个国家从一个多世纪的狂热中恢复安然和自信”。
2004年美国独立纪念日当天出版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言论，作者芭芭拉·埃仑莱希将乔治三世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与其父亲同名“乔治”，故戏称其“乔治二世”）相提并论。当年，《独立宣言》中，乔治三世被指控的暴行之一，是“在许多案件中，他剥夺了我们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而我们的乔治二世，则把两名美国公民拘禁于关塔那摩，不予审判，不让请律师，不给他们任何机会去反驳政府的证据。[72]两位“乔治王”的相似之处，恰恰都是权力欲的膨胀。
同样贵为最高执政者，朱明帝国的万历皇帝贪的是“财”，大不列颠的乔治三世贪的是“权”；同样是年轻的王位继承人，两人还都各有一位“帝师”：张居正未能挽回万历皇帝自强图治的龙兴之威，在王宫中极有势力的“幕后大臣”布特伯爵（Earl of Bute，约翰·斯图尔特，1713—1792年）却成功培养了乔治三世的权欲之心。罗素曾经说过：“权力欲的冲动有两种形态：在领袖的身上是明显的；在追随领袖的人身上是隐含的。当人们心甘情愿地追随一个领袖时，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依仗这个领袖所控制的集团来获得权力。”[73]布特伯爵身兼国王的追随者和国王的塑造者于一身，正是在“制造国王”中实现了自己的权力欲。
如果说英国的贵族是典型的政治食利阶层，布特伯爵就是其中最典型的阴谋家之一。如配第所说：“贵族把自己的权力部分地交给中央政府，不直接行使军事、行政和司法权。有一些官职只是名誉性质的，如……治安推事、警官、教会执事等等。……并且人们认为，能得到被信任的荣誉和被敬畏的喜悦，就是对这些职务很好的报酬。”[74]贵族身份成为社会地位的象征，各式各样的有头衔的贵族成员进入到各级政权的核心。但由于布特伯爵来自当时被看作未开化之地的苏格兰，原本仕途就像苏格兰的沼泽地一样泥泞难行。但是，布特伯爵在风云莫测的18世纪成为帝师和首相的故事，就像他自己特别爱好的业余戏剧演出的剧本一样有些荒诞离奇。
当时的贵族热衷于争奇斗富，赛马是标榜身份的最佳贵族运动之一，而赛马场也历来是权贵云集的场所。18世纪末，格罗夫纳勋爵因每年赛马就耗费了7000英镑，财政严重亏损，导致债务累积至15万英镑之多。1747年，在埃格姆赛马会上碰运气的布特伯爵与王储威尔士亲王巧遇，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当时，一场阵雨不期而至，正在帐篷里避雨的王储打算玩牌消遣。当一名亲王随身侍从被派到赛马场去找一名有资格的牌手时，或许是布特伯爵天生的堂堂相貌和光鲜衣着吸引了侍从的眼睛，他成了“陪太子打牌”的幸运儿。
这是一场改变英国历史的牌局，因为布特伯爵由此争取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未来角色：太子太傅。而能得到这个角色，并非因为他的渊博学识和思想深度，只是得益于俊朗形体和翩翩风度。
在18世纪的英国，布特伯爵有一双漂亮的腿，穿上上流社会流行的天鹅绒短裤和鸭嘴鞋总是能吸引眼球。因此，尽管威尔士亲王认为他充其量只能到无足轻重的朝廷去充当大使，但这个短命王储的夫人、乔治三世的母亲、来自德意志萨克斯—戈萨的公主奥古斯塔（Princess Auguata）却不这么看。同时代的沃尔德格雷夫勋爵说：太子妃一定是发现了布特伯爵的什么长处，而在这方面她丈夫可能并不是最胜任的裁判员。[75]当时的伦敦风纪败坏并不是秘密，关于布特与国王之母有暧昧关系的流言蜚语更是四处流传。
乔治是个尽最大努力服从母教的好太子，据传说，他母亲就曾对他说过：“乔治，要当一名真正的国王。”然而“身教重于言教”，或许是母后的行为不检点和言行不一致，使得乔治三世的弟妹们都是极不“靠谱”的丑闻缠身之人。“他的弟弟全都成了这一时期出类拔萃的浪荡公子”：约克公爵爱德华不但是通宵派对的热衷者、花天酒地的采花盗，还加入反对国王的党派；格洛斯特公爵威廉则秘密娶了一位年长于他、有三个孩子的寡妇、一名帽子商人的女儿玛丽·沃尔特格蕾，乔治直到6年后才得知内情；小弟弟坎伯兰公爵亨利经常出入妓院和酒馆，还曾陷入大臣高富诺的圈套，因与高富诺的妻子亨利艾塔通奸被起诉，当坎伯兰公爵写给亨利艾塔的信件被作为证据在法庭上出示时，由于错字连篇引得哄堂大笑。乔治的姐姐奥古斯塔和布伦斯维克公爵结婚，但由于丈夫有外遇而几乎处于分居状态。妹妹卡洛琳和丹麦国王克里斯汀结婚，但丈夫却是一位出了名的同性恋，于是她和年轻的首相约翰·舒特尔恩瑟有了私情。最终奸情败露，舒特尔恩瑟被处死，卡洛琳被幽禁于哥本哈根。乔治三世不得不将英国军舰派往波罗的海，才把她救了出来。[76]
1764年，8岁的音乐神童莫扎特因在伦敦演出大获成功，成了乔治三世的座上宾。然而，他的父亲利奥波德却发现伦敦的男男女女接触太随便，所以街头总充斥着缺胳膊少腿的贵族们的私生子，孩子到街上看到的都是这些沦为乞丐的坏榜样。[77] 对于特别爱好业余戏剧演出的布特伯爵来说，身兼帝师和太子妃情人这两种角色可谓游刃有余。因为他在一出名为《懒散、轻浮和放荡的小朝廷》的戏里，绘形绘色地扮演了一个浪荡子。小乔治的母亲很欣赏这出戏，乔治三世更是对这个风趣的老师无比崇拜。不久，他就进入枢密院并获得嘉德勋章和北方事务大臣的职位。实际上，这位拥有大量财富的苏格兰人在政坛毫无建树，除了在20年前曾经作为苏格兰的上院代表短期参加过英国国会，他“控制着苏格兰选票，此外，当过太后的侍从官，这便是他掌权的唯一资格了”！
但布特伯爵却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孤独的权力掮客。“在1770年之后的60年里，人们在三个主要的思想领域内讨论了权力分立学说与占主导地位的政制理论的关系”，第一种是“以权力分立理论作为一种可以严厉打击政治对手的武器”，第二种是“反对那种以收买性和非代议性的国会为基础的制度”，第三种是“激烈反对现存制度、特别是反对内阁在这一制度中的作用”，可以说形成了限制王权、改革政制的论战。[78]然而，布特伯爵却独辟蹊径，精心选择了博林布鲁克子爵的“爱国君主论”来塑造小太子的思想。
博林布鲁克对英国历史上伟大的统治者以热情的笔调歌功颂德，认为资本主义革命只是英国历史的一部分，革命的荣耀及成果（君主立宪）同样属于被革命的国王。对布特伯爵来说，只要对小太子洗脑成功，他自己就能重新收回被革命夺走的王权，重新控制内阁和议会—国王负责控制内阁和议会，而他负责控制国王！于是，当后来乔治三世登基之后，立刻表示出对辉格党长期统治的不满，声称“下议院已经成为不负责任的独裁机构”，而他要做的就是“结束家族的统治，自选大臣”，“当一位所有的臣民都服从和尊敬的国王”[79]！
帝师如同一生都在为储君制作加冕服的裁缝，眼里容不得瑕疵，直到它穿在真正的国王的身上。正如有人所说：“所有的领袖都拥有实际或潜在的权力，但并非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是领袖。”[80]布特伯爵正是这样一位“潜领袖”，甚至国王的婚姻也由他做主。
1759年，20岁的乔治王子曾经和里奇蒙公爵之女莎拉·伦诺克斯陷入爱河。但布特伯爵要让学生成为一个“像样”的国王，就不能允许他与自己的臣民结婚，何况她还是前朝国王查理二世的后裔。于是，在布特伯爵和乔治那位占有欲颇强的母亲操控下，唯一正确的做法是到德国的公主们中物色合格的人选，以便与混乱的英国划清界限。
1761年9月8日，小乔治在圣詹姆士宫内的皇家礼拜堂迎娶了梅克伦堡-施特雷利茨的索菲娅·夏洛特女公爵为妻。尽管乔治三世和他的皇后在婚礼上才平生第一次见面，但重要的是他娶到了一个体面像样的妻子。
坦白讲，如果可以随心所欲挑情人的话，他多半不会选最多算徐娘半老的皇后；如果能让布特伯爵自己来选择可以培养的王位继承人的话，他多半不会挑小乔治。乔治三世小时候，被公认为迟钝的小傻瓜，直到11岁，都不能顺利地读下一篇短文。
但是，血统高贵比头脑发达重要得多，而且太聪明的储君一旦登基肯定不好摆布，所以这布特伯爵唯有精心教导，努力使乔治三世既聪明到不侮辱国王的使命，又能够明智地唯帝师马首是瞻。
3.国王的贿金和赏赐
现在，摆在乔治三世和布特伯爵面前的一个棘手问题是，辉格党集团自1714 年以后一直控制着政府，辉格党人沃波尔长期把持朝政。沃波尔执政时代是贿赂成风的时代。沃波尔通过拨给王室丰厚的年金来获取国王的支持，同时为保证得到下院多数议员支持，充分利用他掌管政府财政大权的有利条件收买拉拢议员，形成了以自己为首的“政府之友”派。当时政府财政部门用于收买议员和选民的款项被称为“秘密活动经费”，每年用度在4.5万—10万英镑。[81]因此，尽管“乔治三世在反对辉格党专权的保皇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的高潮中登上王位”[82]，但与剪除某个政敌的影响力相比，要扳倒一个已成气候的利益集团要麻烦得多。
布特伯爵意识到，如果对辉格党人控制的内阁直接下手，如同明火执仗，势必两败俱伤。
于是，他和乔治三世想出了一个一石二鸟之计：通过组织议会选举，先夺取议会控制权。这等于架空了内阁，还断了辉格党的后路。
当时，“国王—内阁—议会”的铁三角已然发生了权力转移，国家的治权从国王手中向内阁和议会输送。实际上，1694年的《三年法案》试图以“每隔三年就要重新进行一次议会选举”的规定，避免国王在议会中扶植自己的势力，防止议会沦为国王的工具。
但这份法案忽略了另一种情况—“国王之友”从一开始就把控了整个议会。由于当时英国仍实行有很多“腐朽市镇”享有选举权的议会选举制度，行政腐败不堪，当政的很多大臣都不称职，为乔治三世个人方便地操纵政权和选举创造了条件。[83]于是，他要在布特伯爵的谋划下，依靠“不择手段的幕后势力，即虚伪奸诈的内阁大臣们”[84]，实现一个以夺回王权为核心的“惊天大挪移”！要用“国王之友”击溃“政府之友”！
1762年5月，乔治三世先后免去了被卡莱尔称为“当了4年英格兰国王”的老皮特（第一代查塔姆伯爵，William Pitt， 1st Earl of Chatham，1708年11月15日—1778年5月11日），以及首相纽卡斯尔公爵的职务，起用布特伯爵掌权，布特伯爵成为首席财政大臣，“国王之友”内阁正式成立。一些辉格党人在下台之后沮丧之余，竟发现自己的退休金已被国王剥夺了。
尽管乔治三世在位的头10年是在国会各派势力的混乱斗争中度过的，但从1770年他“牢固地控制了英国的政治机器”之后，官员们一旦得不到乔治三世的赏识，就将立即进入被清洗的行列。为从辉格党人手中夺回政府的控制权，乔治三世声称：除了君主青睐者外，无人能逃过清洗。
1778年5月11日，曾激烈反对乔治三世北美殖民地政策的老皮特去世了。贵族院投票决定集体参加他的葬礼。乔治三世甚至写道：“为举行公开的葬礼和建立纪念碑而投票表决使我感到吃惊，这是对我个人的无礼举动。”而赢得了七年战争的老皮特在他的君主无情的苛评中与世长辞。[85]
从“改土归流”与“改流归土”之矛盾看基层“选举腐败”为何盛行不衰？
18世纪初，著名文学家笛福曾评论说：“在英格兰的一些城镇中，很难说有议员选举。市镇自治机关很小，选民少而贫穷；某人出身于贵族之家并买得爵爷的职位，就让他遂愿吧，他也自信会进入议会的。”在一些小的选邑，由于裙带关系纵横交错，甚至只需要一次破费不大的聚餐就能指定议员人选。其中，“拉票”活动是选举腐败的集中体现：有的候选人用马车接送并宴请选民；有的赠送钱财礼物以换取支持；有的大地主甚至威胁其佃户若不“定向投票”就提高地租乃至夺佃；还有的候选人的家丁扈从为争夺选票不惜大打出手。这暴露出基层选举的一个深层次矛盾：候选人和选民存在或多或少的利益相关性，使得选举行为受到地缘、血缘、学缘、业缘、商缘等多重因素的牵制左右。中国古代统治者的“改土归流（改土司制为流官制）”即存在类似的矛盾。土司即原住民的首领，流官由中央政府委派。改土归流有利于消除土司制度的落后性，同时加强中央对边区的管控。如雍正四年（1726年）云贵总督鄂尔泰为解决土司割据的积弊，建议取消土司世袭制度，设立府、厅、州、县，派遣有一定任期的流官进行管理，得到雍正帝的赞赏和推行。然而，类似回避制度的利弊都很明显：“飞鸽牌”官员或易扎根不深，难以从当地百姓切身利益出发施政；“永久牌”官员往往扎根太深，容易结成荣辱交织的利益共同体。
从此以后，“王室再次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年轻的乔治三世打败了善于进行党派斗争的辉格党人”[86]。原因并不复杂，“只要他们在下院投票时伸出他们的壮臂，他们就可以拿走他们想要的一切”[87]。1783年，反对派头面人物福克斯根据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要求，提出了“印度事务改革议案”，主张解散东印度公司现有机构，取消其在印度的商业垄断权。乔治三世到上院贵族祭出当头棒喝：谁投票赞成福克斯，谁就是国王之敌！议案被如愿否决后，乔治三世立刻解散了不受他控制的内阁，将有利的政治效应予以最大化。
布特伯爵曾告诫乔治三世，实现王权独立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国王之友” 联合起来。乔治三世对此心领神会，他开始大封贵族，以此来向上议院示好。“乔治三世控制议会的做法是，把贵族院塞得满满的，以及为平民院的议员们提供这种或那种优惠”[88]。1760年以前，英国的贵族加在一起也只有170多名，而在18世纪六七十年代，乔治三世陆续封了75名贵族。乔治三世即位不到两年，“国王之友”便在下院占据了多数。尽管他们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那种党派，但“大多数愿意支持国王任命的任何政府”，逐渐明白了“国王之友荣，政府之友辱”的道理。这是一个重塑王室权威的关键动作，而且“权威对于国家来说更为重要，因为它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和合法性的体现。在动荡的西方世界里，权威所代表的权力是维持秩序的手段”[89]。
苏格兰于1707年合并入大不列颠联合王国后虽仍然是个未开化之地，但已经成了乔治三世即位后操控党派斗争的战场，苏格兰贵族议员更是成了他拉拢和收买的对象。如1791年苏格兰政客亨利·邓达斯进入皮特内阁担任要职，到1796年大选时他仿效英格兰贵族的做法操纵苏格兰贵族代表的选举，使13名贵族竞选成功。结果，到了1806年，邓达斯因贪污公款被弹劾而不得不黯然离开了政界。毫无疑问，“邓达斯是个性情良好、处事随和的实利主义者，也是18世纪政界风气的体现者。当时盛行的是用钱买国会席位，贪图官位，幕后指挥和怀疑一切”[90]。经过此后一二十年的持续努力，乔治三世终于摧垮了以辉格党权贵为核心的一党寡头统治，却人为开启了另一个党派即托利党的寡头统治。英国的历史坐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只不过贵族们分化为“执政贵族和在野贵族”。(https://www.daowen.com)
逐渐实现“政治控盘”的过程中，还有这也是最狡诈最冒险的一步棋：毁掉持不同政见者的政治痕迹。布特上台了，如何出政绩呢？最好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弄出点举国关注的“大响动”。 这不，一个很好的题材摆在眼前：七年战争。虽然这么一场世界大战不是我打赢的，但却在我手中结束，岂不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扬名立万的大好时机？那些战争中充当炮灰的士兵，只不过成了布特伯爵签署停战书的筹码而已。
平心而论，乔治三世和布特伯爵都明白七年战争（1756—1763年）是一场利国利民的大胜仗。因为七年战争打败了法国，使其殖民地贸易从1755年的3000万里尔降到1760年的400万里尔，最终确立了英国的海上霸权及其在海外殖民的优势地位。[91]然而，这场战争却是由辉格党人老威廉·皮特为核心（战争爆发时任陆军大臣，1756年起组阁）发起和指挥的。战事越是顺利，就越对意欲抢班夺权的布特伯爵不利。一旦取得最终的压倒性胜利，那么，战功赫赫的老皮特就不好“收拾”了。
因此，布特政府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尽快结束“七年战争”。为此，乔治三世在1760年11月12日的议会开会日，亲自向上下两院发表停战演说，声称战争是“流血牺牲而且异常昂贵”。
“政绩包装”如何成就“吏治腐败”？
乔治三世在让布特伯爵登上政府最高职位时，对他进行了一番政治营销。如由布特伯爵亲手结束七年战争，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题材和营销策略：既可给这位新任首相披上“和平缔造者”的光环，也能给他带来制定战后“新政”的政策空间。这种“组合营销”策略可谓一举多得，用心良苦。姑且不论实际效果如何，却反映了一种配置关键人事资源的通行做法，即将掌权者的意中人进行“政绩包装”，待其资质具备后推至高位，一鸣惊人。比如，有的是采取“定向锻炼法”，缺什么经历补什么经历，缺什么政绩补什么政绩；有的是采取“顶层设计法”，从一开始就精心安排仕途发展，打造履历完美的“简历干部”；还有的采取“雪中送炭法”，让自己人参与到能够快出、频出效益的“形象工程”中去，“恶补”一些政绩；等等。问题在于，机会公平对于成长成才至关重要。“政绩包装” 不仅损害政治机会公平，还可能造成任人唯亲等吏治腐败。
1763年2月，英国以胜利者姿态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和约》，尽管这个和约更有利于英国，但为了使议会顺利批准，乔治三世和布特仍不惜以大量金钱贿赂议员。当时的情况是公开行贿，“一家商店公开发放钞票，议员们聚集在店里收受贿赂”[92]。政府公开收买议员，而议员们则以200镑的价格出卖自己一票。有的财政官员后来承认，一个早上就花去了2.5万镑，半个月之内就收买了一个巨大的议会多数去批准和约。
实际上，乔治三世要想“买断议会”似乎并不那么困难，因为这些议员表面上“是由25万英国人选举出来的，但一半的议员其实是由不到六千人指定的”。议会表决之日，尽管老皮特以3个半小时的长篇演说反对和约，但和约仍以319票赞成，65票反对获得通过。
乔治三世摆脱英法七年战争有功人员的速度超乎寻常，但他改用一些蠢货或浅薄之人的速度更快。如以“香槟查理”闻名的查尔斯·汤森德患有癫痫症，正是他设计并执行了导致北美人民反抗运动的灾难性的关税课征。担任“美国殖民地”大臣的乔治·杰曼勋爵（Lord George Germaine）是一位不光彩的军官，他因在明登战役中犯了怯战之罪而被判定“不适合任何效忠陛下的职位”。然而他擅长逢迎谄媚，年轻的新国王也很喜欢被人奉承，他因此获得了职务。
另外，对英国国家行政领导机构—内阁的控制是最受重视的。据统计，从1782年至1820年，总共有65人出任内阁职务，其中43人是贵族，余下22人中有14人是贵族之子，真正的平民只有6人，而这6人中还有3人最终成为贵族并跻身上院。直到18世纪末和在这之后很久，内阁仍然主要是贵族团体。贵族还垄断着中央政府的要职，手中握有大量官职的授职权，可以通过授予官职、提供肥缺等收买选民和议员，培养自己在议会下院的势力。
“对权力的爱好不甚强烈的人，是不可能对世事的演进产生多大影响的。”[93]在恢复专制王权的野心驱使下，靠着行贿的手段收买议会，乔治三世终于成立了一个完全由自己的亲信所组成的“国王之友”内阁。“在整个18世纪的后半叶，国王的追随者构成了下院中最庞大且最稳定的投票团体。”[94]政府受到国王的控制，英国正向个人独裁迈进。然而，志得意满的布特伯爵没有想到，虽然打击辉格党人和促使国王支配议会的双重目的成功了，他和乔治三世却着实低估了民众的反对力量。
或许，民主的力量对专制的国王来说就像一个魔咒，越是想摆脱，越是被加锁。
4.威尔克斯事件：君—民“话语权”的直接较量
经历了“光荣革命”的英国政坛已经不再是国王为所欲为的天下了。“在欧洲的‘大西洋’文明国家，传统的贵族体制尤其受到‘资产阶级’的挑战，这种挑战的目的是要使这些制度的运作‘民主化’”[95]。因为“那个时代毕竟处于工业革命的前夕，近代科学正在诞生，平等政治也开始出现”[96]。l760年乔治三世的登基讲话一结束，布特伯爵的大画像就在伦敦大街被公然焚毁，大家不敢烧国王的画像，只能拿布特伯爵的画像出气。最先被攻击的是布特和乔治三世的母亲奥古斯特，两人之间的情人关系成为媒体大肆报道的丑闻。1760年11月的伦敦皇家交易所，非但没有张贴乔治三世登基的祝贺标语，反而出现“不要女人政府！不要苏格兰大臣！（分别暗指国王的母亲和布特）” 的横幅。
1763年初，布特政府为解决七年战争等巨额战债问题而征收苹果酒税。由于这项议案将增加盛产苹果酒地区的人们的税负，因此遭到苹果酒产地议员们的反对。资产阶级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大力抨击布特。伦敦城的资产阶级更是一马当先，积极组织抗议活动，多次通过请愿向国王和议会施加压力，要求废除苹果酒税。当伦敦城的市政司法长官向乔治三世呈递请愿书之后，一贯支持布特的乔治三世却说签署请愿书的是“一帮下作的店主”。
然而，对布特的反感情绪在不断发酵。在一群“看管养熊场的流氓和恶棍”护卫下，他才敢上街；去拜访自己的“老相好”后，他不得不从后门开溜；去伦敦市政厅赴宴途中，他遭到了暴民的围攻。人们在距离他在伦敦寓所不远的地方，当众焚烧了明显暗示他同国王母后亲密关系的长筒靴子和一条衬裙，以讽刺其靠女人向上爬的“闺房政治”[97]。在接二连三的猛烈攻击之下，布特于1763年4月宣布辞职。在他的安排下，另一位“国王之友”乔治·格伦维尔组成了新一届政府。大臣们议论纷纷，说国王遇事独裁专断不与他们商量，而是去征求“潜入幕后”的布特的意见。
这时候，曾经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英国人不愿保持沉默。在人们不断被“专制恐惧症（tyranniphobia）”所侵袭的时候，一位名叫约翰·威尔克斯（John Wilkes）的议员站了出来。
“威尔克斯可以说是18世纪后半期丑闻时代的揭幕人。”[98]l763年4月23日，他在《北不列颠人》杂志第45期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猛烈攻击内阁大臣是“专制和腐败制度的工具……他们在全国播下了不和的种子”。他还预言说：“只要不剥夺他们的权力，这些不和的种子就不会消失。”
更为重要的是，他把炮筒直接对准了帝国顶层，公然指责英国同法国就《巴黎和约》的条款进行了既不体面又不正当的谈判，而国王乔治三世就是罪魁祸首。[99]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约翰·威尔克斯早年生活放荡，1754年参加议员竞选失败，1757年借贿选才得以进入议会。此外，话锋犀利、措辞巧妙是其一贯风格。山明奇勋爵（Lord Sandwich）曾当面诅咒他迟早会“被绞死或染瘟疫而死”，威尔克斯回答说：“阁下，这要看我到底是拥抱你的原则还是你的情人。”[100]
舆论哗然的同时，乔治三世怒发冲冠，内阁大员目瞪口呆。毫无疑问，“一个政权将力求惩罚直接危及它的安全或象征性地威胁它的人。受害者也许是直接危及该政权稳固性的个人或团体，也可能只是一个被选作服务于更高目的或解释这个政权失败的替罪羊”。[101]对于乔治三世和位置不稳的“国王之友” 政府来说，必须拿威尔克斯来杀一儆百。于是，国务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直接签发了上面没有任命的“通用逮捕令”（General Warrant），在查封《北不列颠人》杂志以后，将涉嫌的撰稿人、印刷者、发行人等40多人逮捕入狱，威尔克斯被关进了伦敦塔。
在少数辉格党头面人物畏缩不前之际，伦敦资产阶级站了出来，接连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和保卫威尔克斯。当时，本杰明·富兰克林正在伦敦。他看到了伦敦人焚烧国王之母和布特等人的模拟像，并描述说：“暴民们在每条街上吼叫，要来往马车中的绅士淑女们也呼喊‘威尔克斯与自由’，甚至城外15 英里之内的每座房子的门窗上，差不多都画上了No.45（第45 期《北方不列颠人》杂志）。”英国驻印度殖民官员沃伦·哈斯廷斯（Warren Hastings）宣称：乔治三世及其大臣在威尔克斯事件中的做法是在与人民作对，他甚至警告乔治三世说：“当他为自己王冠的安全而自鸣得意之时，他应该记得，这顶王冠取之于一场革命，但也会失之于一场革命。”[102]
5月初，法庭开始审理此案。威尔克斯慷慨陈词：“全体贵族和绅士的自由以及全体中下层人民的自由，就要在我的案子里最终决定了!”于是，英国人民行动起来，伦敦送牛奶的人用牛奶在墙上涂写克伦威尔抨击长期国会的演说词；乡下人骑马来到伦敦游行，打出“大宪章与权利法案”的标语；不少公共场所贴上了“反对专制，争取自由”的大字报……迅速升温的革命热度令乔治三世如坐针毡，在与托利党大臣们密谋后决意镇压。
5 月10 日，数万群众聚集在圣乔治广场要求释放威尔克斯。乔治三世把威尔克斯事件视为“王冠几乎决定于此”的重大事变，宣称“血腥镇压是恢复顺从法律的唯一办法”，并且凶相毕露地威胁说如果他在议会中失败，就将“求助于宝剑”。最终，事先埋伏的军队向广场上的群众开枪射击，当场打死7人，打伤24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圣乔治广场屠杀事件”。
l768年，长期流亡海外的威尔克斯返回了故土，当局慑于群众的压力不敢立即将其逮捕。当年3月，威尔克斯以绝对多数当选为米德尔塞克斯郡的议员，次年2月，议会下院却取消他的议员资格，进行补缺选举。结果威尔克斯再度以1143票当选，而当局提出的候选人得票仅为296张。最终，国会宣布此次选举无效，并宣布威尔克斯在米德尔塞克斯的竞选对手合法当选。尽管当局再次宣布选举无效，但首都伦敦的市民却燃起了篝火，为威尔克斯的再次当选而庆贺。1769年，他与支持者们一起创建了第一个争取议会改革的协会。这种协会通过组织鼓动性活动，经常在各种集会和请愿中团结到数万人。
当然，“这种求助于人民的方式”让国王和议员们颇感不快。1774年，威尔克斯当选为伦敦市长并且重新进入了国会，他首次要求在报纸上发表议会辩论，但徒劳无功。早在1769年，乔治·格伦维尔对下议院驱逐威尔克斯一事进行了抨击，认为该院企图“把国家的执行权和司法权同立法权相混同”，埃德蒙·伯克等人都认为国王借立法影响力染指司法事务并对此加以谴责。而这个乔治·格伦维尔不是别人，正是乔治三世的第二任首相、“国王之友” 的骨干分子。对于威尔克斯事件，丘吉尔作出了如下评论：
上述事件完全暴露了18世纪制度的腐败。下议院拒绝承认威尔克斯的议员资格，就等于否认选民有选举议员的权利，使它自己明显地成为水泼不进的特权机构。
西方有句古老而经典的格言：“如果上帝决定摧毁他们，他们会第一个发疯。”[103]可以肯定的是，“到乔治三世行将崩殂之时，美洲殖民地已经独立于英国，早期的大英帝国已经解体，他自己也精神失常了”[104]。威尔克斯事件对于志在恢复“王政”的乔治三世而言不啻一个巨大打击。乔治三世后来成了神经错乱的“疯乔治”，并不得不由其生活放荡、丑闻不断的儿子摄政，不知道是否与受到威尔克斯们的巨大刺激有关。因为，乔治三世对不听自己话的儿子抱怨不已，王子就高呼“威尔克斯和第45期（《北不列颠人》杂志）万岁”。
1760年代由约翰·威尔克斯领导的改革风潮在随后的10年中不断壮大声势，并在1780年形成一个高潮。值得关注的是，与大明臣民哭天抢地也唤不回万历皇帝的“势利之心”相比，18世纪的英国，“这是一个议会活动信息受到日益发达的媒体广泛传播的时代”；而且，“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亦以几乎同样不引人注意而比较有效的实际步伐向前发展”，“所以在18世纪末，‘人人可以发表他的12名同胞认为无可指摘的任何言论’。这里面有约翰·威尔克斯一份不可否认的功劳”[105]，腐败的国王终于要正眼看看民众的抗议标语而不能熟视无睹了。
1769年，威尔克斯的支持者们就成立了“保卫权利法案协会”，要求实现平等代表权、杜绝贿选现象。1775年，约翰·卡特赖特（John Cartwright）发表政治小册子《抉择》，要求每年改选议会、实行秘密投票等主张，5年后又成立了“宪法知识协会”并开展宣传活动。此外，著名政治组织“伦敦通讯协会”也提出了更广泛的政治改革纲领，与数以百计的改革组织建立了联系。
1780年，威斯敏斯特的一个委员会甚至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政治民主化和每年普选的纲领，要求实现选区的平等化、对当选者进行资助等。这些“不仅仅是19世纪要求的预演”，无异于公然宣扬对传统体制实施“休克疗法”。埃德蒙·伯克甚至大胆预言，“不断腐朽的英国宪法”将会“安乐死”—“在专制政体父亲般的怀抱中，没有痛苦呻吟地缓缓停止呼吸”[106]。因此，丘吉尔在对丢掉北美殖民地、激起威尔克斯风波的乔治三世进行“盖棺定评”时强调：“他在位期间在根本问题上失败了，而从长远来看，这对英国的彻底民主化是有好处的。在随后发生的灾难中诞生了目前的国会统治制度。不过，这些灾难未免过于可怕，影响也太大了。”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乔治三世的执政生涯“就像帝国一样发展、繁荣、衰落—还失去了权威”！众所周知，晚年罹患重病的乔治三世又瞎又聋，被长期幽禁在裘园（Kew），直到1820年去世。于是，人们可以这样打趣国王：“或许是烦恼的问题堆积得太多了吧，到了晚年他经常发疯。”[107]
柏克作为著名的罗金汉姆派辉格党人，不但在1766年至1791年任该党派的议会发言人，而且一直站在抗议乔治三世“复辟王权”的最前沿，特别是积极抵制其通过荫庇制以及组建“国王之友”和“宫廷党”等方式干涉议会运作。针对乔治三世推行专制王权的一系列举动，柏克发出了颇具嘲讽意味的别样忠告：
宪法对进犯的国王特权说：“您的权杖有限度，除了一种永恒的法律所赋予的东西外，您不能给您的脑袋增加一根头发，也不能给您的王冠增加一颗珠子。”[108]
在18世纪70年代末，反对党借助英国殖民主义政策在北美的失败，掀起了声讨王权的风浪。1778年夏，他们要求议会设立专门委员会调查政府开支，并要求把所有的政府承包商清除出下院。1779年底，罗金厄姆等又在上院攻击“恩赐制”，要求削减国王年金。1782年2月至3月，反动派议员接连提出两个不信任案，最终迫使乔治三世所力挺的诺斯内阁集体辞职。这些接踵而至的事实表明：内阁依赖王权随意加罪政敌的时代已经过去，反对党可以依靠议会制度，采用合法手段监督批评乃至挫败政府，而不必担心报复。[109]
这，就是时代的变化。这，就是民主的力量。
5.顶层危机：大不列颠的民权骚动
18世纪中期，著名辉格党人亨利·福克斯在议会演说中公开宣称：“当我们就选举问题论及人民时，只应想到那些优秀分子，而不包括暴民和人民的渣滓。”[110]然而，这些高谈阔论的政客们所掌控的国家机器，却制造出了越来越多的“暴民和人民的渣滓”。1790年代，由于舆论“谴责行政机构的运转根基已经‘腐败’了”，一种社会严重对立的紧张情绪不断酝酿，直接演变成当时的世纪末大骚乱，其结果是“18世纪末的英国统治阶级对大众阶层感到恐惧，并试图驯服这些通常生活在法律边缘的下层人，统治阶级对他们既反感又蔑视”[111]。因为，这些对腐败不满的人们发起的“小麦骚乱、抗税骚乱、农业或工业暴动不可胜数”。
19世纪中期，英国人莱尔写下了这样的评论：
这个国家上世纪中期的信仰和道德状况失望得让人难以想象。没有探求过这个问题的当今英国人对当时笼罩英格兰的黑暗根本没有任何概念。从1700年到将近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似乎没产生过任何好东西。在一片可以自由拥有圣经、自由承认新教信仰的土地上，出现这种情景，令人难以理解。基督教似乎已经僵死，你完全可以说它已经死了。尽管讲坛上大肆鼓吹道德，道德却被街上的人完全践踏在脚下。高阶层、低阶层到处笼罩着黑暗—从法庭到军营，从国会到法庭，从乡村到城镇，从富人到穷人，巨大而浓重的信仰和道德黑暗令人触手可及。[112]
这就是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一个道德缺失、社会动荡的“骚乱年代”！
1780年6月，伦敦发生严重骚乱。示威群众来到威斯敏斯特宫前向议会示威。一伙骚乱者放火焚烧了撒丁大使的礼拜堂。一些天主教房屋也被焚毁。针对治安法官和政治人物的暴力和抢劫行为不断发生。反教皇的抗议演变成了反政府的暴动。纵火和抢劫的人群中不乏妇女和儿童。这场伦敦历史上最严重的暴动，由工人、学徒和附近的家仆自发形成。“最不幸的伦敦人”焚烧了法官和立法者们的宅邸后，前往纽盖特监狱解救他们的同志。骚乱者还向目瞪口呆的市民宣告，他们准备袭击英格兰银行、铸币厂、军火库和王宫。尽管“有组织的镇压”使暴乱逐渐平息，但“在这次触目惊心、伤亡十分惨重的短暂暴动中，伦敦的下层人民曾一度动摇了这座城市，把它变成了一座沸腾的火炉；作为一场逐步组织起来的运动，它表达的是劳动者的反叛，其中大部分劳动者有自己的工作、薪水和住房”[113]。这就是问题的可怕之处：群体性事件骤然爆发，利益相关者和利益无关者不谋而合、共同参与。
这只不过是英国社会日益分化乃至分裂的一个写照。实际上，英国政府为了应对社会骚乱，早在1722年就通过了《沃尔瑟姆·布莱克法令》，该法逐渐成为英国习惯法的组成部分，其“最突出的作用是大大增加了刑法中死刑的条目”。这使得18世纪的英国刑法无比严酷，如一个雇农烧了地主的草垛，或者一个贫苦市民偷了一只钱包，都会被法庭判处绞刑。下层民众传唱着这样的民谣：
平民偷去公地的鹅，
法律要他坐牢；
豪强偷去鹅的公地，
法律任他逍遥。
然而，严刑峻法挡不住穷人们抗议的热浪，对国王和政府的严重不满情绪仍在持续发酵，18世纪末伦敦一直存在的末世论也同样抬头：1791年7月，伯明翰发生了群众骚乱；1792年，各个战斗性的协会纷纷支持英国激进主义的平等要求；1793年10月，争取普选权的人民团体掀起联合大会等运动高潮；1795年10月，伦敦发生了新的超过10万人参加的群众集会；1797年春，一场因军队腐败导致伙食糟糕、军饷不足、纪律废弛等引发的海军兵变震撼了英国政府；1798年春，爱尔兰爆发了反政府的起义……
工人对机器抢走饭碗的敌视也导致骚乱不断。如1779 年兰开夏的骚乱，1796年约克郡中的动乱，1802 年由于起毛机的使用而在威尔特郡和萨默塞特郡中引起所谓严重动乱，1811—1812年拉德党的骚动等，都是为请求禁止使用机器而向议会交涉，但纺纱工人和梳羊毛工人的请愿都被拒绝受理。1796 年，约克郡中某些纱厂里甚至不得不驻上军队……
面对骚动的社会思潮，英国国内形成了两种改革的声音：一种是“政治变革”先行，如克里斯托弗·维维尔（Christopher Wyvil）等一部分精英人士谴责行政机构的运转根基已经“腐败”不堪，明确主张变革下院构成等；另一种是经济改革优先，如爱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等人即认为应该从根除权力腐败之手段的经济改革开始，“因为财产就是力量”，“它使我们的弱点服从我们的德性，甚至使仁慈与贪婪融合”[114]。
“选择性近视”导致吏治腐败
为了独断专行，必须寻找忠心的追随者，而不是精明的反对派，并结成以共同利益为焦点的人际关系网和利益共同体。这必然招致识人用人上的“选择性近视”。乔治三世以“国王之友”为标尺来选人用人，无怪乎丘吉尔在评价乔治三世的大臣水平时曾经慨叹，威廉·皮特[115]“这样的伟人在诺斯勋爵执政时期的英国实在寥若晨星”。尽管清代官场就有“莫用三爷，废职亡家”的谚语，说的是“子为少爷，婿为姑爷，妻兄弟为舅爷”，居高位者决不可倚为心腹，委以重任。然而，贪腐的大清王朝不正是在任人唯亲、卖官鬻爵中走向衰朽吗？应当记住诸葛亮的至理名言：为人择官者乱，为官择人者治。
1779年底，约克郡的600选民聚会声明支持改革纲领，并指责国王的政策。在整个英格兰，各城市和各郡的大会都追随改革口号，并任命由最坚定的积极分子领导的委员会。1780年2月，伦敦和威斯敏斯特的委员会向其他委员会发出一份通报，邀请他们参加旨在协商“联盟计划”的会议。12个郡和4个城市决定组建一个总协会，负责审查公共账目，推动包括每年举行选举、各军代表名额翻番等在内的议会改革工作。1780年5月，平民改革派在威斯敏斯特的一次会议上起草了一份超越美国宪法的政治纲领，要求普选权……
于是，“持续不断的民主潮流”成了乔治三世必须直面的社会现象，也成为影响19世纪英国历史演变和全球发展潮流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