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之“型”：腐败演化的三个“轴心期”
无法预测性、人为的不确定性、碎裂，这些只是全球化秩序这个硬币的一面。在相反的一面是从全球相互依赖环境中产生的共享的价值。
—安东尼·吉登斯
沿着历史的轨迹和时间的河流，我们看到腐败高发期不断演化更替，腐败类型和基因不断“进化”变异。“所有的时代都是过渡的时代，都是持续和变革的混合体。”[1]黄仁宇从“大历史（macro-history）”和“财政中心” 来检视传统中国历史，我们则从20世纪对人类社会治理加以系统观照并进行“宏大叙事”，可以看到一个近三个世纪的现代腐败演化生成的“轴心期”。
1.现代腐败的雏形、转型与定型：西方“先驱”的腐败完形
传统腐败（掠夺型腐败）在17世纪的大明王朝爆发贲张，专制集权、资本“芽苗”与乱世“人欲”一同疯长，从皇帝、大臣到宦官、胥吏，从巨商大贾到市井小民，从富庶江南到塞北边镇，贪婪奢靡的集体无意识和腐败狂欢最终搞得“国将不国”。
转型腐败（过渡型腐败）在18世纪的大英帝国博弈生成，在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三位一体”的“不列颠混合政体”之下，民主运动成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变革“推手”“王政”的力量、政党的力量和资本的力量首度交会在工业革命的大熔炉，“贵族秩序依然存在，但采取了新的形式，金钱重于血统已经成为新的基石”[2]，隐隐发难而又处处显现的利益冲突成为王权折戟、王室蒙羞的大病灶。
现代腐败（发展型腐败）则是到了19世纪的新大陆，美国宪政政体“最主要的外在来源是英国”[3]，新生的宪政民主国家非但没有与腐败的旧大陆和旧制度划清界限，反而成为资本利益集团纵横捭阖的极乐世界，沦为精英阶层运用强势地位大搞政党腐败、政治腐败、行政腐败、司法腐败、立法腐败、金融腐败等的“试验场”……
如果把17—19世纪在中、英、美三国的腐败高发期联系起来，可以看到一个从掠夺型腐败向发展型腐败过渡的历史轨迹。明朝的掠夺型腐败是农业文明社会和君主专制政体下传统腐败的代表，核心是不加掩饰地掠夺和征敛；美国的发展型腐败是市场经济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宪政下新型腐败的代表，核心是在貌似“民主公正的竞争中”垄断了发展的资源、机遇和利益；而英国的过渡型腐败则恰如这两极之间的转换形态，国王的专制滥权和商人的垄断特权兼而有之。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把19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先发国家展开的世界殖民称为“新帝国主义”，他认为其特点与罗马的传统帝国主义“简单、直接地剥削”完全不同：“传统的帝国主义包含剥削，但不包含根本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贡物仅仅归于某一统治集团而不归于另一统治集团。相形之下，新帝国主义迫使国家发生彻底的变化”，“将这种帝国主义与后来侵扰并改造整块整块大陆的那种帝国主义相比，就像将一把铲子与一台蒸汽挖掘机相比”[4]。这个精彩的比喻也适用于掠夺型腐败与发展型腐败。
万历皇帝作为传统的集权腐败者，如同雇佣矿监、税使拿着“铲子”打家劫舍的东家，但干的还是“力气活儿”，而“镀金时代”的强盗大亨们则相当于拥有众多由资本打造的“蒸汽挖掘机”，体面而高效地攫取着社会财富（见表1）。更耐人寻味的是，从17世纪全球化浪潮渐起渐强以来，那些区域性大国之间在腐败问题上确乎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
英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中国这个“鸦片战争”中的东方对手的腐败问题：
1767—1776年，亚当·斯密在撰写《国富论》时曾就中欧对比写道：“中国比欧洲任何国家富裕得多”，“中国……的高官巨豪，比欧洲最富裕的人，都有多得多的隶役。而且，这些大官富豪，持有过剩粮食，于是能够支付较大数量的粮食来交换那些产额甚少的珍奇物品，例如富翁竞求的金银宝石。”[5]—这似乎已经表明，17世纪的英格兰人已经注意到了中国的贪腐奢靡之风。
表1 不同时期腐败对比表
1798年，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发表了《人口原理》（又译《人口论》），谈到中国社会时说：“这个世界上最富、最繁荣的帝国在另一种意义上却又是所有国家中最穷、最凄惨的。这个国家尽管地大物博，却养活不了它的居民。” 因为“在整个政府以家长制管理、皇帝被尊为子民之父、法令之源的国家里”，一旦灾害和饥荒降临，“每当一个省份由于太旱或突发洪水而歉收时，大官们想动用公共粮食，但往往发现由于负责管理的下级官僚的贪污，粮仓已空了。于是进行调查和搜索，但总是不想把这种叫人不痛快的消息报告朝廷。当然最后作了奏闻，但得经多次转手，很多天之后才到皇帝那里”。然后，国家的要员们奉命会商“救民于水火”的办法，并在这“官员们能装出对人民最大同情的机会”公布朝廷的宣言式决定，“但不知多少的仪式拖延着它的执行，这就使灾民在救济到达之前，有充分的时间被饿死”[6]。—对“中式”胥吏腐败和制度执行不力的批驳可谓入木三分！
然而，英国人引以为豪的反腐败制度基石之一—现代文官制度，却实实在在是源自中国的“舶来品”，即将科举制度加以引进创新的“改良货”。因为，“在延续了1000年的四个朝代中，孔夫子的中国主要就是由一个接受了高度训练的文官机构来统治的”，“国家不仅有一个精心设计的科举制度来迎合有声望的皇亲国戚的能力培养需要，而且国家努力把这一体制扩大到能包容那些有才干的平民，这一努力导致了几个世代中相当大的职业的和社会的流动性”。[7]
美国人更是从建国之初乃至未建国之前就对英格兰腐败的“旧制度”十分警醒：
1759年，来自北美殖民地的富兰克林到其宗主国英国考察，看到的是英国到处都是行贿受贿、营私舞弊的丑闻：“绝对的腐败在这个古老国家的所有等级的人们中流行，从头到脚都完全堕落和腐败了！”
1852年，曾任英国公使和第15任总统的詹姆斯·布坎南对曾任第14任总统的富兰克林·皮尔斯谈到国内官员的腐败问题时说，“我们必须采取措施严禁他们这种行为，否则我们的政府也很快就会变得像英国政府一样腐败”[8]。
可见，“美国殖民者和立宪者的经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说是百年一遇的机会。在这里，政治观念横越了3000英里的大洋，涉及具有根本重要性和广泛性的问题，并在一个公开的背景下导入一系列将决定一个新民族在今后那个世纪命运的政治决策”。具体而言，“怎样驯服这个贪婪、狡猾和无法逃避的权力之兽呢？英国是美国的样板”。甚至于为了和英格兰“温和均势” 的政治制度相区别，美国开国者所设计的解决方法是：“利用人们之间的交互分裂而在政府内部建立起一种权力平衡，具体办法是设定一定的选举程序、任期和有关职位的权力，使得人与人之间天生的不和转化为政府中的摩擦和冲突。”[9]
然而，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是，从腐败的演化周期来看，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腐败的形态、样式也发生了同步转型！
美国学者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也曾提出“现代化的过程促进腐败”的论点。他认为，“腐败在一些社会中比在另一些社会中更普遍，在一个社会的某些时期比其他时期更普遍”。比如，19世纪的美国比18世纪和20世纪的美国更腐败，18世纪的英国比17世纪和19世纪后期的英国更腐败。[10]我们甚至可以说，今天在网络时代我们所能够接触、所能够知晓乃至能够想象的腐败样式，在19世纪都已经有了基本“原型”。
20世纪初，在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英国著名哲学家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出版了《社会改造原理》一书。他试图提供一个较好的社会秩序的模型，并认为创造性的解放应当成为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原则，基于此原则他勾画了一个“世界国家”和一套“理想的制度”：前者是通过经济结构方面和人生哲学方面的改革来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超级共同体”，后者则要求能够产生最大可能的创造性和最少的适合于保全个体占有性的那种制度。值得一提的是，罗素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
许多人认为，西方进步的先锋—美国，在最完备的形式中表现出金钱崇拜。[11]
美国“最完备的形式”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而现代腐败也在其“金钱崇拜”中表现得登峰造极。当代英国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邦把19世纪称为“帝国的年代”，强调必须“了解和解释19世纪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了解和解释一个处于革命性转型过程中的世界，在过去的土壤中追溯我们现代的根源”。霍布斯邦从宏大叙事视角出发“视过去为一个凝聚的整体”，声称自己“组织19世纪的中轴，是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特有的资本主义的胜利和转型”。更为关键的是，“与其他时期相比，帝国年代的不凡和特殊之处在于：在这个时代内部，不存在其他逆转的历史模式，或可逐渐破坏其时代基础的历史模式。它是一个全然内化的历史转型过程，直到今天它仍在持续发展”。而他认为，“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较，帝国的时代都更大声疾呼要求脱去神秘面纱”，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它要求揭露或揭发贪污腐败（它所肇始的一项活动）”[12]。笔者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即把贪污腐败或者准确地说是现代腐败视为在19世纪“所肇始”、所定型，并且这一“资本主义的胜利和转型”直到今天“仍在持续发展”。
正如潘恩在19世纪后期批评腐败的英国政府时曾经说的那样，我们“还需探询所谓的特权的起源、历史及其性质。一切都必须有一个开端，我们需要穿透时代与古代的迷雾去发现这样一个开端”[13]。进一步说，笔者对17—19世纪中、英、美等全球化以来“核心国家”[14]的腐败高发期的研究表明：19世纪美国腐败高发期中的形形色色的新兴腐败形态，正是当今世界或者说现代社会中的腐败“原型”！
2. 第二“轴心期”的到来
“历史看上去确实是一张无接缝的网。”[15]然而，在这张网织就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全球化时代以来存在着“大国带动”现象，即明朝、英国和美国分别扮演了17—19世纪以来的“核心国家”角色，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为初期全球化的主要驱动力量。
17世纪，明朝是世界白银的主要消费国，是世界贸易活动的重要集散地。保罗·肯尼迪在谈到明朝时指出：“在近代以前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16]而且，还有美国学者认为：“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欧洲人开始真正侵入中国为止，这整个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伟大时代之一；传统的制度和习俗—农业经济、儒家生活方式、选拔政府官员的考试制度和身居北京的天子的受人尊敬的统治—一直在顺利地、令人满意地继续着。”[17]特别是由于“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8]，可以说明朝仍然是传统农业文明（“前工业文明”）的巅峰和古典农业革命的代表。“中国仅依靠前现代科技水平的能源—风、水、太阳和体力”为庞大的人口提供了衣食住行，“同样令人吃惊的是……她维持着一个庞大和有效的国家官僚体系，一个强有力的法律司法制度，一种令人注目的高层次的文化水平，以及一种文明的道德风尚”[19]。当时，欧洲以学生的姿态，从中国进口从茶叶、丝织品到科举制度。大明王朝的农业技术、纺织技术、水利技术等直到18世纪仍然领先，经济规模仍然是世界第一；江南的城镇化蔚为大观；商业经济和商人流动使得全国一体。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提出了“明清中国在世界领先论”：在15世纪到18世纪的世界经济发展中，明清中国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还是人均产值及经济增长速度都居世界首位，而与整个西欧相匹敌，甚至成了世界的中心。17世纪的明朝仍然是世界头号大国和全球化初期的世界经济火车头。根据麦迪森的研究，直到1820年的世界GDP总量中，中国仍占到28.7%，比排名第二至四位的印、法、英三国的总和26.6%还要多。直到中国向日本割让台湾的1895年，中国的GDP排名世界第一才被美国取代。[20]德国著名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曾在《白银资本》一书中不无客观地指出，当时因为“中国需求白银，欧洲需求中国商品，这二者的结合导致了全世界的商业扩张”，“欧洲人不过是拿着美洲的白银，购买了一张乘坐亚洲经济列车的票，起先是一个三等厢，后来变为二等、一等，直到19世纪取代了亚洲成了火车头”。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资本芽苗的生长蔓延，作为传统农业文明“完形” 的大明王朝出现了商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家的影子。
18世纪，英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和煤烟中逐渐崛起，成为海上霸主，成就了殖民霸业。蒸汽动力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就已为人所知，但仅仅是用于开关庙宇大门。然而，它在英格兰却作为一种巨大的新能源被开发利用，使得“西欧和北美洲每人可能得到的能量分别为亚洲每人的11.5倍和29倍。这些数字的意义在一个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直接依赖于所能获得的能源的世界中是很明显的”[21]。特别是18世纪中叶以后，英国发展进入起飞阶段，且“一经起飞，便成绩斐然”[22]。1769年，哥拉斯哥大学的教具制造员詹姆士·瓦特制造出单向蒸汽机。1782年，他又试制成功双向蒸汽机。瓦特式蒸汽机很快成为适用于各种机器的动力机。随着蒸汽机的使用推广，英国的机器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革命的滚滚车轮，使得英格兰人靠技术进步实现了财富积累，并突破了马尔萨斯曾预言的“经济增长天花板”。
对于英国来说，18世纪是经济增长、经济变革和中央政府权力增强的转型时期。历史学家通常都认为，1750到1830年间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彻底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水平”。人口增长、工业和服务相对于农业的发展、城市化、持续的技术和组织变革，这些是整个西方世界在这一时期的特征。
到18世纪下半叶，英格兰市场同时完成了三项事业：主宰本国市场、主宰不列颠市场和主宰世界市场。[23]可以说，18世纪也是“西方崛起”的世纪，生产力有了“一个进入自驱动的发展的起飞”[24]。
—值得重视的是，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勃兴，首先是商业资本主义获得了长足发展，工业资本主义也取得了辉煌成就。
19世纪，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力、内燃机和新交通工具的助力下，凭借着优越的资源禀赋和新兴国家的蓬勃朝气，一举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国，并从此稳坐世界大国的交椅。“内战后，美国工业化的脚步不断加快。例如芝加哥这样的大城市以爆发式的速度发展。”[25]19世纪90年代被美国史学家称为美国现当代历史的分水岭，“在分水岭的这一边，主要是一个农业国”，“在分水岭的那一边，是现代的美国，它主要是一个城市化的工业国家”。[26]19世纪末，美国已经取得惊人的进步。西部开发已经接近完成，往日野兽出没，荆棘遍地的西部荒野，现在已经阡陌纵横、烟囱林立了。19世纪90年代，美国国内经济相继超过德国、法国和英国，成为世界经济头号强国，并且再也没有让这头把交椅旁落他国。(https://www.daowen.com)
—应当看到的是，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金融资本主义继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后占据了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这三个国家的这三段时期，又都处于腐败高发期之中。比如，美国在1870年代的人均GDP相当于英国的75.3%，但在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中逐渐开始经济“起飞（take—off）”。而美国内战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恰好也是美国学者公认的腐败高发的“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在1871—1913年这个美国崛起的关键时期，美国年均GDP增长率达到3.94%，英国仅为1.9%；美国GDP总量增长了5.26倍，英国只增长了2.24倍；1860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不到英国的一半，到1894年已超过英国位居世界第一；到了1913年，美国人均GDP也首次超过英国，成为无可争议的世界第一经济强国。[27]
我们看到，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的腐败高发期与国家崛起期、经济起飞期、改革瓶颈期、文化转型期和社会动荡期高度重叠，甚至可以说是在腐败的阵痛中完成了国家的崛起和重组。
全球化起潮以来，各国的腐败与反腐败不再仅仅是“内务”，而具有了全球意义。比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人员把腐败的作风带到了印度，把贪腐的政治带到了美利坚。而中国的科举制度成为英国现代文官制度的学习对象，后来又成为美国的学习标杆。或许异于一般认识的实际情形是：腐败和反腐败并不是在某个国家中封闭运行、单生独存的，它至少从17世纪“世界史”形成后便有了开放的语境、相互的联系和比较的视角。
雅斯贝尔斯曾经把公元前800年至公元200年称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期（Axial Period）”，认为其间中国、印度和西方等三个地区主要的“文明史形成”。此后，“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28]。这对于我们认知全球化以来腐败的演化周期和变化规律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29]。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世界，我们所置身的社会，是从发端于16、17世纪的转型大潮开始逐渐演化成型的。近代以来，国际社会的共同转型期至少有一个，这即是马克思所说的“世界史”形成的时期。17—19世纪，正是世界总体上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型的关键期。
正如英国学者所说：“在世界历史上，一小撮欧洲国家和资本主义势力，在一直被人们称为‘达·伽马时代’（Age of Vasco da Gama）的四个世纪里，建立起对整个世纪的绝对（尽管现在看来显然只是暂时的）统治，这个时代的黄金时期已指日可待。”[30]在这个黄金时期，西方带动世界先后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个时期可以看作是现代社会演化定型的“第二轴心期”，当今世界政治（如民主选举、代议制政府、政党政治等）、经济（如股份公司、跨国企业、全球市场等）、社会（如公益组织、城市社区等）、文化（如现代学校、新闻出版、文化产业等）、生态（如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等）等领域的基本形态、主要结构和功能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西方是从1763年至1914年的一个半世纪里获得了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霸权，其关键在于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这“三大革命”所提供的“不可阻挡的推动力”，而“工业革命的根源可在16和17世纪中找到”。[31]问题在于，英、美等国在崛起和称霸的过程中，为何不约而同地遭遇到了腐败高发期？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些花样翻新的“西式”腐败的“根源”何在？
如果说雅斯贝尔斯所说的“第一轴心期”代表了古代文明、古典传统的精华，那么，可以说“第二轴心期”意味着现代文明的转型、现代社会的生成。历史表明，17—19世纪也正是传统腐败向现代腐败的“转型—定型”时期。或者说，这一“世界史形成”的时期正是现代腐败演化成型的“轴心时期”。于是，我们听到1894年的美国普尔曼大罢工中的工人领袖声讨说：“19世纪，对资本主义统治下的贫穷和暴力的反抗就是梦想有不同的世界。”[32]而这一充斥着“贫穷与暴力”的时期与“第一轴心期”不同，充分展示出了腐败在“第二轴心期”易发高发的“爆发力”和对转型世界的“杀伤力”。
3.腐败演化主轴：权力、利益的集中与分化
传统腐败转型过渡到现代腐败，只用了3个世纪。从17世纪集权专制条件下的掠夺型腐败，到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的过渡型腐败，再到19世纪民主宪政体制下的发展型腐败—现代腐败完成了演化生成和基本定型。
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巴林顿·摩尔出版了一部风靡欧美文化思想界的名著：《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摩尔在该书中对纷乱迷繁的全球性现代化进程梳理出3条主要的政治发展脉络：一是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道路；二是以德、日、意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道路；三是以俄国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他发现，这3条历史轨道不但在其发展序列上是相互接续的，而且在因果链条上是辗转递进的。西方民主道路为德、日、意的法西斯主义开启了大门，而法西斯主义在俄国和中国的失败，又直接引爆了社会主义革命。[33]这种在“宏观历史框架”中透视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方法，与我们认识17—19世纪的3段腐败高发期可谓异曲同工。
如前所述，如果说明王朝是传统腐败（掠夺型腐败）的“集大成者”，美利坚是现代腐败（发展型腐败）的始作俑者，那么，英格兰作为转型腐败（过渡型腐败）的开风气者，恰如两者之间的桥梁（见表2）。我们看到，腐败高发期中三个层面的“大分裂、大分化”：
表2 17—19世纪中、英、美三国“大分化”情况对比列表
一是上下分离：顶层与底层（强势社群与弱势社群）的脱节对立，如17世纪明朝官僚集团与流民社会的严重对立；18世纪食物骚乱中英格兰底层民众与操控食物市场的权贵阶层的严重对立等。
二是顶层分裂：顶层自救能力衰退萎缩引发统治集团内部分裂党争，如晚明的党争、英格兰“国王之友”与“政府之友”的党争以及“镀金时代” 共和党的分裂都是如此。英格兰作为现代政党的发祥地，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分裂提供了恶性党争的原始图景，如“由于乔治三世的干预，由于围绕北美殖民地事件的激烈争辩，政治派别的纷争益发加剧，国家也因此而分裂了”[34]。
三是强弱分化：顶层治理失败导致“特权经济”及其引发的严重贫富分化，并造成“弱肉强食”的社会丛林。暴富乍贵的明朝盐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国企腐败”分子和美国的“强盗大亨”等，代表了不择手段巧取豪夺的“强者”，他们与社会弱势群体的物质和心理距离越拉越远。如英国18世纪的名门望族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少数几家最好的“公立”学校读书，然后这些青年绅士们将聚集到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即便只是为了打猎和欢宴。所有出得起一年至少一百英镑大学学费的权贵子弟们将形成一个特殊阶层，并由此“激化了社会的横向分裂，在财富不断增长和社会紧张关系不断加剧的时刻，社会的横向分裂是特别危险的”[35]。
值得一提的是，从传统腐败到现代腐败的转型、定型过程中，资本的主导地位和威权特征日渐明显。且看下图：
如上所示，权力和资本换了一个位置，如同马克思在谈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时一样，也就是说，曾经是权力垄断财富的传统掠夺型腐败，经历了以财富换取特权的过渡型腐败之后，逐渐演变为资本配置权力的现代发展型腐败。这在17—19世纪“中式”“英式”“美式”3段腐败高发期的演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18世纪末，托马斯·潘恩在揭露英格兰国王和王室政府的掠夺性本质时提到，英国有一句俗谚：“两人轮流骑一匹马—你骑一段再换上我”，意思是说：
当有两位旅者而只有一匹马时，就像国家的钱袋一样，不能同时搭载两人，于是出现了以下的实践：一个人骑上马行进两三英里，然后将马拴在门上，步行赶路；当第二个人赶到时，骑上马超越他的同行一两英里，然后拴上马，步行赶路—骑马，拴马，周而复始。[36]
这真是个关于特权“接力”的绝妙譬喻！那些历史上的权贵阶层和政治顶层就如同上述两位“轮骑者”一样，尽管时快时慢，却从未停下脚步。
正如美国学者所指出的那样：18世纪的英国“在工业革命的曲折进程中，另一种形式的权力有了巨大的增长，并将对自由产生经济上的影响，远远超出过去的诸如牧师之类的‘私有’权力。这就是资本家的权力，这种迅速增长的对满足和剥夺的控制，集中在私人企业家的手中”[37]。19世纪的美国是“以英为师”，共同形成了西方崛起过程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体系”[38]，直至上演了后来者居上的历史好戏。
4.腐败的制度和制度的腐败
正如我们在17—19世纪的中、英、美三国所看到的那样，制度性腐败是一个屡见不鲜的普遍问题。以赋税制度而言，这种和所有社会成员联系最为密切的基础性治理制度有两个明显的变迁趋势：
—趋势之一：在形成腐败高发期的过程中，赋税制度具有“杀贫济富” 的特征，也就是事实上导致“合法的抢劫”。
—趋势之二：在走出腐败高发期的实践中，赋税改革具有“事半功倍” 的效用，也就是整体上进行“公共的救济”。
从另一个意义上说，通过赋税制度来实施腐败、维护特权具有明显的“二重经济性”：
其一，通过一个制度，就可对不特定的多数人实行“格式化”规制；
其二，通过一次立法，就可实现这种选择性政策，其“公关”成本也仅仅是那些立法机关代表而已。
一如托马斯·潘恩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调查在君主制和世袭的政府制度下的人的悲惨境地时，发现他们被一种权力从家里拖走，或被另一种权力驱赶并被那些比敌人课处的负担更加严重的税收搞得贫困不堪，很显然，那些制度是坏的，并且一场针对政府原则和构造的普遍革命就是必要的。”[39]
如何从《谷物法》之兴衰看“制度腐败”之顽固和“制度反腐”之艰难？
1672年，英国制定了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但在接下来的一两个世纪中，这项以保护农业为幌子的法律却沦为土地贵族维护特权利益的标志，也成为新兴工业资产阶级向腐败的旧制度发起冲锋的“切口”。《谷物法》已经存在了数十载，“似乎已经成为英国经济和社会制度中固定的一部分”，要改变它“英国很可能需要整整一个世代而不是几年时间”。1839年，科布登、布莱特等中产阶级代表人物领导的改革团体“反谷物法联盟”应运而生，以揭露和废除《谷物法》为目标，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强大的院外政治压力集团。[40]1842年，这个联盟为推行改革运动筹集了5万英镑，当年的开支报告显示了它影响公众观点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印刷并散发了超过900万份宣传品；举行了650次演讲会；向自治城市和乡村集会派遣了150多个代表团；在杂志上以广告形式发表了40万篇宣传文章，还有一大笔钱花在了租借演讲室、印刷、广告、租金、税金和薪金上。该联盟还注重发挥“把道德激情和公共关系技巧结合在一起的本领”，它邀请了700名牧师担任他们为贫民窟穷人服务的见证人。虽然“所有这些努力并没有立竿见影”，但终于使得反对《谷物法》的“集团的呼吁遍及全国”。由于该联盟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致辉格党和托利党中的大派别都转向支持它的立场，并且给国王、首相和政府以巨大压力。[41]因此，19世纪40年代，当可耻的《谷物法》寿终正寝，英国进入“阉割贵族特权的政治改革时代”，但从根本上终结贵族特权还是拖延到了20世纪。可见，“制度反腐”的路是多么漫长。
首先看看赋税政策和制度的“杀贫济富”问题。对此，18世纪晚期英国的著名政论家威廉·葛德文（1756—1836年）曾经指出，“贵族政体是同所有制的不均紧密联系的”，而税政是其主要表现之一。葛德文根据经济统计资料指出，当时英格兰的土地税收入要比一个世纪前减少了50万英镑，同时由社会所用民众担负的年度消费税却比17世纪末增加了1300万英镑。葛德文认为，“不论事实如何，这乃是一种把富人的负担转嫁给穷人的企图，这就是立法精神的一个实例”[42]。在这种制度下，富人们没有抢劫的必要，因为他们可以利用法律和特权进行“合法掠夺”，并不会像穷人那样遭受“最不人道的处罚”。这种情况在17世纪的中国和19世纪的美国如出一辙。
再来看看税改对腐败缓解的“事半功倍”问题。在19世纪初期英国的“改革年代”以后，可耻的《谷物法》寿终正寝，英国近代税率更加注重考虑社会不同阶级群体的收入差异现状和贫富有别原则。如在反法战争的1799年，小皮特政府创立了现代意义上的所得税。其对上等阶层征收的10%的所得税，就是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获益原则：反法战争及其胜利将对富裕阶层提供更多保护，战争失败则他们的损失更大。同时，最穷的人则无须缴纳所得税。[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