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的新型腐败转折期：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城市病”和“国企腐败”
在英国历史上，从中世纪到现代早期的转变时期，过去封建发展的许多最典型特征发生了深刻而激烈的逆转。
—佩里·安德森
1687年艾萨克·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出版，从哲理上告诉人类可以借助数学法则来解析世界，宣告了把原本是上帝所有的“原理”还给人类的新时代的发端。1690年，约翰·洛克的《人性论》出版了，在牛顿解析世界的运动“原理”之后，进一步说明了人心变化的“原理”。“像这类世界原理、人类原理一类的‘哲学’在18世纪涌现出来”[57]，使得整个18世纪都在旧神性和新人性之间辗转徘徊。R.J.怀特在《18世纪的欧洲》一书中形象地说，18世纪是一个处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夹板”之间的时代，并且将其前半期和后半期分别称为“理性的时代”和“丑闻的时代”。托克维尔则认为：“18世纪的英国，尽管其中有若干重要的民主因素，但它实质上是一个贵族国家。”[58]这就是18世纪，一个既革命又复辟、即光明又黑暗的时代，一个极不稳定、混沌不堪的时代！
1.转变之“型”：党派政治下的教会式腐败
马克思指出：“l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部联系。”对于英国来说，18世纪是经济增长、经济变革和中央政府权力增强的转型时期。“这是一场极其复杂的社会转变，它涉及权力问题、技术、土地所有权、经济结构、教育、身份标志以及荣誉和忠诚的概念。”[59]历史学家通常都认为，1750到1830年间的“持续的经济增长……彻底改变了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和水平”。人口增长、工业和服务相对于农业的发展、城市化、持续的技术和组织变革，这些是整个西方世界在这一时期的特征。[60]
可以说，18世纪也是“西方崛起”的世纪。与此同时，18世纪也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丘吉尔指出，继17世纪末的光荣革命之后，1755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共同组成了近代以来对人类产生深刻影响的3次革命，“在发生这些政治革命的同时，……分裂英国的不再是教派分歧，而是以实际利益为目标的党派之争”[61]。党派政治的兴起，似乎一下子拉近了18世纪的英国与当今世界的距离。
然而，彼时的英国政党政治，与宗派政治乃至教派政治似乎更加贴近。1866和1867年间，英国人莱尔（J. C.Ryle）在《家庭珍宝》（Family Treasury）月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传记文章，“意在向广大民众全面展现100年前上帝所使用并带动英格兰基督教复兴的主要牧师的生命、人品以及他们的事工”。他在其中提出了一个有意思的命题：“英格兰的福音侍奉已经堕落”的原因是“当今主流的教义和生命标准很低”，“政治上的考虑取代了其他重要的事情，铺张奢华，过分关注教区运作机制无关紧要的细节，这就扼杀了其他人的侍奉工作”。莱尔所回顾的一百年前，不列颠正是在乔治三世统治之下。之所以出现“政治上的考虑取代了其他重要的事情”，主要是随着新兴资产阶级作为“第三等级” 登上历史舞台，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结成利益集团或政治集团（政党）来维护自身利益。而“主流的教义和生命标准很低”，恰恰如同18世纪的英式腐败高发期一般，是一种信仰和道德标准退化后的“教会式腐败”。
如同乔治三世用教职收买主教之后，形成了“王党”中最稳定最可靠的力量和托利党寡头统治的坚定支持者，原本应当给下层人民送去福音的神职人员却沦为国王的党羽。因此，在19世纪议会改革的风潮中，《贫民卫报》上甚至介绍了约克郡哈德斯菲尔德有2万多人举行焚烧主教画像的抗议仪式的情形，并刊登了一首韵文诗：
仁慈的上帝，惩罚贵族吧！
让倒卖选区者千夫所指；
仁慈的上帝，立即搭救我们吧，
让我们摆脱十一税和教会！[62]
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从政治和经济两大层面改变了传统的专制王权、农业社会的治理前提。这一时期的关键变化是，“在法国革命以后、19世纪初的那些年间，开始形成了组织良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一些具有永久特性的负责任的政党”[63]登上了历史舞台。18世纪初，英国政坛即出现了带有个人宗派特征的党派团体，如维护君主立宪制和贵族群体既得利益的“宫廷党（the Court Party）”和与之对应的“地方党（the Country Party）”。从1714年乔治三世的爷爷建立汉诺威王朝开始，部分辉格党人权贵实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寡头统治。
“产生君主的方式有3种：一是不容争议的征服；二是极受尊重的继承权；三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选举。”[64]1760年登基的乔治三世，既没有征服之功，也缺乏继承之威，倒是不得不时常面临选举之压。当时，辉格党分为四个派别：纽卡斯尔派、坦普尔派、格兰尔派和“布鲁茨伯里帮”，各派别均以地产广袤的贵族地主为首领。1762年5月，一心夺权的乔治三世迫使纽卡斯尔公爵辞去首相职务，一些失势的辉格党人不得不收身敛迹。当年的圣诞节，纽卡斯尔派的旧党成立了宴会俱乐部，这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反对党—罗金厄姆派的发端。
借助于君主立宪制这个“政治母体”，18世纪英国的资本主义议会制、责任内阁制、政党政治等新生事物不断发育生长。尽管在乔治三世的强势干预下，实现了辉格党一党执政到托利党一党统治的“转轨”，但英国毕竟是进入到了现代政党政治和工业社会的快车道上。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党和教会确有些异曲同工之处。不论是从组织、徒众、领袖等外在形态上，或是从党纲、教义等意识形态上，还包括活动方式、动员方式等方面，最初的政党和教派或说教会都有着很大的相似性。18世纪的政党腐败也和历史上的教会腐败也有着很大的近似性：
一是搞腐败是成体系的。政党从上到下有各级党的组织，教会从上到下也有教会组织。
二是搞腐败是要幌子的。教会以传递天国福音为表，政党以实现公众利益为名。
因此，托克维尔指出：“专制制度，一切全靠自己，决不能持久。只要你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使专制政府长期兴盛的是宗教，而不是它的威吓力量。”[65]以臭名昭著的教会出售“赎罪券”为例。16世纪初，为了满足骄奢淫逸的教皇利欧十世（Leo X，1513—1521年）的需求，罗马天主教会在掠夺西欧各国人民钱财时，竟然宣布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一敲钱柜，就可以使购买者的灵魂从地狱升到天堂。这与政党谋取政治现金如出一辙，只不过一个是献给天国福音的专门使者，一个是献给现世利益的职业掮客。
有这样一则故事：一名无耻的赎罪券推销员对人说：你投下银币，我已看见你父亲的左腿迈出炼狱的火焰，只剩右腿还在火里面，快继续加钱吧！那人只好说：不必了，我父亲是个瘸子，没有右腿。这就是教会腐败的真相：尽管干的是掠夺钱财的买卖，也要给自己套上引经据典、堂而皇之的“包装”。
丘吉尔指出，在这段时期里，“适合党派需要的鼠目寸光的观点损害了国家利益，破坏了政府的政策，为战争的继续进行铺平了灾难性的道路”，“国内气氛迅速发生变化，互相斗争的敌意让位于冷淡的宽容态度。根本原则已经不起主导作用，政治感情被政治利益所代替，社会生活由于单纯追求物质利益而开始堕落”，“政治斗争则成为辉格党内各派争夺权势和国王恩宠的手段”，而托利党人的“卑鄙行为”甚至“抵消了它为英格兰民族作出的重大贡献”。[66]
为什么掌控话语权对腐败者如此重要？
18世纪的英国权贵阶级“一手硬，一手软”，一面在议会和政府把持执政权，又一面牢牢掌控着话语权。其惯常限制出版和舆论的举措是：1.征收高额印刷税，通过大幅提高报刊售价使印数偏低。如1789—1815年，政府为限制民众受激进民主主义思潮影响，将普通报纸的印花税从每份1.5便士提高到了4便士。2.政府出资办报并资助亲政府的报刊。政府办的《公报》资金最为雄厚，发行途径官私并用，印数高于任何报纸。如其平均印数从1704年的6000份增加到1710年的8500份。其中5400份发行社会，1087份发放政府官吏，2000份供图书馆留存。而同时的《每日新闻》只有800份，《伦敦邮报》《英吉利邮报》 等只有400份。发行量最高的《男士邮报》也不过3000余份。18世纪后期，托利党政府几乎控制了所有发行量最高的报刊，如《季度评论》《泰晤士报》等的主编都能得到政府补贴。而一些经常抨击权贵的自由主义报刊，如边沁、密尔等人创办的《西敏士评论》《纪事晨报》等，不仅发行量少，欠缺经费，主编和编辑还经常跳槽。3.严厉惩处煽动分子和诽谤者。如潘恩成为通缉对象，《人权论》被列为禁书。此外，英国贵族政府还利用灵活的宪制，以宣布终止《人身保护法》来公开镇压。如1794年和1798年至1801年，议会就两度终止该法，并通过了限制集会结社的法令。“伦敦通讯社”和其他激进派组织均被禁止活动。由此可见，要维持腐败的政治统治，还必须在思想和舆论上成为主宰。[67]
此外，国王的介入使得党派政治愈演愈烈。在1770—182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乔治三世多次直接干预、支持和扶植了托利党权贵，由此造成了延续到1830年的托利党贵族寡头统治。例如，在1788年上议院的两次分组投票中，出席者分别为136名和120名，其中投票反对政府议案者分别为31名和32名，赞成者为88名和75名，可以说形成了营垒分明的两个比较稳定的政治集团。
相应的，这一时期的新型腐败是以等级治权争夺（主要是资产阶级从国王和贵族手中争夺等级制特权）为焦点，以财产权、话语权争夺为补充。然而，新兴工商业阶层要想获得传统地主贵族所拥有的尊严、特权和社会地位，必须以金钱为代价、地权为基础，必须按照既定游戏规则“出牌”。
在18世纪中期，一个商人要获得一份年收入达1000英镑的田产，大约需要花费3万英镑；而要成为一个拥有1万英亩地产、一所与身份相称的大庄园地主，则起码要有10万英镑的巨额资本。尽管如此，有产阶级不惜血本，不遗余力，争相跻身贵族地主行列。
早年在曼彻斯特经营棉花的乔治·巴特爵士（1766—1847年）通过股票投机暴富之后，虽然曾在年轻时作为工商业代表大肆攻击贵族特权、《谷物法》和长子继承制，但此后却屡次动用大量资本购买土地，努力想加入自己所曾痛恨的贵族地主行列。他不但为自己的儿子菲利普娶得了沃特帕克勋爵的长女，其三个孙女也都成为贵族之媳。他甚至在1823年执意重修家谱，努力证实其祖上血统高贵不凡。
经过不懈奋斗，在1828年乔治·巴特如愿以偿获得了从男爵封号。“棉花爵士”乔治·巴特只不过是商业资本家、银行家等新兴社会阶级的一个代表，他们通过购买土地、联姻贵族、谋求公职和资助党派等方式逐渐成为腐败旧制度下政治游戏中的参与者，并且把商业经营技巧毫不迟疑地渗透到政治领域。但即便如此，保守的英国人还是“从骨子里”对乍富新贵的“第三等级” 抱有一定成见。比如丢掉北美殖民地的诺斯首相有一位妹妹，由于她与一名商人结婚，甚至遭家族摒弃而没有承认她的存在。
因此，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那样：
政治腐败的现象迅速泛滥，使一些富有的理论家感到失望。这种腐败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凭着国王的保护来实现控制政府的辉格党制度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新兴的商人阶级和业主阶级收买国会席位所致。东印度公司利益集团的暴发户也进入了国会。金钱势力打入政治领域的现象不仅扩大了舞弊的范围，也威胁着地主阶级的政治垄断。[68]
尽管“加强财富的垄断一直是贵族政体的帮凶所不断追求的最大目标”[69]，但这种腐败以新兴利益集团开始用“金钱势力打入政治领域”为新形态，因为“国会不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利益集团’—地主集团，商人集团，甚至劳动者集团”[70]。可以说，18世纪的英国国会就如同中世纪腐朽黑暗的教会，一面冠冕堂皇地维持着国王和政府的表面文章，背地里却进行着不可告人的腐败勾当。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腐败开始注重现代道义或给自己披上合法性外衣，是一种教会式腐败类型。这种带有转型色彩的教会式腐败的特点是：权力开始有了边界，对财产、财富的占有不能为所欲为，要经受新的阶级集团和公众话语权的挑战！具体来说：一是权力大责任小，但开始有责任意识。比如诺斯首相因独立战争失败而辞职。二是权力大利益大，但开始有利益冲突。比如新兴资产阶级和传统贵族地主之间存在利益上的矛盾分化（见表3、表4）。
表3 1688年和1803年英格兰及威尔士贵族各阶层年收入表
表4 1688年和1803年英格兰及威尔士贵族各阶层年收入百分比
资料来源：H. Perkin， The Origin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转引自阎照祥《英国近代贵族体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132页。
责任制在英国政治体制是中如何确立的？(https://www.daowen.com)
“在18世纪最后那些年间，许多重大的变化就一直发生着”，“乔治三世的权力正在被削弱，尽管他控制着贵族院以及新贵族议员的任命。”[71]内阁制的成功就是其中的重要变化之一。国王拥有的传统任命权与议会通过嗣位法规定的大臣负责制，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内阁制的创立。开始的时候，国王根据行政的需要或个人的喜好来任免贵族或大臣，每一个这样的官员都有自己的适当的部门，任何一个官员都不能干预别人的部门的事物。而接受国王任命的人不仅要对国王负责也要承担国王可能发生的错误，这样大臣后来就发展成为了首相。首相领导的内阁在开始的时候，并不如今天的集体责任制，而是个人责任制。但是，不论是个人责任制还是后来演化的集体责任制都是英国行政管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行政管理方面，权力的占有者要对权力的所有者负责。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现代行政管理制度还没有确立，传统的责任制就会改变原有的形式来进行实质的更换，由国王只对上帝负责，到大臣对国王负责，在工业化过程中开始变为对国家或人民负责。也就是相对于国王的负责制走向形而上，而相对于人民的负责制则走向形而下。
1796年，瑟尔沃尔评论道：“工业革命在加强人们的联系时，也在他们之中传播知识和自由，面对这种新型的交流方式，传统权威将失去其力量。”[72]同时，“18世纪是一个十分露骨的时代，连王公贵族的排便、排尿、放屁以及通奸都会被描绘出来”[73]。或者说，信息开放、言论自由成为18世纪的又一重要特征。彼时的国王就如同中世纪那些靠出卖“赎罪券”发家致富的修道士一样，要在公道之名和贪腐之实之间维系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方面，英国国王既要维持与议会的表面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大举贿赂议员；一方面，王室要允许新兴阶级发出声音，另一方面又要坚决压制那些反对派的声音。
革命的风潮当中，以什么样的名义来占有支配国家的治理权成为十分重要的“元问题”，于是，我们看到“民主”和“君主”在博弈中妥协，在妥协中博弈，形成了一种“顶层交易”的历史场景：一方面，国王不得不和议会做交易，另一方面，传统土地贵族利益集团也不得不和新兴工商业资产阶级做交易。如在18世纪英国自光荣革命之后所确立的“未经改革的政治制度（unreformed political system）”之下，腐败的选举制度为贵族乡绅和富豪阶层贿买选民和指定议员提供了巨大空间。
1787年，一位研究议会史的学者根据一年前的议会选举估算：在513名英格兰和威尔士议员中，大约有370人是通过非正当手段当选的。[74]这些人一旦进入议会，必然会拿起手中的投票权和立法权，肆无忌惮地维护所代表的土地贵族、大商人集团的利益，而对其他阶层的利益可以置之脑后。如《谷物法》的通过就是明显的案例，体现了金权政治“先花钱收买议席，再通过议案实现利益”的基本原理。
总之，与明火执仗的腐败分子相比，不管是外交大政（如宣战），还是内政要务（如圈地），需要斡旋、可以谈判、允许交易—这不至少文明进步了一大步吗？总比引刃相向，逼人就范要绅士多了！
2.蒸汽时代的“英国病人”及伦敦的“城市病”
英国于1760年左右开始了工业革命，然而英格兰民族却在滚滚蒸汽之中陷于迷失。恩格斯指出，18世纪“英国当时所处的状况……像远古时代人似的对任何普遍利益和精神需求漠然处之，处在还没有社会、还没有生活、没有意识、没有活动的社会幼年时期”[75]。这个时期的人们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都遇到了“疾病”的困扰，前者突出表现在信仰和道德状况的退化，后者突出表现在城市文明程度的低下。
—英格兰民族遭遇精神危机
在乔治三世统治初期，著名律师和法学家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出于好奇，到伦敦走访各大教堂，听各位有名的牧师讲道。结果，他发现这些牧师的布道内容中关于基督教的内容并不比西赛罗作品中的更多，而且根据他们的讲道，他很难判断他们是孔子、穆罕默德或者基督的门徒！这一时期正如赛克大主教（Archbishop Secker）在他的一篇指控中所描绘的，“公开宣称不信或蔑视信仰已成为当代的突出特征。上层社会放荡无度、蔑视原则，下层社会荒淫醉酒、不惧怕犯罪。这无视上天的污浊洪流若不止住，绝对会是灭顶之灾。”华滋博士也宣告说，在他那个时代，“人们心里和生活中，信仰衰败成了主流。这是所有将上帝的事业放在心中的人所观察到的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当年，布莱克斯通从牛津大学前往伦敦的“‘现实世界’寻找财富、权力和社会声望”之前，曾写下一首题为“一位律师与缪斯的永别” 的诗：
我真是不幸，
我不得不离开恬静宜人的牛津，
湮没在那称为伦敦的灰暗而充满污秽的地方！
我的遭遇会怎样？
我真是不幸！[76]
康沃利斯大主教（Archbishop Cornwallis）在拉贝斯宫（Lambeth Palace）开舞会和盛大晚会，致使国王不得不亲笔给他写信干预，说“在信仰方面隐修、广行慈善的行宫里举行这些轻浮之事和虚妄的娱乐，这即使不是非法，也是完全不明智的”，要求他停止。因此，莱尔（J.C. Ryle）在19世纪中期说：“100年前的道德状况如何？可以这样说，决斗、奸淫、私通、赌博、诅咒、不守安息日、醉酒几乎不被认为是坏事。相反，那都是高层社会的时尚，沉溺其中的人不会被认为比其他人更坏。”因为“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我说英国18世纪初的信仰和道德状况令人心寒，一点也没有夸张”，“从信仰和道德的角度来看，英格兰那时完全处于沉睡状态”。[77]
—英格兰城镇面临社会危机
城市问题专家刘易斯·芒福德曾说过：人类用了5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目前，在国际学者比较公认的现代化含义和标准中，“人口较高地向城市集中，整个社会日益以都市为中心组织起来” 一般是社会现代化的首要标准。[78]作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全球大国，英国乘着工业革命的蒸汽机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迈进城市化门槛的国家。在享尽人类城市文明“先发性利益”的同时，又饱尝第一个城市文明“先发性灾难”[79]，这就使18世纪下半期英国“城市病”不约而至。
法国人曾在16世纪讥笑英国人，说英格兰的国土上除了伦敦之外，没有一个地方称得上城市。到了18世纪，英国人完全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城市名单了：除了利兹、曼彻斯特、利物浦、伯明翰和设菲尔德等五大工业城市的明星之外，还有布里斯托尔、埃克塞特、纽卡斯尔、赫尔和大雅茅斯等港口和商业城市的代表，诺里季、格洛斯特、诺丁汉等工业城市的典型，林肯、考文垂、伍斯特、莱斯特等工商并重的“郡级城市”的样板。[80]居住在1万人以上城市的居民占英国总人口的比例，从1500年的3.1%上升到1650年的8.8%，到1800年已高达20%，其城市化进程远远超过了西欧诸国。那些从产业革命时起发展起来的城市，却不断地扩大着，它们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年中的情形也正是它们一百年后的情形：丑陋、黝黑、被烟雾包围着，它们的那些建设得不好的郊区犹如畸形触须向各方面伸展着。
伦敦人口由1500年的4万发展到1600年的20万，1650年40万，1700年57.5万，超过巴黎成为欧洲第一大城市。1750年左右达到67.5万。[81]然而，就在伦敦作为“首席城市”风光无限的时候，因为住房短缺、就业困难、公共卫生、环境恶化等引发的“城市病”也悄然蔓延开来。正如1726年丹尼尔·丹佛所说的那样，伦敦是一座“古怪的城市”，作为当时英国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具体而微的代表，由于一味追求财富而陷入富裕与贫困并存、繁荣与悲惨交织的怪圈。当时的“城市病”主要有：
一是住房难。城市中最常见的是一排排乱七八糟的一层或两层高的砖房，还有许多住人的地下室。这些叫作“小宅子”的房屋每所只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只有臭气熏天的死水洼。[82]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就曾记载道，每个城市都有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在加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英国城市成了“脏、乱、差”的代名词，成为全欧洲贫民窟的集中地。
二是环境差。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的两大主要污染源是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流经利兹等工业城市的艾尔河等河流，“流入城市的时候是清澈见底的，而在城市的另一端流出的时候却又黑又臭，被各色各样的脏东西弄得污浊不堪了”[83]。而在英国纺织工业中心曼彻斯特，艾尔克河两边布满的制革厂、染坊、骨粉厂、瓦斯厂等随意排放脏水和废弃物，再加上还要接纳附近污水沟和厕所的排泄物，使得这条河奇臭无比。英国人视为生命之河的泰晤士河因工业革命时期的严重污染，水质迅速恶化，鱼类绝迹，成为直到20世纪中后期仍举世闻名的“臭河”。[84]工厂排放的烟尘和硫化物等污染了空气，令呼吸系统疾病流行。以至于有人悲观地预言道：未来的英国除了烟囱密布，将“没有草地……，没有树木，没有花园”[85]。
三是童工多。他们的工作日持续到十四、十六乃至十八小时之多。保尔·芒图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一书中详实地写道：大多数工厂给予四十分钟来吃主餐或仅有的一餐，其中约有二十分钟是被用来擦机器的。事故极其寻常，特别是在接近过长工作日的终了时，这时，儿童由于疲劳而半睡了，但还未离开工作，于是手指轧断了，四肢被齿轮碾碎了。拳头、脚踢、马鞭来打童工更是家常便饭。
整个工业革命期间，伦敦因“灾雾”频繁而被称为“雾都”，曼彻斯特是尽人皆知的“黑乡”，利物浦等新兴城市则出现了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盛行的“迈达斯的灾难”。1835年，托克维尔曾这样形容不列颠的工业名城曼彻斯特：
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流出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里流出了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为野蛮的状态，文明在这儿创造了奇迹，而文明人在这儿却几乎变成了野蛮人。[86]
英国在18世纪所率先遭遇的“城市病”，实际上是转型社会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其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是：当大量人力资源、产业资源向城市集聚的时候，到底应当按照什么方式来配置这些资源，应当产出什么样的公共产品，应当为涌入城市的人们提供什么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3.“国企腐败”的雏形：资本芽苗如何长成丛林
郎咸平曾经称荷兰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最早的国有企业”。这家成立于1602年的特殊贸易公司，确实拥有政府的特许经营权和半官方色彩，被议会授权与其他国家签订条约，还可以自行组织雇佣军和发行货币。“这些特许状允许公司（常常是联合投机商组成的公司）在属于它们的世界的指定地区管理自己的事务；它们被授权制定自己的法律，并在自己的法院系统中加以实施。”[87]然而，1600年就成立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不但在成立时间上更早，而且发展后劲上更足，应当是真正的近代“国企鼻祖”。
特别是从1652年到1674年的三次英荷战争之后，英国作为战胜国夺取了“海上马车夫”的海外领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全球市场自然而然地扩大了很多。值得一提的是，与明朝那些盐商、皇店不同的是，英式“国企”从一开始就体现了资本的扩张性，把产业扩张的触角伸向了海外。
1600年12月31日，在英国枢密院授意下，为打破荷兰等国对东印度（对东方广大地区的泛称）贸易特别是香料贸易的独占，东印度公司宣告成立。这家最初股本只有3万英镑的股份公司，打着皇家特许状的旗号，初期主要以劣质食品换取胡椒、生姜、肉桂和丁香，运回欧洲牟取暴利。
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由于代表金融资本家、大商人和新贵族利益的辉格党人取得政治优势，一些没有执照的私商也要求享有在印度从事贸易的同等权利，在英国下院的支持下组成了“英吉利商人公司”。1702年，在英国政府的干预下，这两家公司合并成立了“英商东印度贸易联合公司”。[88]从此，18世纪最初的40年中，由英政府撑腰的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势力进一步扩大，成为英国政府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重要工具。[89]以东印度公司的名义在前台活动，政府在幕后操纵的模式得到英国朝野的广泛支持。
18世纪初，随着英法为争夺贸易特权而进行的争斗天平偏向英国，东印度公司实现了自身角色的重要转换。1757年6月23日，武装大盗克莱武利用孟加拉省的内讧，仅以72人伤亡的代价取得了普拉西战役的胜利，为占领孟加拉公国和征服印度铺平了道路。克莱武率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最富庶的孟加拉公国的国库洗掠一空，抢走了5800万英镑及其他许多珍宝。[90]马克思曾经指出，英法七年战争和英国对孟加拉的占领使东印度公司由一个商业强权变成一个军事的和拥有领土的强权。此后，东印度公司由成立之初的海上冒险家的垄断贸易公司，变成了一个拥有军队、领土、宣战、媾和的权力机构，成为印度命运的支配者。
1773年，英国议会通过《东印度公司管理法》，规定此后由政府任命英属印度总督，公司在其统治地区重新建立一套统治机构，由政府“接管了东印度公司的政治权力”，从而使公司的政府属性更加鲜明。1784年，议会又通过《改善东印度公司和不列颠印度领地行政法》，规定虽然保留了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贸易特权，但处理印度一切重大问题的大权收归由政府任命的督察委员会，即马克思所说的“印度的主人是英国政府，而不是东印度公司”。
到了19世纪初，英国工业革命高歌猛进，海上霸业和殖民霸权如日中天，政府已不再需要东印度公司作为其代理人和“前台”工具了。1813年，东印度公司的印度贸易垄断权被取消；1853年，英政府又趁更换东印度公司特许权之际，剥夺了公司的用人大权，要求考选派驻印度的官员。1858年，英国政府正式接管了印度事务，东印度公司寿终正寝。历经两个半世纪的变迁，英国东印度公司从特许商业机构演变为官商企业、殖民统治机构，在完成了政府赋予的特殊使命后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尽管如此，东印度公司及其腐败现象均可谓“盛极一时”。在英国社会，到该公司谋职一度是想实现“东方发财梦”的人追逐的首要目标。1767年1月，回到英国的克莱武因个人聚敛财富等原因在下议院受到攻击，他如同一位为“不列颠国企”作出巨大贡献的职业经理人，为自己大言不惭地辩护说：“就我取得普拉西大捷之后的地位而言，我由于采取有节制的行动难道不应该受到歌颂吗？一位强大的帝王仰我鼻息，一个富庶的城市任我主宰，最富有的金融家争相博得我的欢颜，我走过一座座为我个人敞开的拱门，双手尽是黄金和珠宝。议长先生，我此刻对自己当时的克制感到吃惊。” 于是，下议院甚至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罗伯特·克莱武勋爵为我国立下了丰功伟绩！”[91]
结果，克莱武男爵在其第一个任期（1755—1760年）结束后，个人获得了234000万英镑的奖金和宏大的庄园，殖民官员的腐败之风亦由此大盛。在其第二个任期（1764—1767年），克莱武还重建了殖民体制，授权东印度公司征收孟加拉和比哈尔的税款，印度君主仅获少量年贡。这在制造了双重殖民体制的同时，也为贪污腐败制造了巨大机会。
据统计，仅在1760—1780年的20年间，东印度公司用从孟加拉榨取的税款来收买供出口的印度商品，向英国累计输送了价值1200万英镑的商品，却没有花费英国人一个子儿。东印度公司从1757年占领孟加拉，到1849年征服整个印度，直到1858年11月被英国政府撤销的100年间，至少从印度搜刮了价值1200亿英镑的财富。当然，这还不包括其他的殖民收益，如1822—1832年从印度偷运到中国的12万箱鸦片，就流失了至少1亿元以上的白银。
实际上，英式“国企腐败”与明朝的“皇店经济”相比有了质的变化发展：从“顶层直销”变成了“委托经营”。只不过，这家“半官半商”的超级贸易垄断公司，从一开始就被贪污腐败所包裹。
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们以政府代表的身份来经商执业，垄断了印度最有利可图的贸易。在印度的英国人不必付出一个卢比的资本，却做着成千上万卢比的大买卖。如克莱武组织公司职员垄断了食盐、槟榔和烟草的贸易，压价收购高价贩卖，仅仅两年就捞取了67万英镑的利润。根据当时的风气，他还用贿赂的手段进入国会，取得了爱尔兰的一个爵位。[92]而该公司先后20多年垄断了对中国的茶叶贸易，每年的茶叶销售总值达到400万英镑，但在广州进货的成本只有销售价的一半，其暴利可见一斑。[93]在公司职员大饱私囊的同时，管理中的贪腐现象日甚一日，上上下下贪污成风，造成颇为严重的财务亏空，以至于到了18世纪中期未能履行每年向政府交纳40万英镑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