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的“阿喀琉斯之踵”：腐败增加“痛苦指数”
1/3的公民依然“住得很差、穿得很破、吃得很糟”。对这样的美国来说，“明天的世界”对那些仍然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民众来说有何意义呢？
—弗雷德里克·L.艾伦
在古希腊神话中，阿喀琉斯是凡人泊琉斯和美貌仙女忒提斯的宝贝儿子。忒提斯在他刚出生时就将其倒提着浸进冥河，可被母亲捏住的脚后跟却不慎露在水外，全身留下了唯一的“死穴”。后来，阿喀琉斯被帕里斯一箭射中脚踝而亡。后人常以“阿喀琉斯之踵”来隐喻：再强大的英雄，也有致命的死穴或软肋。腐败高发，就是18世纪以来英、美两个崛起的大国的“阿喀琉斯之踵（The Achilles’heel）”！
对于那些传统社会中为所欲为的既得利益者而言，腐败或许是巧取豪夺的保护伞，是特权地位的防护墙，甚至是他们安身立命的保障线。然而，对于社会底层的广大民众来说，腐败只能是引发社会分裂的导火索，导致社会病变的传染源。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即便经济社会发展仍然在踯躅向前，但广大黎庶百姓不但不能全面分享“发展红利”，反而在巨大生存压力下感到被掠夺、被抛弃的痛苦指数与日俱增。
对于现代腐败而言，虽然腐败者并不一定需要强盗剪径式的直接侵占，但是由社会不公、社会分化、社会壁垒等非传统因素引发的“腐败泛化”心理却伤害更大！在这种腐败泛化的社会负面情绪之下，公共服务不完善、发展机遇不均等、社会福利不均衡等问题均被诉诸甚至等同于腐败问题，结果造成“无官不贪，无事不腐”的社会“误读”，并导致普遍性焦虑扩散和社会信任关系扭曲，随时可能因某个不测舆情而发生爆燃、断裂。
18世纪是英国开启工业革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期，以及经济上的崛起期，但同时也是社会问题爆发期。当时的英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社会风气糜烂腐朽，充斥着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权钱交易现象严重，政客们为攫取权力而不择手段。法律说到底只为有权人和有钱人服务到他们满意为止。贫苦大众只能充当“工业文明”新秩序的牺牲品。富人生活优雅高贵、富有情趣，许多穷人则在生存线上挣扎，有些人被迫去做盗贼。整个英国好似一辆越开越快的火车，乘客们心中的目的地完全不同，也没有人知道怎样让列车停下来进站。
英国工业化的加速发展期，叠加了贫富差距的急剧拉大期。在工业化带来的巨大财富面前，这种差距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明显。1700年贵族拥有英国土地财富的15%—20%，1780年为20%—25%。[23]从1776年到1818年，英国的地租上升了105%。到1801年，1.1%最富有的人取得了国民收入的25%。而且，这种财富分化趋势愈演愈烈，到1848年，1.2%的最富阶层占有了35%的国民收入；相反，体力劳动者在国民收入的比例却从1803年的42%下降到1867年的39%。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本杰明·迪斯累利不得不发出“英国可以分为两个民族”的惊呼：
两个民族：它们之间没有往来、没有同感；它们好像不同地带的居住者即不同行星上的居民，不了解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感情；它们在不同的繁育情况下形成，吃不同的食物，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不受同样的法律支配……穷人和富人。[24]
1790年之后，即便土豆这个“1800年前后的社会稳定剂”改善了食品供应状况，但仍有1/3以上的英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25]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一两间房子的小茅屋，几张木椅或藤椅，一张松木桌或橡木桌，一个简陋的壁炉，几支罐子和铁锅，这就是他们的住所和所有动产。[26]工人的贫困导致卫生和健康状况不断恶化，再加上占人口大多数的贫困人口无力接受起码的教育，从而出现了国民体质和文化素质的“双下降”。农业工人生活更为困顿，他们的工资仅相当于城市工人的一半左右，面包及土豆是他们的主食，至少要两周才能吃上一次肉食。[27]
著名史学家哈孟德夫妇尖锐地指出：
工业革命带来了物质力量的极大发展，也带来了物质力量相伴随的无穷机遇……但是这次变革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更幸福、更富有自尊心的社会。相反，工业革命使千百万群众身价倍落，而迅速发展出一种一切都为利润牺牲的城市生活方式。[28]
在那个自由放任和物欲横流的社会中，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和各种犯罪率一同上升，而执政当局却似乎是熟视无睹。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关系了。” 对于穷人而言，除了接受早死、贫困之外，没有什么“幸福”可言（参见表1、2）。即便如此，仍有人宣称：
掠夺少数人，确实只不过会对多数人的分配额给予一个不可思议之小的份额而已”，“让那些大财主们成为他们所愿望的东西吧，他们也有机会跻身于最优秀之林的，他们在最坏的情况下也会成为国家这艘船的压舱石。[29]
但是，19世纪的人道主义者霍布豪斯强烈地质问道：“对财产是不是还有一种普遍的权利？一种经济制度，通过继承法和遗赠法使巨大的不平等永久存在，这种经济制度是不是根本就错了？”[30]
表1 英国居民平均寿命列表（1837.7.1—1843.6.30）
资 料 来 源：L.C.A.Knowles： The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Revolution in Grate Britain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p.81.(https://www.daowen.com)
表2 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英国工人生活费和工资指数（1850年=100）
资料来源：门德尔逊《经济危机和周期的理论与历史》（第1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02页。
以下，我们不妨重点讨论一下19世纪美国的问题，看看“一个由大公司和铁路连接起来的全国性市场”，如何“在工人、农民以及下层中产阶级（lower middle class）等群体中制造了痛苦与失业”[31]。我们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32]为评估工具，从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等3个核心指标来回溯检审一下当时的情况：
—人均寿命
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指出，尽管从19世纪中叶开始，最高预期寿命以每10年2.24岁的速度增长，但欧洲和美国在19世纪初花了150年的时间，才摆脱农村地区的平均寿命比城市地区低15—20岁的落后局面。[33]美国学者理查德·怀特在《共和的象征—重建时期和镀金时代的美国（1865-1896）》一书中指出：1880年，美国出生的10岁白人男孩的平均寿命预计为48岁，平均身高预计为5英尺5英寸，远低于其革命时代的曾祖父的水平。同时，黑人的数字要更糟糕。美国《老年人口统计学与经济学》杂志曾在2006年给出了20世纪美国平均寿命的变化曲线：1900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只有47.5岁。[34]“随着工业化在70—80年代的大规模扩张，数以百万计的半熟练工和新手在美国的制造业中找到了工作。但是他们工作的环境、生活的城市都十分危险、凄凉，只有极少数人能够生存下去。”[35]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美国每年每50位工人中就有一位因工作事故而死亡或伤残超过四周以上时间。如果以全美人口为样本，大约每1000名美国人中每年有1人死于事故。1850、1860年代的宾夕法尼亚州东部的无烟煤矿中，每年有6%的工人死亡，有6%的人永久性伤残。1890年这一年，每300名铁路工人中就有1人在工作中丧生；在货运铁路司闸员中，每100位工人即有1位死于工作事故。[36]著名经济学家理查德·伊斯特林因此认为，19世纪早期的经济腾飞没能带动健康和寿命的增加。由于人们搬家到城市，更多的疾病找上了他们，这些因素导致“人均寿命的停滞不前或慢速发展”。“死亡率革命”并没有在20世纪发生。毕竟，这取决于对公共卫生、劳动保护等系统的投资以及相关科学方法的传播使用。
—教育水准
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各州教育各自为政，加上各地贫富分化，教育质量相差悬殊，教育平等无异于一句空话。1867年，美国联邦教育署成立时，只有5名工作人员。“小政府”理念下联邦政府对全国教育的发展规划形同虚设。18世纪末，美国共有24所大学。到1885年，学生数在250人以上的大学仅有9所，大多数高校的学生人数在100人以内。20世纪初的时候，美国中学适龄的男孩、女孩中，进入中学读书的不到总数的1/10。根据一项估计，到1900年仍至少有170万儿童被雇佣为童工，其中大约有40% 受雇于工厂、矿山、手工作坊或是纺织厂。[37]在南方棉纺厂里，童工占到棉纺工人总数的30%以上。在北方的童工中，每有1000名年龄超过16岁（“老童工”的年纪）的童工，同时就有83名小于16岁的；而在南方这一数字之比为1000∶353；其中很多孩子只有八九岁乃至四五岁。[38]这就是从“黑奴制度的罪恶之树”上嫁接出的更为可怕的“白奴制度”。对于这些“在白天或黑夜连续工作长达10到14个小时”的童工来说，没有接受任何教育就进入工厂工作，长期伤害大脑的劳作使他们失去了阅读能力。
—国民购买力
根据1889年劳工局的调查结果，丝绸厂雇用的年轻女工年收入仅为130美元，没有技术的普通男工为384美元，即使这两者加起来，也不够维持城市中一个家庭的基本生活。[39]“1897年开始，巨大财富的积累和美国人民工资和薪水的降低都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着。”商业机构的报告显示，巨额的财富和无尽的工作，使得工资报酬在货币数量上恢复到15年前的水平，但购买力只相当于30年前的水平。而生活消费一直在上涨，比收入增长快得多。贫民和失业人数的数目甚至比萧条时期还要高。[40]“而在整个美国工业界，工人们觉得自己与劳动成果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41]在摩根财团所属的无烟煤矿区，30多万工人尽管工作条件极其恶劣，生命十分危险，但工资极其微薄，自1880年以后20年没有增加，到1900年平均工资仅375美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8%。[42]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们通过精细统计后指出，“必须强调，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象正在加剧，至少是在最近十年里”。因为根据他们的测度，“按照1929年的物价，一个家庭年收入2000美元，只够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43]。换言之，任何低于这个水平的家庭都意味着贫穷，而60%的美国家庭直到1929年仍处于“贫困线”之下！
1860年，美国只有3个百万富翁；1900年，美国的百万富翁大约有3800个，十分之一的人口拥有全国十分之九的财富。1900年，安德鲁·卡内基拥有他那家大钢铁公司58.5%的股权，当年公司盈利4000万美元，他个人的收入必定超过2300万美元—而且是在无须缴纳个人所得税的前提下。从1896—1900年，卡内基先生的主营业务平均年收入是1000万美元，这还不包括从任何其他财产获得的收入。与这些富可敌国的社会顶层相对应的是，美国社会底层出现了一个包括工人、农民、失业人员等的贫民阶层。当时，全体美国工人的年平均收入是400—500美元。也就是说，卡内基和一个为他干活的普通美国工人的年收入至少相差2万倍！
根据1890年的一项调查，美国约有10%的家庭全年的收入不足200美元，平均只有156美元（见表3）。1890年，仅纽约市就有50万人居住在贫民窟。[44]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人平均财富增长了60%，然而工人们的同期购买力却下降了5%。无怪乎弗雷德里克·L.艾伦感慨道：“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美国贫富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表3 1929年美国家庭年收入状况（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统计结果）
资料来源：（美）弗雷德里克·L.艾伦著，高国传译：《美国的崛起》，京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133页。
对于经济发展而言，速度并不等同于质量。很多时候人们发现，漠视质量的发展速度带来的是灾难而非幸福。因为“过快的发展速度其实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贫穷的城区沦为了致命的贫民窟，霍乱、肺结核等传染病在那里不受控制地蔓延。社会疾病，如犯罪、酗酒，蹂躏着那儿的居民”[45]。于是，面对经济快速增长的“美国奇迹”，有识之士发出了这样的质疑：
有什么措施能够对一种社会秩序，一种产生了数以千计的堕落事物—如同它那精美的亚麻布和细腻的薄棉布的副产品一样的堕落事物—的社会秩序有所补救？难道为了我们的文明，我们就非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吗？[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