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泰坦尼克定律”看先发国家的“腐败红利”
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有秩序的说法并不正确，因为所有的国家都是有秩序的和无秩序的，因时而异。
—索罗金
尽管主流观点公认腐败的“负效应（Negative Effects）”巨大，因为政治腐败必然导致政治衰败，政治腐败必将阻碍政治发展。但有人认为，政治腐败有时也能促进政治发展，甚至起到某种“正效应（Positive Effects）”。
如美国学者亨廷顿就曾指出，同样严重的政治腐败，有的导致政治衰败，但有的却未阻止政治发展，并把腐败放在现代化背景下加以分析研究。根据其观点，一定程度的腐败会成为一种可减少现代化阻力的“润滑剂”，而且腐败与改良还可能成为革命的替代物。正如一场重感冒对健壮青年和垂死老人的影响霄壤之别一样，虽然腐败存在于一切政治体系的一切发展阶段，但其在不同政治体系的各个具体阶段的扩张程度、表现形式、作用后果等都不可同日而语。[66]
小约瑟夫·奈（J.S.Nye ）则指出，现实中政治腐败确实存在“有益或有害” 两种效应，某些“个体失道行为（Private vice）”反而可能使公众受益，如腐败在俄罗斯和美国的经济发展中都曾引发“积极效应（positive factor）”。[67]
姑且不说这些有关腐败的立论是否客观公允，之所以产生诸多认识差异，主要还是因为对腐败现象的关注点和侧重点不同。如亨廷顿就认为，就经济发展而言，如果政府过于集权僵化，那么与其廉洁还不如腐败一点好。
英、美两国在腐败高发期中崛起的事实表明，全球化先发国家的腐败程度一点也不“逊色”于后发国家，但其却在道义上占得两大先机：
一是以胜利者的姿态指责别人，似乎易发多发的腐败乱象从来都与自己无关，那只是被宣称为“落后”国家、民族和政党的产物；二是以过来人的身份夸耀自己，而其目的大概主要是为推销其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增加一些炫目的光环。
实际上，一如英国在腐败透顶的奴隶贸易、鸦片贸易中获得了资本积累，美国靠贿赂交易购得路易斯安那、靠欺骗印第安人而扩大了国家版图，这些率先经历了现代腐败高发期的国家获得了某种可以被称为“腐败孳息”的东西：
其一，18—19世纪的政治标准、舆论压力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人们对政治腐败、社会不公的宽容度远远高于今天，而且乔治三世和英国政府可以把威尔克斯投入监狱，让潘恩在被通缉中流落异乡；其二，18—19世纪的商业规则、市场环境和法律规制也与今天大为不同，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进行巧取豪夺的违法违规成本都远远低于今天，而其利益和回报要远远高于今天，看一看与美国“强盗大亨”发迹史相伴随的立法腐败、司法腐败、行政腐败和金融腐败等就不难理解这一点。
这实际上隐含着一个悖论：对于英、美等国，你已经无法拿今天的标准来评判他们昨天的腐败行为；对于后发国家，你又难以用英、美等国的昨天为今天遭遇的腐败问题辩解。
这就如同西方诸强如今所炮制的“碳税”一样，似乎它们在工业化时期所排放的滚滚浓烟根本不存在，而那些劳动密集型国家既要消耗本国能源、原材料和人力资源为发达国家提供初级产品、消费品，还要被贴上“高排放” 的标签而被课以碳税。贝克在《世界风险社会》一书中深刻指出：“风险的全球性并不意味着风险在全球是平均分布的。恰恰相反，环境风险的第一定律是：污染与贫困形影相随。”[68]对于后发国家而言，腐败的伤害如环境的污染一样，从来都是“雪上加霜”，具有倍增效应。
我们以“泰坦尼克定律”[69]的视角稍作阐述。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是西方航海事故之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事故，其所引发的社会学思考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对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中的幸存者研究中，学者发现乘客的社会等级差别与其生还概率高低是息息相关的（见下表4）。
表4 泰坦尼克定律的依据—舱位等级与死亡和幸存的关联
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泰坦尼克号一等舱船票最低价格是30英镑一张，最高价格为870英镑一张，相当于当时一辆豪华轿车的价钱。二等舱最低票价是12英镑一张，三等最低舱票价3英镑一张。泰坦尼克号的舱位的分类可视为社会等级的标志，乘客的舱位等级与生还概率直接相关，社会等级差异在巨大的突发灾难降临之时仍然决定着人们的命运，社会等级决定着风险的差异并决定风险降临之后的伤害差异，作为社会等级标志的舱位显然在这里成为生命存活的重要筹码。
巨轮“沉没”风险和政权“颠覆”风险有某种相似性。相应的，结合史实观察可以得出一个关于腐败风险和危害的推论：在腐败引发的执政风险中，经济先发者受到的伤害相对较小，而后发者受到的伤害相对更大。
实际上，尽管美国素来喜欢给其他一些国家贴上“腐败”标签，但是却难以回避本国的腐败现实，特别是其广受诟病的“隐性腐败”问题。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深谙华盛顿政坛和商界的腐败内幕，在接受采访时曾直言不讳地指出：“华盛顿已沦为世界上最腐败的首都”，因为美国创造出了一种难以区分“非法”和“不道德”的文化，“这种文化使得一条重要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并且为那些即便不是违法但我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提供了巨大的弹性空间”，“利欲熏心的政府高官们无不争先恐后地追逐万能的金钱”。[70]如果回忆一下腐败高发的“镀金时代”，相信读者对此不会感到太意外，这不过是商人集团收买支配官僚集团的“美式”腐败的一种当代延续而已。如果把布热津斯基的话“翻译”得直白一些，可以这样说：今天的美国依然很腐败，而且，越来越笼罩上了合法化的外衣！
相反，后发国家为了解决腐败问题，却每每要付出政权更迭、社会动荡的代价。瑞典学者G.缪尔达尔在20世纪60年代出版了《亚洲的戏剧：各国贫困考察》一书，他在对南亚地区的腐败现象进行研究分析后指出：腐败成了南亚各国政权频繁更迭和政治不稳定的主要根源。[71]这些国家的政权往往因腐败盛行和工商业不法行为猖獗而倒台。关键是利用揭露和惩治腐败的幌子，为专制政治铺平道路，为军事政变寻找借口，而借机上台的新政府大都不能消除腐败，不免遭受同样的命运。如此循环往复，国家发展、经济繁荣和社会建设始终得不到稳定的政治基础。
“拉美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说明什么问题？
“拉美陷阱”主要是指20世纪70年代，拉美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加快，但同时出现了贫富悬殊和社会两极分化，以及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环境恶化、失业猛增、公共服务不足等现象。实际上，世界上很多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出现“发展阵痛期”或“转型风险期”。当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处于人均1000美元至3000美元时，即进入公认的矛盾高发期。世界银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中等收入陷阱” 的概念，代指一个国家人均收入达到世界中等收入水平之后，由于没能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根本性转变，所出现的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和问题加剧等严峻局面。如拉美国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了3000美元，而直到2009年依然在3500至6000美元的水平上徘徊。由于社会的贫富差距、利益冲突、贪污腐败等问题的叠加效应，引起了社会动荡，由此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另据美洲开发银行研究报告，拉美国家城市人口的人均实际收入近年来低速增长乃至出现倒退，贫困人口总数达到2.27亿，占拉美国家总人口的44%，其中赤贫人口达一亿。可见，拉美一些国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质在于未能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关系。腐败问题进一步加剧了“中等收入陷阱”造成的社会危机。[72]
特别是从英、美两国走出腐败高发期的历史来看，国家腐败治理延续了“泰坦尼克定律”。如果把各国比作同一条船上的乘客的话，英、美等国就如同是泰坦尼克上的一等舱贵宾，而后发国家只能是三等舱船民，当腐败的惊涛骇浪及其引发的灭顶之灾不期而遇，受到伤害最大的恰恰是三等舱中的“大多数”。
微软前董事长、总裁比尔·盖茨总是告诫他的员工：我们的公司离破产永远只差18个月。其实，政府既需要以信用为基础，也需要不断经营自己的信用以提高合法性基础。只不过与企业相比，除了经济信用之外，多了政治信用、法治信用等。事实上，与那些在市场大潮中浮沉的企业相比，在政治风浪中飘荡的政府从来都是脆弱而敏感的。
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从17世纪到19世纪，从东方到西方，三个主要的世界级国家—明王朝、不列颠和美利坚的政府，都处于“负债经营” 乃至濒临破产的边缘。经济上，国库处于经常性赤字状态；政治上，处于各种军事冲突的漩涡 ；社会上，人民的反对之声此起彼伏。
从经济和法律上说，破产是在特定情况下运用的一种偿债程序。而从国家政治来说，300年来的治权变革表明：与“有国王，有议会”的英国和“无国王，有议会”的美国相比，“有皇帝（国王），无议会”的中国大明王朝被破产清算、倒闭停盘，进入了历史陈迹的展览柜。前两者在风起云涌的变革中通过资产重组、经营创新，实现了存续发展和内生变迁，避免了统治者被清算的宿命，并且直到今天仍在可持续运营。
与经济上的严重亏损相比，政治上的资不抵债要可怕的多。这也正是经济危机中人们强调恢复信心最为重要的原因。
哲人说，历史的最大教训就是我们从不吸取历史教训。否则，我们的观察和研究就未免有南辕北辙之嫌，即经过了腐败高发期，非但未能迎来崛起转折，反而直面衰败拐点。
这就如同登山，倘若咬定牙关，坚持不懈，爬到顶峰，将是风光无限；反之，如果不堪重负，失去信心，半途而废，将是遗憾无穷！执政亦如登顶，不容半途而废。
可以肯定的是，任何时代的任何国家，在腐败问题上都不是“零风险”。历史舞台上的所有执政者，都要在腐败的挑战中“赶考、应试”。关键在于，以顶层治理的决心、智慧和勇气，战胜由贪政和怠政造成的顶层危机，实现官员治理、政策供给、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等共赢善治的良好“化学反应”。
【注释】
[1]约瑟夫·W.福克（Joseph W. Folk）：律师，政界人士，1900—1904年任圣路易斯巡回检查官期间揭露了市政府的腐败，1905—1909年任密苏里州长，1913—1914年任国务院法务官。
[2]（美）卡尔文·伍达德：《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与英美法理学》，载肯尼思·W.汤普森编《宪法的政治理论》，第82页。
[3]（法）保尔·芒图著，杨人楩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第94—99页。
[4]管佩韦：《英国工业革命的后果》，《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5]赵秀玲、李春友：《英国工业革命世界影响启示录》，《发展论坛》1999年第7期。
[6]（法）布罗代尔著，施康强、顾良译：《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429页。
[7]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页。
[8]参见（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王之明《推荐序二：最后的大国》。
[9]（美）亨利·S.康马杰著，南木等译：《美国精神》，第63页。
[10]（美）保罗·肯尼迪著，陈景彪等译：《大国的兴衰》，第234页。
[11]（美）J.布鲁姆等著，戴瑞辉等译：《美国的历程（下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7页。
[12]转引自王金虎：《19世纪后期美国城市“老板”兴起原因探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2期。
[13]Alexander B. Callow Jr. American Urban History. New York,1982.p.110.
[14]刘绪贻、杨生茂主编：《美国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8页。
[15]（德）彼得·马丁、布鲁诺·霍尔纳格著，王音浩译：《资本战争》，第118页。
[16]（美）艾伦·维恩斯坦等著，胡炜等译：《彩色美国史》（中卷），第364页。
[17]杨家祺等著：《通往白宫的角逐—美国历届总统竞选实录》，国际文化出版社1999年版。
[18]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近代史编》下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19]（美）林肯·斯蒂芬斯著，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1页。
[20]（美）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民主历程》，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182页。
[21]George E.Mower.. The Era of Theodre Roosevelt and Birth of Morden America.New.York:Harper＆Row, Publishers, 1958,p.68.(https://www.daowen.com)
[22]（美）林肯·斯蒂芬斯著，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Ⅱ）》，第297页。
[23]（英）阿萨·勃里格斯著，陈叔平译：《英国社会史》，第207页。
[24]转引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07页。
[25]（法）雅克·索雷著，黄艳红译：《18世纪美洲和欧洲的革命》，第241页。
[26]J. F.C. Harrison. Early Victoria Britain. Fontana,. 1979. p.114.
[27]G. E. Mingay. The Victorian Countryside. London,. 1981.p.597.
[28]黄光耀、刘金源：《成功的代价—论英国工业化的历史教训》，《求是学刊》2003年第4期。
[29]（英）爱德蒙·伯克著，何兆武等译：《法国革命论》，第67—68页。
[30]（英）霍布豪斯著，朱曾汶译：《自由主义》，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4页。
[31]（美）伊丽莎白·桑德著，陈永杰译：《美国进步时代对中国的启示：三种代理模式》。
[32]人类发展指数（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从1990年开始发布的衡量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在三个指标基础上计算而成：健康长寿，用出生时预期寿命来衡量；教育获得，用成人识字率（2/3权重）及小学、中学、大学综合入学率（1/3权重）共同衡量；生活水平，用实际人均GDP（购买力平价美元）来衡量。
[33]（美）罗伯特·福格尔著：《中国人应改变养老方式》，《中国证券报》2005年6月4日。
[34]池晴佳：《各国平均寿命变化曲线探因:穷国富国寿命差距惊人》，《青年参考》2010年3月14日。
[35]（美）艾伦·维恩斯坦等著，胡炜等译：《彩色美国史》（中卷），第355页。
[36]（美）约翰·法比安·维特，田雷译：《事故共和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导言”。
[37]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396页。
[38]（美）埃德温·马卡姆《荷锄人的成长》，载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
[39](美)加里·纳什等：《美国人民—创建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96页。
[40]（美）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参议院的叛国罪》，载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90—91页。
[41]（美）艾伦·维恩斯坦等著，胡炜等译：《彩色美国史》（中卷），第357页。
[42]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 413页。
[43]（美）弗雷德里克·L.艾伦著，高国伟译：《美国的崛起》，第133页。
[44]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6页。
[45]（美）艾伦·维恩斯坦等著，胡炜等译：《彩色美国史》（中卷），第349页。
[46]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407页。
[47]（英）温斯顿·丘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革命的年代》，《英语民族史》第3卷，第771页。
[48]（美）林肯·斯蒂芬斯著，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Ⅱ）》，第390页。
[49]（英）莫尔顿著，谢琏造等译：《人民的英国史》，第 317页。
[50]（英）M.J.C.维尔，苏力译：《宪政与分权》，第199页。
[51]李香美译：《英国国家审计署绩效审计指南》，（台北）审计杂志社《审计季刊》1999年第19卷4期 。
[52]Derek Freser.Urban Politics in Victorian England：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in Victorian Cities[M].Leicester：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76.p.22.
[53]徐剑梅 ：《打击腐败是英国审计的重要职能》，《检察日报》2004年9月15日。
[54]陆伟芳、余大庆：《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与民主化进程》，《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
[55]P. Adelmen, The Rise of the Labour Party, 1880—1945，转引自阎照祥：《英国近代贵族体制研究》，第245页。
[56]（英）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下册，第50页。
[57]参见（英） 哈维、马修著，韩敏中译：《19世纪英国：危机与变革》，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58]王晋新、姜德福：《现代早期英国社会变迁》，第8页。
[59]（英）M.J.C.维尔，苏力译：《宪政与分权》，第203页。
[60]阎照祥：《英国近代贵族体制研究》，第178页。
[61]（英）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下册，第49页。
[62]（英）艾瑞克·霍布斯邦著，张晓华等译：《资本的年代》，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204页。
[63]（美）巴林顿·摩尔著，拓夫等译：《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第24页。
[64]（英）弗雷德里希·冯·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下册，第91页。
[65]（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07页。
[66]杨洪常：《政治发展还是政治衰败？政治腐败效应之争》，（台湾）《政治科学导论》2000年第12期。
[67]（美）小约瑟夫·奈(J.S.Nye )：《腐败与政治发展：一个基于成本—收益的分析（Corrup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 Cost—Benefit Analysis）》，http://www.jstor.org/view/00030554/di960945/96p0259c/0。
[68]（德）乌尔里希·贝克著，吴英姿等译：《世界风险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7页。
[69]景军：《泰坦尼克定律：中国艾滋病风险分析》，《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70]转引自张宇燕、景富筠：《当代美国的腐败—数据、案例与机理》，《国际经济评论》2006年第11期。
[71]参见（瑞）G.缪尔达尔：《亚洲的戏剧：各国贫困考察》第11章，《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9年第3期。
[72]杜传忠、刘英基：《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及对我国警示》，《理论学习》2011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