蹒跚走出腐败高发期：以美国为例—为什么维护执政安全须靠顶层自救？
既当总统，我就要实实在在像个总统。给我多大的权限，我就要把它用到家。我毫不在乎别人说我僭越；因为我清楚，这种责备是无稽之谈。
—西奥多·罗斯福
19世纪末，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高速发展中跻身世界工业强国之列，既在短短几十年里实现了“大国崛起”，也在其间遭遇到空前的社会危机。正如美国人自我反思的那样：“国家经历了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广泛、最严重的经济与社会震荡。然而，我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基础去理解政府对此该如何行动。”[1]在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失序之后，似乎所有人都看不到未来的希望何在。“那些背叛了人民的领导者们，他们赢得了人们的信任和选票，但却不是领导一个城市和国家从事某项事业，而是利用这些谋取私利。所有的领导者都在这样做，无论是实业巨头、医生、律师，还是主编、牧师—所有的天然领导者都在使自己成功，而导致民主的失败。”[2]于是，如何走出腐败高发期，完成对社会转型诸多弊端的救济和修正，成了一个关乎美国国运的巨大考验。(https://www.daowen.com)
老罗斯福面对19世纪末的腐败高发期开出的药方是：理智而坚毅的改革。值得注意的是，他所给出的改革路径：“保障个人和民族发展的大动荡。” 这是一种带有激进色彩的渐进式、系统性改革，也是一种充满政治智慧的顶层设计。1927年，罗斯福的硕大头像与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弗逊、亚伯拉罕·林肯等国父级人物并列，被雕刻在拉什莫尔山的美国总统纪念公园中，赢得了“与山川共存，与日月同辉”的至高荣耀。
人们常说“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查尔斯·蒂利研究指出：“当我们仔细地考察19世纪的美国政治，我们发现大量的种族主义、本土主义、偏见、暴力、残酷的竞争和腐败。”[3]经历了腐败高发期的美国人认识到：工业化和城市化“打开了发展的潘多拉盒子”[4]，美国要是再不改变航向，就会最终陷于绝境。一位中国诗人曾写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来寻找光明。或许，能够让美国开始走出“镀金时代” 的那一抹晨曦，就展露在西奥多·罗斯福入主白宫后的华盛顿上空。如同英格兰光荣革命成功仅需更换一位国王，美利坚的转机只需静待一个新总统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