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腐败的“二元基因”
腐败之所以有害，不在于财富和利益的转移，也不在于参与者动机不良，而在于其绕过陈述观点、反复辩论和慎重选择的程序，对公共生活的种种价值进行了私有化。
—汤姆逊
我们知道，在大众传媒的演化过程中，新媒介虽然总是以摧枯拉朽的姿态跃然于世，但老媒介却从未真正退出历史舞台。比如，广播的出现曾宣称报纸的式微，电视的出现曾宣告广播的“死亡”，网络的出现曾引发其他媒体将被彻底“清盘”的遐想。然而，时至今日，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媒体的“混业”共处格局依然存在，只不过各个媒体的形态、体量、影响等不断发生调适而已。
腐败的发展演变与此十分类似。今天，尽管现代腐败不断花样翻新，但那些传统的腐败仍然大行其道。“新腐败”永远也不会取代“老腐败”，只不过是腐败的主体形态和存在方式在不断“移形换影、移花接木”而已。
总体而言，出现腐败高发期的结构性根源在于“体制性倒挂”，即公域市场化，私域行政化。这正是现代腐败的两个根本原因或者说“二元基因”。
—第一个根源：公域（权力）市场化
市场机制、利益原则和商业伦理向政治领域不加掩饰地霸凌渗透，必然造成公域市场化，而公域市场化的实质是公权市场化。也就是说，权力待价而沽、寻租设租，或是通过政商勾结的方式在公共领域、公共事务中牟取私利，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所哺育的“近代经济人”的“唯一始终一致的影响”。[45]美国学者研究认为：“所谓资产阶级的心智品质，指的是将个人利益最大化或努力成为最富有的人。”[46]利益最大化原则成为公共机构的最高原则，其必然结果是商业伦理凌驾于公共伦理之上，公共利益转化为私人利益之中。“统治者竭力控制资源的供给，所借助的手段要么是保证他们是全部资源交换的参与者，要么是取缔与之竞争的供给者。”[47]像美国“镀金时代”立法机关议案拍卖、民主竞选中买卖选票、公共服务公司特权垄断及国有资产流失等腐败方式，不过是公域和公权极度市场化之害的具体表现。
19世纪下半叶，“政治+经济”“权力+资本”的“强盗大亨哲学”甚嚣尘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为腐败高发期奠定了思想基础。1869—1875年任众议院议长的“乔大叔”坎农（约瑟夫·G.坎农Joseph G. Cannon）先生“典型地代表了这个年代”，他和他的兄弟“比尔”就结成了紧密无间的“政治经济学” 关系。弟弟“比尔”在伊利诺伊州的丹维尔市（Danville）经营有轨的私家电车，哥哥“乔”在华盛顿经营着无序的公共事务。所有人都知道：“‘比尔’是经济，而‘乔’是政治。”于是，人们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共和党把坎农先生从1870年代，从他第一次在华盛顿接触国家政治的年代，从国家利益第一次开始被个人利益覆盖的年代，完整无缺地送到了今天。……正是在这个年代里，自独立以来，个人第一次变得比公众重要，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变得比宾夕法尼亚州还重要。[48]
19世纪90年代后期，伊利诺伊州立法机关通过了一项延长有轨铁路经营权的法令，被称为该州“有史以来最可耻的法律”。因为，坎农一家是唯一从中受益的有轨电车拥有者。而提倡这项法案的查理·艾伦（Charley Allen）先生，作为丹维尔市共和党核心小集团成员，正好来自“乔大叔”坎农先生的选区。而艾伦“所做的一切是让公共利益比通常时间更长地变为私人利益”。因为“沙皇”坎农在第45届国会上曾经宣称：
如果有人对公共领域感兴趣，那就让他涉足其中吧。我们越是把公共领域让给私人企业，最终就会对我们的国家有好处。
这就是由政治特权所造成的“垂直一体化”市场关系和“水平”垄断现象，从16到18世纪的特许公司到19世纪的垄断企业，无一不是如此“独营专利”。[49]同样，在圣路易斯，由于“腐败是从上层开始的”，使得“公共精神蜕变为个人倾向，公共事业蜕变为私人贪欲”。特别是“1890年以来，寻求公共特权不仅仅是为了获得合法收益和一般惠利，而且还是为了谋赃。大人物们滥用政治手段，总是悄悄地在议会中谋取私利。社会渣滓嗅到了腐败的气味，便冲进市议会，赶走了剩余的令人尊敬的人，出卖这个城市—街道、纱锭、商店，这个城市的一切—卖给现在这些贪婪的商人和行贿者们。换句话说，当领导者们开始吞噬他们自己的城市时，平民百姓们也加进来分一杯羹” [50]。公共事业畸形市场化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到这个本来“打算赶超芝加哥” 的城市的来访者发现：街道铺设简陋、不堪重负，陋巷中布满垃圾和泥浆；一座挤满病人的摇摇欲坠的建筑物，正是“市立医院”；新建的市政厅，入口处被松木板半封着以掩盖未完工的内部……
因此，罗素认为“近代技术的结果”是各种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不断成长、合并及扩大范围，但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https://www.daowen.com)
国家要么必须承担越来越多的经济职责，要么必须让出一部分权力给那些强大得足以抗拒或操纵国家的私人大企业。国家对这样的企业如未取得支配权，就成为这些企业的傀儡，而这些企业就成了真正的国家。在具备现代技术的任何地方，经济权和政治权好歹要设法统一起来。[51]
腐败如何在“公—私”转换中蔓延？
公权一旦成为可以出售的商品，那么贿赂之风便会迅速蔓延。“国家事务与私人事务之间的分野被完全打破”，公共道德与商业伦理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官员们“之所以就任职位，似乎就是因为他们希望获得将帮助他们取得更高职位的钱财”[52]。在圣路易斯市议会立法腐败的影响下，各个部门贪贿成风：受权给小贩们签发执照的人，受权给想盖凉棚或建货栈的人颁发许可证的人，都会开出超过法律规定的价钱，然后把差额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城市的公共基金被拿去放债生利，而利息被转入了私人的银行账户；对国库的抢掠越来越嚣张，公务员工资表中虚报了许多根本不存在的人名；城市公共马车为市政官员们的妻儿所使用，供给公共机构的东西在私人的桌上出现；为贫困家庭提供食品的一份详细清单上，竟然包括了加利福尼亚果冻、进口乳酪和法国葡萄酒！这就是公权市场化之后的结果：“没有人去关心公共事业，本应用于公共事业的钱却进了贪赃枉法者的腰包。”[53]
—第二个根源：私域（利益）行政化
首先，对于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并且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实业家、商人或资本家而言，“‘习以为常’的垄断化”格局“从市场角度看是合理的”，那些欲在交易中获得超额垄断利益的“竞争者也不能单纯依靠市场，因为市场已经被国家和习俗操纵来反对竞争”[54]。于是，行政相对人为获得垄断性特权对行政主体的收买动机一直难以抑制，“官”和“商”的媾和共谋在所难免。“大公司的经理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一个事实：无论他们想或是不想，他们都是无法逃避的政治人物。”[55]
其次，原本应当由市场解决的问题，却被权力滥用者干预影响，逐渐背离了公平、公开、法治、诚信等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当政府日渐加强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拥有越来越多的对经济活动的许可权力时，那些受到国家监督的人就会有更多的寻租活动”[56]。这就是私域行政化的“二元动力”。私域行政化逆流泛滥的前提是权力没有边界、难以监督，而且缺乏有效的问责机制。“政经抱合”的垄断经营、政府与民争利、官员干预微观经济谋取私利等正是私域行政化之弊的外在形态，“最终的结果是规制经济过程的官僚权力的显著扩张”[57]。因此，所谓“去行政化”（nonadministration）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因为行政权力往往还代表真切的主体利益和话语权，“去行政化”的精髓不仅在于淡化行业、职业或某领域的行政化乃至官僚化管制色彩，更在于规范督促行政权力主体恪尽职责、严守边界，因为“国家本身可以通过垄断、管制贸易和管理专门的市场中心等形式进行资源配置”[58]。
在康托洛维茨的名著《国王的两个身体》（The King’s Two Bodies）一书中的引述中，有一段是关于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论述王权（kingship）和国王职能（royal capacities）关系的“王之二体”理论：
国王有两个身体，即一个自然之体（Bodynatural），一个政治之体（Bodypolitical）。他的自然之体（若依其自身考量）是一有朽之体，可遭受因自然或意外而导致的一切软弱，可遭受因幼年或老年而导致的能力低下，可遭受其他人的自然之体可能发生的类似败坏。但是，他的政治之体乃是一个不可见、不可把握之身体，由政制和治理构成（consistingofPolicyandGovernment），其构成之目的为指导人民以及管理公共福利。[59]
这些由英国王室法学家精心炮制的理论固然冠冕堂皇，但不可改变的事实在于国王毕竟是肉身凡胎，有七情六欲和私心杂念，因此“自然之体” 与“政治之体”的内生性纠缠几乎无法避免，特别是“君主的私人利益可能导致他们搭便车，从事勒索行为或者为私人目的而使用公共财富”。“王之二体”的抽象理论模型带给我们的启示是：私域行政化犹如是“政治之体”和“自然之体”错位的结果，同时也是公众利益和个人私利混淆的表现。最终的结果很简单，也很直接，那就是：国王的利益将凌驾于国民的利益之上。
如何理解在干预私域生活和微观经济中谋利的“帕金森症候群”？
所谓“帕金森定律”，原本是指行政机构有一种自我膨胀的内驱力，使得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的规模及人数一直呈正增长态势。当官员们发现行政权力和职务影响力可以用来谋取私利的时候，其干预经济事务和商业活动的欲望就会更加强烈和躁动，这就是“帕金森症候群”。在19世纪末的圣路易斯，一位议员强迫兼并了一家百货公司，然后让他的儿女持有股份，并且在全城的日用杂货供应权的竞标中获胜，而他的竞标的商品价格却高于其他竞争对手。作为回报，他支持通过一项议案，将全城的印刷业垄断权授予另一个议员。接下来，这两位议员又联手对一项议案投了赞成票，将全城药房药品特供权授予第三个议员。[60]在最黑暗的1898—1900年，城市没有得到一分钱，就把价值几百万美元的特许经营权授给他人。连外国公司也加入到对城市的劫掠行列，当地工业在敲诈勒索中消亡了。拒绝接受勒索的公司不得不离开圣路易斯。这就是“帕金森症候群”充斥政坛、泛滥市场之后的恶果。
总之，“还有一些并非每个人都知道的事情：集中化的趋势和社会与经济行动越来越广泛的趋势，也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61]。正如林肯·斯蒂芬斯曾指出的那样，19世纪的美国总统是“事实上的两个政府即实业政府和政治政府的首脑：实业政府确定人们的工资、工作时数及工作条件，因此它也就控制了人们的消费和日常生活，而政治政府则通过社会控制人们。政府决定他们该吃什么喝什么。真是珠联璧合。谁也不能再嘲笑华盛顿是华尔街上受人摆布的女人了。它们是夫妻关系了，这可以改变一切，过去的错误变成了正确，华盛顿则成了一个正经女人”[62]。
如果说华尔街代表了“私域”，华盛顿代表了“公域”，那么，当它们“结为夫妻”而且恩爱有加，又会生出怎样的后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