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透支型政府：能否解决“蛋糕分配”难题
我们忘记了当群体里的每个人把今天的账单推给他人时，债务只是被延期了；我们忘记了他人会把债务推还给我们。最终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付账。而我们最终还的总债就是我们的自由。
—《麦克卢尔杂志》1903年1月号“社论”
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那样，不论是公共财政上的透支，还是政治信用上的透支，都表明一种新的政府模式在悄然生成：负债经营型政府或曰现代透支型政府。一个被忽略的腐败研究视角是：透支型政府如果透支的是多数人的未来，而让少数人拥有和享受富足的现在，那么，作为弱势群体的社会公众就可以给这种政府和政策贴上“（大）腐败”的标签。
1.解决生产问题易，解决分配问题难
20世纪初，美国已崛起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研究显示，收入不平衡性增加了腐败”[63]。更重要的是，“追随着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美国人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所吸引，而赞成开放性竞争、个人主义和放任主义”[64]。这就是“镀金时代”美国社会关系紧张、对立情绪蔓延的一个重要原因。按照美国人的说法：
对于蛋糕的体积增大所带来的好处，人们没有不同的意见。更确切地说，争论集中在蛋糕该如何切开的问题上。[65]
这表面看似与腐败关联不大，实则不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贫富分化折射政治腐化。正是由于在解决经济分配问题上“循着财富的生产、而非跟着商品的生产走”，既使得强势群体倚靠资本、股权和红利所形成的利益与日俱增，也造成那些弱势阶层长期处于“高劳动、低收入”的社会边缘状态。
更重要的是，极度不公的社会分配体系导致“老板收买穷人，穷人出卖选票”“买进选票，售出特权”“有特权，无民主”等腐败政治体制机制难以更改，似乎也根本就无需更改。因为，握有股权者和握有政权者缔结了攻守同盟。历史经验表明，“在专制的政权中，富人和有权力的人能够压迫穷人，但是在民主政治的情况下，当他们寻求使他们的财富最大化时，他们必定运用腐败这种手段”[66]。
1888年，印第安纳波利斯一家报纸的主编在谈到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的贫富分化时评论道：“贫富这两个极端……实在令人震惊，从密歇根大道到南克拉克街仅一步之遥，两者之间却裂开了多大的鸿沟啊！”[67]之所以出现这道鸿沟，恰恰是因为美国政府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碌碌无为都是为了保证资本家和投机商不受任何限制地去赚钱和发财：减少企业家收入的所得税于1872年被废除了；限制铁路运费率的格兰其法律（Grange Law）也失效了；企业家们的产品从1883年后无需再缴纳国内税了……这正是令“强盗大亨” 们心满意足的“镀金”世界。
斯图亚特·蔡斯（Stuart Chase）在大萧条期间曾写过这样一段话：在一个市场制度的社会，总是有人沿着经济的阶梯爬上去，也总会有人从阶梯上掉下来，但是，如果是在公平的社会里，应该有某些办法，以防止后者直接栽到地下室。比如，我们可以通过国家救济机构的努力、私营慈善组织的工作，通过富有弹性的“社会保障网”在“地板上就把大多数人接住”。然而，分配问题总是不经意间隐藏在腐败问题背后，以至于包括承受分配不公恶果的人们都经常认识不清：到底是腐败问题造成了社会分配不公？还是社会分配不公引发了腐败问题？
但可以肯定的是：尽管廉洁政府不一定必然带来社会分配公平，但贫富两极分化一定不是美好社会的应有之物。正如埃德温·马卡姆在20世纪初所发出的反诘：
如果我们的出口，我们的关税，我们的利益分配，都是建立在背叛上帝的基础上的，那么它们究竟还有什么益处呢？既然灵魂已经任由它堕落，所有的获得即意味着失去，所有的财富即意味着贫穷。
在这方面，亨利·福特作为工业领域中的先驱式领袖，开创了一条务实而有效的新路：
一方面，他通过流水线作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把汽车价格定得任何一个普通商人、普通工人、农场主都能买得起，使得汽车从少数人的奢侈品成为普罗大众可以消费的廉价家庭必需品，“像鞋一样行销天下”。另一方面，他向工人支付高工资，既可以争取到最优秀的工人，同时高工资意味着高购买力，等于是培育了新的汽车消费群体，拓展了汽车市场。于是，一个与传统资本家只关心赚钱、分红、得股息不同的商业理念方兴未艾，一个成熟的生产机制和分配模式应运而生：“那就是大众生产和大众分配需要共同繁荣，而不是一枝独秀，即不是一些乃至一部分人富裕起来，而是要在作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人们当中以工资、薪水、报酬的形式进行广泛分配。只有让大众实现大众消费，才能维持大机器生产。”[68]于是，在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当胡佛总统在白宫召集实业界和商界巨子与政府首脑商讨对策时，福特发出了这样的建议：“我们用增加工资的办法来对付经济萧条。”
关于美国妓女问题即“政治腐败和卖淫之间联系”的案例，或能带来另一些有益启示。1907年4月，《麦克卢尔杂志》刊登了乔治·基布·特纳（George Kibbe Turner）的作品《芝加哥市—一项关于罪恶的研究》，揭露了在政治腐败庇护下的贩酒、卖淫、赌博等“挥霍产业”黑幕。这篇文章后来促使芝加哥市市长任命了一个“反罪恶委员会”，并提交了5份题为《芝加哥的社会罪恶》的报告。
从“蛋糕定律”看分配问题与腐败问题有何关联？
对于社会公众来说，分配公平度是决定对腐败容忍度的“松紧带”。如果分配相对公平，则人们对腐败的宽容度高；反之亦然。这就是“蛋糕定律”：蛋糕分得越平均，蛋糕吃得越顺心。于是人们常说：为公平起见，切蛋糕的人应当最后一个拿蛋糕。先发国家的历史也表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建设财富分布相对均衡的“橄榄型”社会，特别是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是有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腐败高发障碍的根本途径。问题在于，政府作为社会财富蛋糕的分配者，可能因种种原因引发社会分配失衡、收入调节失败。如“以贿赂、庇护和其他物质激励的形式存在的正向激励，来源于政府赋予的权力和设置的项目。同样，诸如社会排斥，就是把一些人排除在重要产品和服务之外，以及实际惩罚，这些反向惩罚也来源于政府”[69]。要避免贫富悬殊、社会分化问题，必须把“做蛋糕”和“分蛋糕”的问题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加强对低收入社群的救济和保护，打破既得利益群体和精英阶层构筑的排斥性体制，积极完善教育、医疗、住房保障、就业指导等均等化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给每个公民以尽可能多的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障和发展机会。
国会议员巴雷特·奥哈拉（Barratt O’Hara）时任伊利诺伊州副州长并担任了调查罪恶和低薪的州议会反罪恶委员会（Chicago Vice Commission）主席，他就当时的情况写道：“这样一个事实却未被给予充分重视：女人每周最低的生活费用是8美元，但在像马歇尔·菲尔兹（Marshall Fields）和西尔斯·罗巴克（Sears Roebuck）这样的大公司工作的女孩至少有一半赚得比这个数少得多。”[70]收入分配不公的恶果是摧毁了女性的贞洁，而“一种文明最大的劫难莫过于把贞洁当作商品出售”。
在城市老板、腐败警察和“那些为了创造、吸引、保护犯罪的险恶、复杂的经济和政治组织”的默许下，坦慕尼协会假政客之手控制了纽约市的卖淫业，并使之公开化、合法化；芝加哥的1万多名职业妓女为全市创造了超过2000万美元毛利，但大多数钱落入了大商业集团手中。以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新奥尔良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贩运“贫民窟妓女”的遍及各大城市的松散组织。
可以说，腐败的政治体制、不公的社会分配制度和廉租公寓区“穷人的女儿”就这样建立起紧密的经济联系，并结成一个“以出售野蛮的污秽收入为食”的利益网络。人们可以宣称：“主要的过错并不是存在于我们自己当中。它存在于我们这个不公正、不公平的社会里，存在于这种与我们发展的潜力毫不和谐的制度中，原因很简单，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复杂，相反，我们的社会组织却越来越原始。”[71]
当然，反罪恶委员会所披露的女工工资低到不能维持生计的情况，不出意料地激起了人们的极大愤慨。随着政府的介入和舆论的关注，终于导致第一个《州最低工资法》的制订。
2.“只负债，不负责”：透支型政府的能力退化
实际上，不论是企业家还是政府当局都对“分配问题”漠视有加，或者说只关心生产、不关心分配，根子上都与长期“负债运作”的透支型政府息息相关。政府“负债”的实质主要是两端：一是有负人民所托，难以提供普遍福祉和公共服务，导致实际上的亏欠不菲；二是有负人民所授，拿着公权却不谋公益，透支了公众信用，造成道义上的负债亦巨。如果说前者是物质负债，那么，后者可谓精神负债。
1748年，一位喜爱推理的英国人眼看国债接近8000万英镑，不由哀叹道：这个水平可能是“我们的极限，再向前迈出一步，就有可能破产的危险”，国家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大卫·休谟在1750年也说：“不必未卜先知，就能猜出即将发生的灾难。二者必居其一：不是国家毁了公共信贷，就是公共信贷毁了国家。”1824年，杜弗雷恩·德·圣莱算出：“欧洲全部公债高达380到400亿法郎，其中英国独占四分之三还多。”无怪乎写于1774年的一条札记说到“英国自身弱小，若无商业、工业及其仅存在账面上的信贷，绝不可能对几乎整个欧洲发号施令”。因此，18世纪末第二届皮特政府可以在下院公然宣布：“这个民族的生机乃至独立建立在”国债的基础之上。因此，布罗代尔认为公债“有效地动员了英国的有生力量，提供了可怕的作战武器”。[72]
很显然，尽管人们忧心忡忡，但透支型政府和透支型政治在18世纪末已经悄然成型了。
18世纪末，美国建国之初，当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以公债制度、偿债基金、国家银行等新鲜事物“把美国富商巨贾的经济利益同新政府联结在一起”，人们已经预见到“辉格党财阀统治集团中的最坏成员将控制新政府”。帕特里克·亨利写道：
他们发现，这个制度同1688年革命在英国建立的制度极其相似，英国的制度造成了长期债台高筑的局面，并且悄悄地把无限的权力塞给政府。这种权力渗透到政府的各个部门，打垮一切反对力量，威胁着与英国自由有关的一切事物的存在。同样的根源必然产生同样的结果。……（在美国）旨在建立、集中并维持庞大的金融利益集团的措施……必然造成下面某一种弊病：一是农业受制于商业，二是改变目前联邦政府的形式，而联邦政府形式的改变是对美国自由的致命威胁。[73]
尽管这些言辞是出于对代表北方金融界和商业利益集团的汉密尔顿所作所为的高度警惕，而且作为农业民主派代表的国务卿杰斐逊也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抵制，甚至因此推动了在美国历史上意义深远的“两党雏形”的建立，但不可否认的是，汉密尔顿在财政部所做的一切已远远超出了经济领域，为美国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基调，即“国家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有力的统治集团，以实业统治阶级为基础的联邦制度寄托着美国的希望和未来”。据说，美国第28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这样评价汉密尔顿：“一个伟大的人，但不是伟大的美国人。”但时至今日，美国政府仍然在延续“汉密尔顿道路”：通过发行公债吸引大批债权人“关心国家利益”，并不断透支未来财政为战争和维持“强大的国民经济”买单。
但是，透支型政府向前一步，就可能变成掠夺型政府了。
以美国为例，在早期（美国内战之前），美国州政府利用特别公司注册制度来实现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并把商业银行当作政府的“小金库”。在当时的特别公司注册制度之下，基本上所有的公司注册都需要州议会通过一部专门的立法来实现。公司实现注册的同时，也往往获得一些特权。银行因为需要高额的经营资本，所以也往往通过注册为公司来运营。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为了获取注册公司的特权，银行也通常对注册机构（即州议会）“让利”，接受州政府成为主要股东，并默认州政府把商业银行当作财政工具的特权。这种在美国现代法治形成之前的实践，相对来说体现了当时地方政府权力“掠夺性”的一面。[74]
按照当前价值计算，美国政府财政收入在19世纪70年代人均财政收入是60年代的2.45倍，政府举债总额在40年代至70年代扩大了近15倍。关键在于，政府财政收入和举债规模的扩大，为官员滥用行政职权、官商勾结窃取国库等行为提供了巨大的预期收益和操作空间。比如，西进运动和“镀金时代”各级政府对铁路、市政等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就为腐败者创造了大量以权谋私的机会。然而，这种透支型政府及管制模式至今仍未见其寿终正寝。
2005年8月29日清晨6点10分，卡特里娜飓风登陆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西西比州，首先袭击了新奥尔良。早在48小时之前，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已提前预警。飓风登陆5小时后，联邦紧急救援局局长迈克尔·布朗才要求派遣1000名救援人员“两天内”赶赴灾区。白宫救援指挥部在飓风袭击的36小时后成立，并决定“第二天开始工作”。
8月30日，新奥尔良开始发生大范围的武装抢劫和纵火。当一名游客向警方求助，得到的答复是：“去死吧，现在是各顾各的时候！”无政府状态迅速蔓延，劫匪们公然当着警察和国民警卫队的面大肆抢掠和强奸，并和警方展开枪战。8月31日，1500名警察接到命令，放弃搜救幸存者，改为维护治安，并全程实行宵禁。
9月1日到2日，先后有6500名和4万名国民警卫队员被要求赶赴新奥尔良增援。不可思议的是，有人向救援的直升机和车队开枪射击。在与新奥尔良隔河相望并有桥连通的格雷纳特市，当接受了自新奥尔良逃出的约6500名难民后，市政当局决定设置路障关闭该桥。格雷纳特的警察竟然用枪指着从新奥尔良来的难民，让他们从原路回去！而在新奥尔良市，面临压力的警察中有2人自杀，200人交出警徽提出辞职！
2005年12月底，美国联邦当局即宣布，有49人被指参与盗窃卡特里娜飓风受害者援助资金，面临刑事指控。另据统计，共有超过1800人在飓风及其导致的洪水中丧生。一个提前一个多星期就被追踪、提前48小时预警的飓风，袭击了一个提前2天就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的最强大国家的大型城市，竟然造成了如此后果！飓风肆虐5周年后，皮尤研究中心于2010年8月组织了一次美国民调，结果显示，57%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准备程度并没有5年前好”。
美国学者詹姆斯·加尔布雷斯认为，卡特里娜飓风就是美国体系的切尔诺贝利之劫，除了天灾和人祸之外，卡特里娜飓风彻底暴露了美国整个治国信条的荒谬性。他在《掠夺型政府》一书中写道：
卡特里娜风灾暴露出两种类型的损害。其一是能力的退化，这表现为在卡特里娜飓风中美国陆军工兵团无法维持新奥尔良防洪堤的防护水准，使之足以抵御三级飓风，而卡特里娜飓风登陆时的风力正好是这个强度……能力退化在美国政府中普遍存在，恢复政府的能力需要奉献精神、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时间和金钱。
但卡特里娜飓风，尤其是它那灾难性的后果，也暴露出美国政治体系中第二种也是最严重的腐化。我称之为掠夺：系统性的滥用公共制度谋取私利，或者系统性地破坏公共保护制度为私人受庇护人谋利。联邦应急管理署在小布什政府任内蜕变为安置其朋党的垃圾场，“甜活儿，兄弟”传神地展现了这一现象的实质。这样的做法屡见不鲜：把监管机构拱手让与工商界游说集团，将国家安全和社会保障私有化；在联邦医疗保险领域设计让制药企业受益的改革方案；签订有利于企业化农业的贸易协定，而不管第三世界以农业为生的农民的死活。在每一个案例中，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有原则的保守派努力使政府最小化，而是一个掠夺者设法将公共资源转移给朋党。[75]
不难看出，美国的保守派政府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系统性地滥用公共制度谋取朋党的私利，他们用掠夺型政府代替了“新工业国”，使美国成为一个“公司共和国”。正是这个“公司共和国”加剧了美国的两极分化，破坏了市场运行的制度基础，为危机埋下了伏笔。如今，美国政府所欠国债已经突破20万亿美元并有增无减。如果说债务规模的急剧扩大还主要是影响人们的信心，那么，更令民众忧虑的事情是：对未来如此巨大的透支却换来的是美国政府“普遍存在的能力退化”，以及“将公共资源转移给朋党的掠夺体制”。
从权力透支的意义上讲，最基础的腐败形态有两个：一是交易（不当）型腐败，如滥用公共信用，通过授予/剥夺特权等方式进行权钱交易；二是分配（不公）型腐败，如滥用公共政策，通过增加/减少某一部分人的社会福利来保障另一部分人的实际利益。不论是交易不当，还是分配不公，其结果都是掠夺—不论是掠夺那些不得不行贿的商人的利益，还是掠夺大多数普通人的公共利益。
3.政治赤字和国家破产：碎片化社会不相信承诺
更重要的是，政治家发现一个透支通道：今天的蛋糕分不好、不好分，那就先用上明天的蛋糕、后天的蛋糕。实在不行，先口头上描绘出一个明天或后天的蛋糕。这就是“赤字财政”或者说“赤字政治”。从国家治理体系及其实践形式上看，“现代国家为其一步步地扩张实行了一切有效的手段，首先是在公债的高端管理方面，延期偿付、通货膨胀和分期付款是其演变中不可避免的阶段，不停地带领人们一步步受控于统治阶级强调和重复的改革”[76]。面对公债的迅猛增长，早在1752年，大卫·休谟就不无担心地指出，公债成为“社会的一个重要风险”。1770年，亚当·斯密也曾说过：“我认为，应该光明正大且完全地支付国债。通过破产，有时是通过宣布破产……公共收入总是被洗劫一空。”[77]而凯恩斯则将发行公债和通货膨胀视为一种掠夺：“用这个办法，政府可以秘密地和难以察觉地没收人民的财富，一百万人中也很难有一个人能够发现这种偷窃行为”[78]。
由于会计在入账时常用红笔写支出大于收入的超出数额，故其名曰财政赤字（Deficit）。财政赤字通常表现为预算执行结果“支大于收”的差额，故亦称预算赤字。一年的财政收入代表可供国家当年集中掌握支配的一部分社会产品，财政支出大于收入，发生赤字，意味着由这部分支出所形成的社会购买力没有相应的社会产品作为物资保证。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统治者要使其个人目标最大化，就需要国家岁入的最大化，他们会依此设定交易条件。因此，统治者是掠夺性的。”[79]从经济上讲，如果国家的财政不是公共财政，而是投资型财政，老百姓的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都没有解决好；政府不是服务型政府，而是生产型政府，都热衷于抓生产、抓项目；这些问题都是导致透支未来的根本原因。[80]一旦这些经济透支因素被赋予政治意义和政策含义，那么，透支未来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是个经济、社会、政治协调发展的问题。就经济谈经济，固然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很难解决深层次、结构性问题。
经济信用可以负债，政府的经济赤字或者说“赤字财政”是现代国家的通例。然而，政治上背负太多的“信用赤字”，特别是因为腐败问题丧失了民众的合法性支持，那么，政治危机爆发、社会动荡频仍也就不足为奇了。
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所指出的，“是那些愚蠢的政治精英导致了赤字”。美国政府已是全球最大的欠债人，国债达14万亿美元规模时已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97%。从政治精英（自作聪明的人士、官员以及地位显赫的专家）口中释放出的论调是：美国经济体之所以陷入困境，其根源是民众不劳而获的想法。显然，政客们将错误归咎到民众身上，自己却推卸责任而逃。实际上，美国向伊拉克和阿富汗发动的战争再次增加了1.1万亿美元左右的债务。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服务于政党意识形态的减税政策，并未从真正意义上满足公众的需求，而是将利益输送到少数富裕阶层的口袋中。同样，乔治·布什进攻伊拉克完全出于他和他的顾问的决策，至于美国民众，从来没有要求过同9·11事件扯不上半点关系的政权打一仗。而事实上，为获得美国民众对该战争的支持，美国政府采取过一系列欺骗式的行为。[81]
从“南海泡沫危机”看政府透支信用的危害？
18世纪初，因南海公司投机案引发了一场金融危机。当时，英国政府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中发行了9471324镑公债，财政压力沉重。1720年，投机家约翰·布朗特（John Blunt）向财政部提出“南海计划”：由1711年国会特许成立的南海公司接受约30981712镑的全部国债，并发行股票换取公债，减轻国债负担。议会和国王乔治一世先后批准了该“减债”方案。南海公司接手国债的消息一出，股价从1719年5月的每股126英镑暴涨至2000镑。国王认为此举维护了国家信用，一些有功之臣被封为男爵。这引发了全民炒股狂潮和“南海热”，出现“南海服饰”“南海马车”“南海钻石”乃至“南海仆役”，时髦货无不以“南海”冠名，否则滞销无疑。[82]南海公司是在政府参与下创办，其总裁、董事都是政界要人，罗伯特·哈利首相、乔治一世等都先后任公司总裁。当时的“公司热” 中，各种泡沫公司纷纷拉权贵入伙，如威尔士王子任威尔士铜公司总裁。一时间贿赂风行，议会选举都以赠送股票来收买。此后，当外国投资者开始抛售南海公司股票，以所谓“开发南美洲”为业务、没有实际产业支撑的南海公司泡沫爆裂，引发了破产风、倒闭风和自杀风。英格兰经济濒于崩溃且丑闻迭出，该公司的574500镑股票分给了各位政府部长、有权势的贵族及国王宠臣，如萨勒兰德伯爵得5万镑、内政部长克拉格斯3万镑、财政部秘书斯坦霍普1万镑、肯德尔公爵夫人与普雷斯顿子爵夫人各得1万镑等。在公众的极大愤怒和骚动下，财政部长伊斯拉比被议会除名、没收财产，并囚于伦敦塔，公司董事被处以总计200万镑罚款，不少人坐了班房。[83]南海泡沫危机源于国债减负的政府行为，妄图通过买空卖空摆脱财政困难，并在滥用公共信用中出现了官商勾结的深度腐败。可见，以政府信用为本的公债一旦被腐败附身，势必引发金融动荡和经济危机。防治金融腐败，根本是防止政府滥用公共信用。
更为关键的是，无法控制的政府赤字背后是责任机制的缺失。“只要执政者可以实行政治性透支消费，而无须为此承担（所有）成本，他们就可能实行这种道德风险行为。针对财政赤字和其他政治恶意透支行为，我们需要一个治理机制去让执政者不仅对即时的代价负责，也要为未来的后果埋单”[84]。但在轮流坐庄的政治体制下，今天我（如民主党）借钱，明天可能他（如共和党）来还。正是这样一种“责任后置”的政治运作机制，很容易“激活”政客与生俱来的投机性。
一个执政者举债做事，有两种结果：或者借了钱，把事情做好了，那么继续执政；或者借了钱，没有把事情做好，被赶下台。但是，问题在于，在前任留下的高额财政赤字之下，新的执政者不一定能顺利执政――如果这样的话，也会被赶下台。在两党制之下，一个政党只要比另外一个政党做得相对好，就足够了。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作为理性的政客，不会在举债上有太多的节制。美国很多州屡屡暴露的地方财政问题，正反映了这种政客的道德风险和对政治资本的恶意透支行为。
《纽约时报》2010年7月31日发表编辑评论文章，指出乔治·布什总统离任时，联邦政府已经历了7年的预算赤字，而且布什时代联邦政府还要承担两场战争的费用。问题在于，政客们因为执意打仗增加赤字的时候并没有和民众商议，但为了削减赤字首先是打起了公众福利的主意，如当时美国预算中有20%是所谓的非国防可自由支配开支。这部分包括一些重要的公众项目支出，教育、环保、科研、退伍军人的健康护理、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外交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费用。奥巴马总统曾提议将非国防可自由支配开支冻结3年，此举将能在2011年节省约110亿美元。2010年国防开支为6.9亿美元，占GDP的4.7%，占政府预算的20%。传统来讲，这部分一直是政治禁区。
在先发国家的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往往可以有更大的“透支授信”。也就是说：在现代化的先发探索过程和相关国家治理体系中，本国民众对腐败问题的容忍度相较于今是要更高一些的，对社会问题的耐受力相较于今也是要更强一些的，特别是与互联网时代的“地球村村民”相比，彼时的普罗大众还缺乏“集体凝视”平台及其民主监督效能，事实上接受、忍受或承受了包括贪污贿赂、社会不公、贫富分化等“问题域”的更大负面冲击。比如，英国民众可以在很长的时间里接受与腐败如影随形的“城市病”。再比如，美国民众可以在很长的时间里容忍“政治老板”所带来的腐败痼疾。
然而，越是往后，对这种“政治透支”就越是要小心以待。因为，民众的心理反弹和政治清算将会形成倍增效果。此外，全球化的“最终结果就是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即发达的第一世界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这两个世界之间人均收入的比率以如下速度增长：1800年为3∶1，1914年为7∶1，到1975年达到12∶1”[85]。后发国家的公共救济能力和政策腾挪空间十分有限。一个小小的行政过失，或是一次轻微的政策震荡，都可能激发起巨大的社会反对声浪，甚至造成“一点就着，一燃就爆”的群体性事件。
或者说，民众已经没有“等待蛋糕”的耐心，已经丧失了对未来承诺的信心。
舆论，总是在发酵；民心，总是在激荡。此起彼落的“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表明，公众不可能“被透支”太久，政治承诺的“保鲜期”越来越短。
【注释】
[1]（德）哈贝马斯著，曹卫东等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2]（英）佩里·安德森著，刘北成、龚晓庄译：《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页。
[3]龚敏：《1560—1640年英国财政状况与贵族和官员的腐败》，载《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4期。
[4]（英）佩里·安德森著，刘北成、龚晓庄译：《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页。
[5]（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著，路爱国、丁浩金译：《历史资本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
[6]（美）玛格利特·利瓦伊著，周军华译：《统治与岁入》，格致出版社2010年版，第18页。
[7]姜明安：《行政国家与行政权的控制与转化》，载《法制日报》2000年2月13日第3版。
[8]转引自黄仁宇：《蒋介石的历史地位》，载《现代中国的历程》，第223页。
[9]杨生茂、刘绪贻主编：《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212页。
[10]American State Paper, Miscellaneous, Ⅱ, Washington, D. C. : Congressional Information Service, Inc. 1971, p.260-319.
[11]（美）弗雷德里克·L.艾伦著，高国伟译：《崛起的阵痛》，京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页。
[12]（美）伊丽莎白·桑德著，陈永杰译：《美国进步时代对中国的启示：三种代理模式》。
[13]（美）诺曼·格雷伯纳：《缔造者的思想与外交政策》，载肯尼思·W.汤普森编《宪法的政治理论》，第178页。
[14]转引自杨小君：《二十世纪西方行政权的扩张》，载《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15]陆伟芳、余大庆：《19世纪英国城市政府改革与民主化进程》，载《史学月刊》2003年第6期。(https://www.daowen.com)
[16]阎照祥著：《英国政治制度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17]Mark Girouard.The English Town.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p.215.
[18]Asa Briggs.Victorian Cities.Penguin Books，Harmondsworth，Middlesex，1968.p.174.
[19]Peri Arnold :Making the Managerial Presiden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6.p.26-29.
[20]（美）玛格利特·利瓦伊著，周军华译：《统治与岁入》，格致出版社2010年版，第130页。
[21]（美）诺曼·格雷伯纳：《缔造者的思想与外交政策》，载肯尼思·W.汤普森编《宪法的政治理论》，第194—195页。
[22]王名扬著：《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10页。
[23]（美）奥斯特罗姆著，毛寿龙译：《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中译本前言”，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5页。
[24]（美）比尔德著，朱曾汶译：《美国政府与政治》上册，第241页。
[25]（美）希尔斯曼著，曹大鹏译：《美国是如何治理的》，第220页。
[26]（美）古德诺著，王元译：《政治与行政》，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
[27]（美）杰罗姆·巴伦等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
[28]李其荣《美国总统权力的扩张及其动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2期。
[29]（美）蒙代尔著，曾越麟等译：《掌权者的责任》，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9页。
[30]（美）杰罗姆·巴伦等著，刘瑞祥等译：《美国宪法概论》，第78页。
[31]罗伯特·诺齐克著，何怀宏等译：《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5页。
[32]（美）诺曼·格雷伯纳《缔造者的思想与外交政策》，载肯尼思·W.汤普森编《宪法的政治理论》，第176页。
[33]Robert H. Wiebe , The Search For Order: 1877—1920. Hill＆Wang, New York.p.12.
[34]E.盖尔霍姆、R.M.列文著，黄列译：《行政法和行政程序概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35]姜明安：《行政国家与行政权的控制与转化》，《法制日报》2000年2月13日第3版。
[36]（美）玛格利特·利瓦伊著，周军华译：《统治与岁入》，第189页。
[37]（美）伊丽莎白·桑德著，陈永杰译：《美国进步时代对中国的启示：三种代理模式》。
[38]（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著，路爱国、丁浩金译：《历史资本主义》，第3页。
[39]（美）A.D.钱德勒主编，柳卸林等译：《大企业和国民财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页。
[40]（美）艾伦·维恩斯坦等著，胡炜等译：《彩色美国史》（中卷），第366页。
[41]（法）保尔·芒图著，杨人楩等译：《十八世纪产业革命》，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导言”。
[42]（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美国人建国历程》，第306页。
[43]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85页。
[44]（美）丹尼尔·J.布尔斯廷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译：《美国人建国历程》，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83页。
[45]（德）马克斯·韦伯著，于晓等译：《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出版社1987年版，第136页。
[46]（美）威廉·多姆霍夫著，吕鹏等译：《谁统治美国》，第53页。
[47]（美）玛格利特·利瓦伊著，周军华译：《统治与岁入》，第13页。
[48]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110页。
[49]参见（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著，路爱国、丁浩金译：《历史资本主义》，第13页。
[50]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141页。
[51]（英）伯特兰·罗素《权力论》，吴友三译，第203—204页。
[52]（美）玛格利特·利瓦伊著，周军华译：《统治与岁入》，第94—95页。
[53]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143—144页。
[54]（美）伊曼努尔·华勒斯坦著，路爱国、丁浩金译：《历史资本主义》，第93页。
[55]（美）弗雷德里克·L.艾伦著，高国伟译：《崛起的阵痛》，京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页。
[56]（美）玛格利特·利瓦伊著，周军华译：《统治与岁入》，第13页。
[57]（美）伊丽莎白·桑德著，陈永杰译：《美国进步时代对中国的启示：三种代理模式》。
[58]（美） 拉蒙·迈耶斯：《晚期中华帝国的习惯法、市场和资源交易》，载盛洪主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26页。
[59]（德）恩内斯特·康托洛维茨著，徐震宇译：《国王的两个身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7页。
[60]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143页。
[61]（美）弗雷德里克·L.艾伦《崛起的阵痛》，高国伟译，京华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页。
[62]（美）林肯·斯蒂芬斯著，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Ⅱ）》，第576页。
[63]（德）约翰纳·伯爵·兰斯多夫著，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译：《腐败与改革的制度经济学：理论、证据与政策》，第79页。
[64]（美）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著，刘李胜等译：《领袖论》，第198页。
[65]（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318页。
[66]（德）约翰纳·伯爵·兰斯多夫著，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译：《腐败与改革的制度经济学：理论、证据与政策》，第79页。
[67]转引自（美）弗雷德里克·L.艾伦著，高国伟译：《美国的崛起》，第95页。
[68]（美）林肯·斯蒂芬斯著，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Ⅱ）》，第567页。
[69]（美）玛格利特·利瓦伊著，周军华译：《统治与岁入》，第21页。
[70]展江等译：《新闻与揭丑—美国黑幕揭发报道经典作品集（I）》，第425页。
[71]（美）丹尼尔·辛格著，曹荣湘等译：《谁的新千年》，第8页。
[72]（法）菲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等译：《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第433页。
[73]转引自（英）温斯顿·丘吉尔著，薛力敏、林林译：《革命的年代》，《英语民族史》第3卷，第784页。
[74]程金华：《政治透支与财政赤字的鸡生蛋问题》，《法制日报》2010年8月31日。
[75]（美）詹姆斯·加尔布雷斯著，苏琦译：《掠夺型政府》，“前言”。
[76]（法）雅克·阿塔利著，吴方宇译：《国家的破产》，第21页。
[77]转引自（法）雅克·阿塔利著，吴方宇译：《国家的破产》，27页。
[78]转引自宋鸿兵编著：《货币战争》，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第71页。
[79]（美）玛格利特·利瓦伊著，周军华译：《统治与岁入》，第11页。
[80]邓荣霖：《中国正在透支未来吗》，《 人民论坛 》（2010年第15期）。
[81]（美）保罗·克鲁格曼著，肖妤倩译：《是那些愚蠢的政治精英导致了赤字》，《投资者报》2011年5月15日。
[82]周宪文：《西洋经济史论集》，（台北）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71—672页。
[83]高德步：《十八世纪初英国泡沫经济的产生与破灭及其历史教训》，《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84]程金华：《政治透支与财政赤字的鸡生蛋问题》，《法制日报》2010年8月31日。
[85]（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等译：《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第5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