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童年到小学
父亲是一野老兵，隶属于王震的第二军，故常听父亲提“二军”。王震的老部队是延安大生产中的三五九旅，“又战斗来又生产，三五九旅是模范”，《南泥湾》一曲更让其名满天下。新疆和平解放后，这支有着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十万大军，在毛主席、党中央一声号令下，脱下军装，拿起锄头，又开启了屯垦戍边的功业，成为名扬天下、威震边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按说父亲也该如此，但不记得怎么回事，他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在新疆商业厅的饮食服务公司，一干二十多年，七十年代初调到自治区供销社的农业生产资料公司，最后离休。离退休的分界线是1949年10月1日，之前参加工作为离休，之后为退休。
我们兄弟俩相继出生后，老家的奶奶过来带了我们一段时间，直到我们都上幼儿园。我们的幼儿园属于自治区妇联，条件优越，环境清幽。幼儿园的事情早就模糊了，但阿姨的倩影还栩栩如生。阿姨都很年轻，梳着当年时兴的两条长辫子。每次午休，我睡不着时，就眯着眼，窥伺阿姨的一举一动。阿姨左手端着菜碗，同时夹着馒头，右手使筷，一边吃饭（应该是把我们安顿好之后，才顾得上吃饭），一边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逡巡查看。清风徐来，日光斑驳，窗帘摇曳起伏，那个美丽动人的倩影，就这么铭刻心底，连那种一手端着菜碗同时夹着馒头，一手使筷的吃饭姿态，都觉得优雅迷人，想着长大后也那样子吃饭。
每周六回家前，父亲先带我们到家门口的自治区图书馆玩一玩。图书馆是一幢二层小楼，外观古朴，风格典雅，有俄罗斯之风。父亲虽然转业地方，但军旅的烙印总是时隐时现，也自然潜移默化影响着儿子们，我们听到第一首歌就是军歌：听，风在呼啸军号响……《父母爱情》最后落幕的场景，是子女给戎马一生的父亲录的几段军号，听着起床号、出操号、冲锋号一个个陆续响起，老爷子不由得站起身来，眼睛放光。十多年前探家，那时父亲已经基本失聪，我把笔记本的声音放到最大，播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然后凑近老人耳畔，父亲也是咧嘴笑了。由于家庭背景和熏陶，数十年来，只要听到军歌响起，看到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片头，我就禁不住心潮激荡、热血沸腾，古今中外的名曲百听不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的曲目也不在少数，但唯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刻骨铭心，荡气回肠：
我们是工农的子弟，
我们是人民的武装，
从无畏惧，绝不屈服，英勇战斗，
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
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
对军旅的神往既有父辈身影的潜移默化，也有边塞风情的激扬蹈励。听听这些铿铿锵锵的边塞诗作，便知谁人不动从军行：白日登山望烽火，黄昏饮马傍交河，野营万里无城郭，雨雪纷纷连大漠。将军一箭定天山，战士长歌入汉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至今记得在自治区图书馆，第一次读到陆放翁《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那种触电般的内心悸动：“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https://www.daowen.com)
1931年，一位随丈夫在南疆名城喀什生活近二十年的英国外交官夫人，出版了一部记述西域风情的《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An English Lady in Chinese Turkestan），曾以绘声绘色的笔墨写到新疆壮阔的千山万岭：
放眼望去，四周雪峰林立，阳光照射下，冰峰熠熠生辉，闪耀着光芒，阳光使冰川表面变成了一面面巨大的镜子；在雪峰下端的斜线上，阳光又切出了一片片蓝色的阴影。看上去气象万千，壮观无比。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梦想过有这样壮丽的景色，这景色让人生畏，使人产生了心灵的震颤：我站在那里，像被魔法镇住似的。
储安平解放初发自新疆的新闻报道，开篇也展现了沉雄恢宏的万千气象：
一提起新疆，人们便会有各种不同的想法。天山、昆仑山、阿尔泰山这些巍峨的名字，给人们以一种无限高大、无限雄伟的感觉；古尔班通古特大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以及苇湖碱滩这些字眼儿，又使人们掀引起一种荒野冷峻的情绪。这一年多，我在这一大片土地上漫游，看到那亘古不化的雪峰、葱郁深邃的林色、水天相接的湖景，以及远远看来永远像一片浩瀚的海洋似的平原，心胸开放，意气豪迈。就在这土地上、山岭间、湖滩边、森林里，出现这金黄色的麦浪，雪山似的棉堆以及那数也数不清的肥壮牛羊，使人深切感到，我们的祖国辽阔而又伟大，美丽而又富庶。（《新疆好地方》）
算起来，我是1962年入幼儿园，1965年上小学。小学就在家门口，父亲带我去报名，填了一个表，交了一块报名费。我的记性不好，对数目字更是隔膜，看到一些官员和学者随口说起一串串数字，真是佩服不已。不过，当年小学报名费的一块钱虽不敢十分确定，但还是八九不离十。本书涉及的类似数据或细节，能够落实的都尽量落实，落实不了的也力求审慎。报了名，交了费，就可以领到一摞教科书，花花绿绿，飘着书香，翻翻这本，看看那本，兴奋半天。教育产业化是世纪末的“新政”，我从小学到大学享受的都是免费义务教育，而大学不仅免费，还有助学金。
可能由于我的个头较高，上学第一天班主任指定我做班长。语文第一课是拼音字母，然后有“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吃水不忘挖井人”，等等。小学生在一起打打闹闹，一言难尽，入学时听说的一段童谣，依然记忆犹新：一年级死，二年级抬，三年级挖坑，四年级埋，五年级戴孝，六年级哭得爬不起来。于是心想，何时能够熬到六年级呢？不料，一年级还没有过完，“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刚开始只是开开批判会，难忘批判“三家村”时，老师写好稿子，让我拿着上台念，也不知道邓拓吴晗廖沫沙何许人，跟自己有什么关系。没想到，多年后还真有些关系，邓拓是我从事的新闻行业的前辈，吴晗是我落脚的清华大学的名家。
再往后，局面就越来越乱了。大街上、广场里，到处是大字报、大标语、宣传车，大喇叭传出震耳声响，据说还有游街的，戴高帽子的，不过我没有亲眼见过。家属院有个阿姨，说是资本家出身，好像就游了街。由于他们家平时就不大与大家交往，详情也不清楚。反正，“文革”初期突如其来的乱糟糟局面，就像毛泽东在1966年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的：“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这里说的大字报，就是《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我们小学校园有个大喇叭，播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有天早上，从广播中听到了这张大字报，只记得播音员铿锵有力的声音。随着局势迅速演变，“打倒刘邓陶”的口号也开始出现，还有贺龙等。当然，少不了新疆的王恩茂。接着，我们也成为“红小兵”，发了红袖章，觉得挺兴奋，挺神气。与此同时，家里开始出现一些手写刻印的小报、宣传品，印象深刻的是各种“牛鬼蛇神走资派”的漫画。另外，毛主席像章也开始流行，人们都稀罕得不得了。后来最流行的是周总理戴的那一种，小拇指大小的长方形，毛主席头像配上毛体“为人民服务”。
大概是1967年，父亲又去口里出差。新疆把内地叫口里，我们算口外。父亲常去口里出差，应该是负责给全疆联系调拨副食产品，蔬菜、咸菜、酱油醋之类，饮食服务公司嘛。公司有个仓库，在妖魔山脚下，临近火车南站。父亲时常去仓库，检查、值班等，有时也骑车带着我们兄弟俩，一个坐在前面，一个坐在后面。仓库在山脚，从家里过去得一路爬坡，一个人骑着都吃力，何况带着两个大胖小子。亏得父亲年富力强，身强体壮，呼哧呼哧骑着乐呵呵。父亲公司的仓库，母亲工厂的厂区，都是我们童年的“百草园”。仓库里，尽是坛坛罐罐，装着各种咸菜。那时候，新疆冬天除了储存过冬的土豆、大白菜等，就是内地调拨的各种咸菜了。
话说1967年父亲去口里出差带着我，到郑州时把我交给舅舅，然后不知去哪里云游公干了。舅舅在开封师范学院即原先和如今的河南大学读书，“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像大多数热血青年一样参加“造反派”，当时正在省会“闹革命”。2013年，在时任河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张举玺教授的玉成下，我有幸受聘为河南大学的“黄河学者”，直至五年后卸任。在任期间，曾同一位德高望重的河大老先生叙谈，他说到自己当年作为逍遥派，觉得舅舅这一派学生“正人君子多”，对立一派则“虾兵蟹将多”。对此说法，我无法置评，但舅舅确是正人君子。他们一群大学生留给我的印象，也是男同学阳光灿烂，女同学活泼漂亮，住在一起，朝气蓬勃，热热闹闹，还时不时拿我逗趣。有一次，他们出去活动，我自己闲着无聊，就拿起毛笔、墨汁，在雪白墙壁上写了一条标语——“打倒王恩茂”（解放战争时任第一野战军第二军政委，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他们回来看到了，笑得人仰马翻，而我不知道笑点在哪儿。我以为王恩茂是放之四海而皆知的人物，新疆打倒王恩茂，河南自然也不例外。这是我作为红小兵的唯一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