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阳院落易为春
同许多人一样，我也挺纳闷儿，现在年轻夫妇养一个孩子，都要死不活，苦不堪言，城市如此，乡镇亦然。即使放开人口生育政策，一般也不愿意多生。而想当年，不少家庭三四个孩子，甚至七八个孩子都不稀罕。中国人民大学有位老红军，听说生养了十多个孩子，每晚睡觉时就数人头，人头对上便熄灯。问题还不仅是生养子女，当年日常生活的一切活计差不多都得亲力亲为，一般人家既没有多少余钱也买不到多少现成的东西，哪怕是半成品，如切面、馒头。所以，即使一顿家常饭，都得从买到做，一一动手，还少不了挑水、劈柴、生炉子等一应活计。同样，各种穿的用的，也大多靠手工。同时，工作上还不甘人后，更有不断的政治学习、政治运动需要加班加点。想来不可思议，当年都是怎么过来的。
与“复课闹革命”同时，“文革”初期乱纷纷的混乱局势开始趋于平静，大人们又开始正常上班，当然不少时间忙于政治运动。不久，父亲参加了一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也就是所谓“牛棚”，吃住都集中在远郊某处，我们无法看望。那时候，好像领导干部都得分批参加这种学习班，之所以分批进行，想来一是条件所限，二是工作所限，都去学习班了，正常工作怎么办呢？当时各行各业有句通行的口号，叫“抓革命，促生产”，后来又加了促工作、促战备。也就是说，抓革命的目的在于促进生产、促进工作。通过学习班的学习，学员就可以“解放”了。因此，父亲进学习班后，我们天天盼着他“解放”。一个月后，父亲终于“解放”了，回家团圆了。
随着运动热潮褪去，院落中的人间烟火气一天天浓起来。那几年，家属院陆续住进几户新人，显得热闹起来。人多事杂，人各有志，性情各异，在一起难免各种磕磕碰碰，偶尔也见破口大骂，甚至拳脚相向。但父亲始终得到老老少少的尊重，他也没有同任何人红过脸，由于他年齿较长而深孚众望，大家都称呼“老李”。大院的大小公益活动，他总是一马当先，实心实意，出力流汗。
我家老邻居姓季，五个孩子，三男两女，前面两个儿子放在镇江老家，我记事起，大姐就上医学院，二姐与最小的儿子在身边。小儿子比我大一两岁，生在大鸣大放时期，故名“争鸣”。他们家应该属于小知识分子，故家里颇有一些“上档次”的书刊，如《三国演义》、《解放军文艺》等。为此，我得以从他家悄悄顺来这些书刊，快活一时。当然，投桃报李，我也会把读到的好东西与小伙伴们分享。还记得给他们讲三国，我入戏很深，他们聚精会神。其实，当年读三国似懂非懂，还是竖版书、繁体字，特别困扰我的一点是，明明在讲诸葛亮的故事，怎么讲着讲着不见诸葛亮了，而冒出一个孔明。谁是孔明，诸葛亮哪儿去了？当时还觉得诸葛亮的一段话很有味道，音韵铿锵，气势不凡，虽然似懂非懂，还是背了下来：“为将者，能去能就，能柔能刚；能进能退，能弱能强。不动如山岳，难测如阴阳；无穷如天地，充实如太仓；浩渺如四海，眩耀如三光；预知天文之旱涝，先识地理之平康；察阵势之期会，揣敌人之短长。”这是第一百回诸葛亮给曹真一封信里的文字，曹真看到后，当晚就“恨气添胸，死于军中”。
有天晚上，已经熄灯，我蒙着被子，打着手电，偷看三国。正在痴迷忘情之际，突然被子被掀开，惊诧中看到争鸣与二姐站在床头，来索还书。于是，满心遗憾，满怀无奈地把手里的书交还了。后来终于有了自己的《三国演义》后，不知道看过多少遍。大学毕业，回新疆工作两年，又与小伙伴联系上了，他中专毕业，在卫生厅当了会计。她二姐上山下乡，去了吐鲁番，临行前打点行装的情景还在眼前。大姐最是酸甜苦辣，令人嘘唏。大姐是公认的美人，端庄大方，性行淑均，毕业时自由恋爱，跟一个玛纳斯小伙子去了外地，父母怎么反对都无法棒打鸳鸯。我见过大姐夫，浓眉大眼，一表人才，不卑不亢，英气内敛，就像王新刚、达式常一路电影明星，大姐是有眼光的。如果不是世道变幻，他们的人生更可能像《朝阳沟》的故事。后来他们有了女儿，再后来为了女儿，想调回乌鲁木齐而办了假离婚，回来后大姐还曾在父亲当年单位的仓库工作，随着转企改制又下岗了。八十年代探家时，我还见过这位少年时代的女神大姐。
除了这家老邻居，新来的人家一般都是三个孩子，要不是后来计划生育以及住房条件所限，估计还会再多。我家老三就是1970年出生的。这个时候，我家人口成为家属院的冠军，因为又把奶奶接来了。奶奶晚年瘫痪在床，她是有一年除夕，出门泼脏水，冰天雪地，小脚女人，不小心滑倒了，从此半身不遂，吃喝拉撒都在床上了，一切都靠父亲照料。都说久病床前无孝子，而直到几年后给奶奶送终，父亲都是哼着小曲儿，乐呵呵地伺候奶奶，把屎把尿，洗洗涮涮。
家属院新人中有一对北京农学院分来的大学同学，阿姨是北京人，留着齐耳短发，戴一副《青春万岁》电影中的近视镜，会拉手风琴，看上去朝气蓬勃、活泼开朗。可谁知，一生体弱多病，像林妹妹似的。他们夫妇生养了一儿一女，大女儿从小被我们逗着长大，后来上了重点大学新闻系，我的一对教授朋友与夫妻居然是她的大学老师与领导。她弟弟与我家老三是发小，聪明绝顶，上了重点高中，回头读北大清华都有可能，没想到由于老师批评两句，心理压力大，跑到外地自杀了。这对他家来说无异晴天霹雳。这是八十年代的事情。1995年，我去人民大学读博士，听同学说起每年差不多都有学生跳楼时，我也同样感到五雷轰顶，上这么好的大学，有这么好的前程，为什么还会走绝路。这对我们那一代人来说，确实难以理解，在我们看来，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即使天大的事儿也得扛着呀！
家属院这对大学生夫妇当年也是响应党的号召，在支援边疆、建设边疆的时代热潮中来的天山脚下，直到退休，回到女儿身边。退休前，叔叔已是商业厅领导。大概十年前，我去京郊开会，路上突然接到大弟弟电话，说阿姨去世了，听到噩耗，百感交集。想当年，我喜欢数学，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高年级的教材与辅导材料，自己演算，乐此不疲。七十年代，又有一套“数理化自学丛书”很流行，这套自学丛书也给我带来说不尽的乐趣。每当解开一道题，不管代数还是几何，就像打开一道神奇的大门，欢欣鼓舞，载欣载奔。当遇到一些拦路虎，怎么也破解不开时，就去请教阿姨，她总是三言两语、举重若轻就解了我的围，让我一次次高山仰止，而今她竟离去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阿姨有个爷爷，当年过来帮着看女儿，我们都跟着叫太爷。太爷留着一缕山羊胡子，慈眉善目，爱下象棋。我们祖孙常常对弈，开始我盘盘败北，后来偶有胜局。由此养成了一点象棋的嗜好。想来这一点象棋嗜好，最初还是得益于父亲的耳濡目染。父亲算得上象棋高手，无论在老单位，还是在新单位，一向宝刀不老。一次周末，母亲拆洗被褥，当年拆洗被褥、粉刷房屋、储存冬菜、运煤码煤等，都是不小的家务活。忘了为什么，母亲让父亲去单位取个东西。父亲拉着我们兄弟俩一起去的。本来应该去了就回，结果在单位见到棋友，非拉着父亲杀两盘，一杀就忘乎所以，直到后来母亲气呼呼找来。压着我们回来的路上，母亲一言不发，山雨欲来，父亲故作轻松，笑眯眯哼着小曲。(https://www.daowen.com)
家属院里还有两户维吾尔族，除了生活习惯有所不同，彼此没有什么违和或隔阂，就像一个大家庭，关系融洽，其乐融融。逢年过节，不管是春节，还是古尔邦节，大家都互相走动拜年，同享喜庆与欢乐。其中一家的小姑娘，也是我同学，两小无猜，离开新疆时，难免依依不舍。母亲至今还时常提起，大弟弟小时候，一次自己跑出去，到厂里找妈妈，小小年纪迷路了，后来少数民族的大叔大婶发现了，七问八问地送了回来。我们前后左右的院子也住着多家少数民族，有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等，他们的孩子也是我同学，有的还是铁哥们儿，我看的第一本阿凡提故事书，就是跟维吾尔族小伙伴借的。当然，小孩儿有时也免不了打打闹闹、哭哭笑笑。一次，我从老家回来，仅仅几十天，就操着一口方言而不自知，结果一位小伙伴取笑我，我憋得满脸通红，说不出话来，居然扬手扇了人家一记耳光，对方小脸上顿时出现五个手指印，捂着脸哇哇哭起来。
在这种各民族杂居的环境中，生活习惯也自然受到影响。比如，手抓饭、拉条子、揪面片等少数民族的饮食，也成为我们的日常佳肴。少数民族人家都有馕坑，每次打馕时，满院都飘散着香味。当时，一些汉族人家也学着打馕，自然不如少数民族人家的好，但也别有风味。我家后窗对着一家维吾尔族人家，早上总见他们洗漱时用茶壶一只手倒水，一只手接着，再撩到脸上。当时好奇为什么不用脸盆。后来才明白，原来少数民族的洗法才干净卫生。
有一年，家属院的一位小孩夭折了，前前后后来了许多吊唁的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壮，院子里人来人往，肃穆安谧，说话都是窃窃私语。我们小孩子好奇，乘人不备，偷偷趴在窗户上窥视，看到夭亡的儿童躺在炕上，瘦小的身子裹着白布，孤零零的，让人心疼。在新疆生活十多年的王蒙，曾在《人民日报》上发文说：“祖国各地，包括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文化上有着相当接近的追求与走向。其传统文化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比如敬天积善，古道热肠；尊老宗贤，崇文尚礼；忠厚仁义，和谐太平；勤俭重农，乐生进取等。”就说维吾尔族的丧葬仪式，同汉族一样，也是尚白，戴白帽，缠白腰布，逝者裹白布等。想来白色象征着宁静、安详、圣洁，就像逝者去的天国。汉人一向讲“红白喜事”，红是婚礼，白是葬礼。婚礼是新一轮的人生，红衣、红被、红盖头、大红灯笼等，无不寓意着小两口未来的日子红红火火。葬礼是人生的道别，白色也许寓意着前往天国的途中，祥云相伴，一路走好。如今，一些国人模仿欧美，新婚大喜也弄成一片白色，让老辈人分不清是婚礼，还是葬礼。怨不得如今离婚率不断攀升，白色的婚礼仪式也许就已经意味着“爱情的坟墓”。
耳闻目睹的儿时记忆中，印象深刻的还有穆斯林诵经声。家属院附近有清真寺，清晨与傍晚，时常听到寺里传来的悠长辽远的声音。由于不懂语言，也不懂教规，只记得那声音悠扬、绵延，时高时低，如诉如歌。一百年前，那位英国外交官夫人凯瑟琳·马噶特尼，在新疆回忆录中还有声有色地记述了这一幕：
我总是特别爱听他那犹如音乐般的声音“Allah-ho-Akbar”。——意为“真主伟大”。但使我心里最受到震颤的，却是那清晨毛拉的召唤声，有时候在空气清新可人的夏日黎明，我常常被毛拉的召唤声惊醒，听着那召唤信徒们忠实于安拉的声音，在静谧清凉的空中飘荡，飘过原野而去。（《一个外交官夫人对喀什噶尔的回忆》）
我们这片家属区的四五排家属院，分属商业厅的不同部门，我家院子基本属于饮食服务公司，来自天南海北，籍贯有江苏、湖南、河南、天津等。前面一排家属院有个老红军，听说有万元存款，我们听着就像天文数字。那时候边疆工资比内地高一大截儿，“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仅只是宣传召唤，也有实在的福利。即使如此，养一大家子，再扯上内地亲人，一个月下来所剩无几，万元户听上去犹如天方夜谭。如果当时知道《毛泽东年谱》记述的如下情况，更不知道怎么惊诧呢：
（1970年1月下旬）阅康生一月二十五日报送的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垣来信。康生在送阅报告中说：陈垣原来的秘书和服务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回校参加运动，陈的生活无人照顾。经与学校商量，已将陈的秘书和服务员派回陈处，故陈来信感谢党中央对他的关怀。陈要将他的书籍及四万元稿费献给党。我们在政治局会上交换了意见，觉得可写一信对他的这种精神加以鼓励，但向他解释，目前北京图书馆正在进行斗批改，他的书籍文献，暂由他自己保管为好。关于他的稿费，拟说服他自己存留，以照顾他的生活。毛泽东批示：“同意。要争取这样的知识分子。”
与我们相邻的、地势略低半米一米的家属院，我们称为“下面院子”。下面院子有个大户人家，人口多，屋子大，他家小儿子是我同学，外号“大鼻子”（老同学得罪了），许是一年四季拖着擤不净的鼻子。难忘从他们家搜罗了几本装订成册的《小朋友》，如获至宝，又得浮生几日闲。“大鼻子”小时候其貌不扬，却吹得一口好笛子，从小学到中学，文艺演出总少不了他的保留节目。笛声一起，万象更新，金蛇起舞，百鸟朝凤。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十二门前融冷光，二十三丝动紫皇。他家没有其他人与文艺搭界，这一绝活只能出自神奇的音乐天赋。后来，他也凭借这一天赋特招入伍，成为新疆军区的文艺兵。那个时代，当兵令人向往，文艺兵更是神气，《芳华》也反映了这一“时尚”，虽然不免扭曲时代，唐突历史。若干年后探家，路上邂逅老同学与女朋友，两人都着草绿色军装，佩戴鲜艳的红领章、红帽徽，看上去真是一对英姿勃勃的妙人，再想不到儿时的邋遢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