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学到初中
数十年来，有两个梦境常常闯入熟睡的脑海，一是小学的校园，一是下乡的县城。乌鲁木齐第五小学的校园不大，不到两个足球场，三分之一是家属区，两排平房，后院有菜地，与我们家属院仅仅一墙之隔。教学区除了一横一竖两排教室，比较特别的是一圈弧形的、封闭的长廊般教室，长廊与教室都铺着地板。长廊与院墙之间是杂草丛生的荒地，横七竖八长着疏密相间的花草，尤为醒目的有向日葵。向日葵是天山南北的常见植物，嗑葵花瓜子也是新疆人的嗜好。公私场所随处可见满地瓜子皮，电影院、影剧院也不能免。不过，现在城市里这种情况已经绝迹，不知乡村是否还保留着这一习惯。我的第一个常见梦境，往往在那片向日葵的花草丛中。如今，这一切自然随风飘逝了。
根据《毛泽东年谱》，1967年10月29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大、中、小学开学和如何办大学等。到1968年“复课闹革命”，学校教学秩序基本恢复。同时，教学内容有了一系列变化和调整，具体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背诵《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时称“老三篇”。当时自然不太懂，数十年后，经历世事沧桑，并从事近四十年教育工作，才开始理解一些深意。张承志在《五十年再读白求恩》一文中写道：“有时，我也怀念自己囫囵吞枣的少年时代。是的，没有那样一个时代的奠基，我或许会对烈士轻慢。”更令我感慨的是，起意叙说这些流年碎影时，就在白求恩大夫的故乡。此刻，望着窗外温哥华的明媚春光，想着当年背诵毛泽东对白求恩的怀念，岁月的潮水仿佛在心底缓缓流淌，愈发体味伟人笔下静水流深的沉痛与景仰：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随着“复课闹革命”，教学秩序开始恢复，正常化教育教学至少让我们有东西可学，而不仅仅是背“老三篇”。有意思的是，当时还开设了珠算课程，珠算口诀打算盘一度让我着迷。1969年，毛主席在南昌与江西省负责人谈话时，还谈到珠算课程：
教育革命主要是解决领导问题，解决课本问题。小学、中学、大学都要有课本，要有语文、历史、地理、数学、珠算、物理、化学，不能老讲“老三篇”。
不过，即使“复课闹革命”，我们的自由时间还是很多而课业很少。对我们来说，自然是天赐良机，可以自由自在，信马由缰。那时，我们常去郊外远足，攀爬妖魔山，戏水和平渠。和平渠每隔一段都有个“缓冲区”，可能是为落水的人提供生还机会。到了“缓冲区”，渠道一边便敞开约半个足球场的空旷水域，大小不一的鹅卵石激起飞珠瀑玉的浪花。这片水域就成为夏日戏水玩耍的好去处。我的游泳爱好，就这么一点点培养起来。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乌鲁木齐的冬天同样越来越暖，感觉已经接近北京。我们小时候，冬天一般都在零下二十多度，有时冷到三四十度，手脚常常冻得生疼，握着门把手都可能轻轻粘连。“大雪封门读禁书”被古人视为人生一大快事，想当年乌鲁木齐也是动不动大雪封门，早上打开家门，门口积了一尺深的雪，出门上学，深一脚，浅一脚，鞋里不时灌进雪。有一次，大雪纷飞，天地一色，几个小伙伴突发神经，约着一起去南郊燕儿窝。燕儿窝如今成为风光旖旎的旅游景区，树木葱茏，交通便利。而当年人迹罕至，南山下来的淙淙清泉，在稀稀疏疏的树木草丛中流淌，倒是别有一番野趣。燕儿窝建有新疆烈士陵园，尊奉着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先烈。毛主席的大弟弟牺牲在新疆，尤其让新疆各族人民感到悲痛与自豪。毛泽民的儿子生在新疆，名字里有个“新”字，也寄寓着对新疆的感情。过去，每到清明，各单位特别是中小学都组织扫墓，这一天也就像节假日，学生们早早就蠢蠢欲动。到了日子，备足好吃好喝的，兴高采烈前往燕儿窝，路上差不多得走两个小时。然后，先是庄严的扫墓活动，鞠躬、宣誓、瞻仰。接着，各班分散开来，自由活动。一天下来，既辛苦又兴奋。
那天，我们冒着风雪，迈着小腿，居然大老远去了燕儿窝。走在一望无际风雪弥漫的大戈壁滩上，看着“战罢玉龙三百万，败鳞残甲满天飞”的景象，禁不住有一种“放开喉咙好唱歌”的冲动。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山舞银蛇，原驰蜡象，“飞驰万里的白云啊，捎封信儿到北京”。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火车，向往将来当火车司机，行走天下（不知道火车司机原来只管一段）。也因此，对铁路上的一点一滴都感兴趣，铁轨、号志灯、扳道岔，以及轰轰隆隆的火车头，都是常画不厌的题材。在儿时印象中，迎着飞驰的列车舍生忘死的欧阳海、影片《特快列车》、《平原游击队》等，无不给人留下气吞万里如虎的火车印象。我们在燕儿窝尽兴而归时，没有走原路，而是顺着铁轨，顶风冒雪返回。为了御寒，棉帽的护耳也都放下来了。走着，走着，经过一个弯道后不久，鬼使神差扭头一看，不得了了，一列火车风驰电掣驶来了，距离已经很近。大家乱作一团，慌忙跳出铁轨，有个小伙伴跳到我们对面，看到大伙儿在这一边，又手忙脚乱翻过铁轨，刚刚滚下来，火车就呼啸而过。事后回想起来，一个个后怕不已。
从小学到初中，除了学习，还学过画画，一度痴迷，又买书自学，又请教画家。但是，看别人怎么画都生动，而自己怎么画都死板。音乐也喜欢，但乐理乐器总不开窍。有个同学爱写诗，虽然是快板书、打油诗水平，但毕竟有一种才情。我效法人家，结果往往东施效颦。这位小学同学家境贫寒，我们很要好，常去他家。由于都是河南人，两家父母也很熟。他父亲曾是海军，墙上挂着戎装照片。后来由于伤残退伍，不知为什么来到新疆，而且没有工作，就靠母亲糊火柴盒赚钱养家。他们也是兄弟三人，分别叫远舰、远艇、远舶，显然寄寓着父辈的军旅情怀。我们同年考大学，他在新疆，我在河南，我考上了，他落榜了，因为他在语文试卷上居然也写诗。好在后来他上了地质水利一类学校，常年在野外考察。有年暑假探家，我们还一起又去了燕儿窝，瞻仰儿时心目中的英烈。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2014年，学者马社香出版了《毛泽民夫人朱旦华访谈录》（人民文学出版社），为历史留下一份珍贵记忆，其中自然谈到新疆岁月，还有毛泽民朱旦华生于新疆的儿子。
我在文艺方面乏善可陈，但在动手动脚的物理方面小有成就。小学时自制过幻灯机。当年电影开演前，都有加演，或是新闻纪录片，或是幻灯片。也许是受这种加演的启发，在垃圾堆上捡来废弃的电池、玻璃等，自己摸索着、捣鼓着，制成简陋的幻灯机。看到墙壁上投射的影像，感觉很兴奋。再后来又玩无线电，装收音机，越玩越大，回头再说。(https://www.daowen.com)
不过，最喜欢的还是读书。我觉得自己有一种特异功能，仿佛长着一种狗鼻子，不管到谁家，都有办法嗅出屋里何处放着或藏有读物，然后如狼似虎地扑将上去，一顿饕餮。就这样，杂七杂八读了许多“文字”，只是当年不少图书都是没头没尾、破破烂烂，这样的读物估计如今即使穷乡僻壤也难得一见了。这种如饥似渴的阅读状况可以称为精神饥渴，饥渴源于欲望，由于欲望强烈，往往饥不择食。“文革”开始后，《新华字典》一度也下架了，后来有新的学生字典问世，于是开始读字典，读着读着觉得繁体字挺好看，就学着写，连作业都用繁体字，后来班主任家访还专门提到这一问题，母亲也督促我改用简化字。
以前想当然认为，繁体字是古人的，简化字是今人的，直到几年前参观安阳的“中国文字博物馆”，才知大谬不然。此次参观，有两点举一反三的触动。那天，陪伴我们的讲解员毕业于名牌大学，身材高挑，容貌清秀，举止优雅。博物馆一共三层，第一层是殷墟考古以及甲骨文，第二层是历朝历代的汉字演化，从小篆到大篆，从隶书到魏碑，从“二王”父子到颜柳欧赵。看完第二层，随着讲解员上第三层时，我心里嘀咕从古到今都看过了，还有什么可看的呢？原来，第三层是历朝历代各少数民族的文字。别的不说，古代新疆就曾有过数十种文字。这一点，给我新的触动和启发，再次深切理解了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华文明。中国文字博物馆不是中国汉字博物馆，汉字只是“中国文字”的一种而非全部，如同汉族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员而非全部，当然是最重要的一部。
参观中，讲解员提到另一点，也让我豁然开朗。她说，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现人民当家做主，让各族人民掌握文化和文字，大力推广普通话和简化字。其中，简化字里除了屈指可数的个别新造字，绝大多数都是历史上出现的、使用的简笔书写，包括许多书法大家的作品。后来看到资料也说，简化字绝大部分可在宋元以来民间使用的俗字谱中找到，生造字比例很小。有两个新造字例外。一个是邓小平的邓，本来要把“鄧”的左边改为丁，后来考虑到邓小平用草书签名时一直写作邓，就把“鄧”简化为邓。另一个是国家的国。据解放初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文字改革协会、后担任国家语委副主任的傅永和说：
本来有人提议，借鉴日文中的国，里面简化成王字，但提议遭到大部分人否定。一个方框里放个王，从里往外念是“亡国”，从外往里念是“国亡”，怎么听都不舒服。
最后，郭沫若出了个点子，不如加一点，变成玉，“国里藏金玉，吉祥”。
除了杂七杂八的读物，少年时啃过的文字记得还有先秦诸子、杜甫诗集、《红旗》杂志、马列著作等。先秦典籍完全看不懂，只有个别字句猜出一点意思，但即使如此还是兴味盎然，仿佛有种神奇的魔力。其中有深意，欲辨已忘言。杜甫诗集也是如此，尽管不知道杜甫有多么伟大，也不懂唐诗有多么美妙，但捧着诗集就觉得心里熨帖。啃马列是另一种虔诚心态，觉得字字句句都是真理，正襟危坐，反复研读，然后琢磨“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等。除了人文社科书籍，还喜欢自然科学的各种读物，天体运行、地质构造、赤脚医生手册、飞机为什么会飞等，甚至怎么打坦克。万事万物都有命门，也是最薄弱、最致命的地方，比如人体的心脏、军队的司令部。坦克的命门是尾部的发动机，一旦炸了发动机，它就“趴活儿”了，履带也是如此。
少年时代的小人书更是必不可少，也最受小孩子们的喜爱。我的一个发小家里就有许多小人书，很让我眼红。当年街上也有不少小人书的摊点，花一分钱就能看半天。几年前，参加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会评，有一份申报书是研究小人书，申报人多年来搜罗了上万种小人书。这个项目颇有新意，又有如此基础，故大家一致同意立项。
小学时最难忘的阅读经历是在自治区图书馆。“文革”初期，随着情况越来越混乱，学校也无限期放假了。无所事事之际，突然发现自治区图书馆还保留着一方净土，可以在里面借书看书，窗明几净，环境清幽。按说，我应该没有资格进去的，我也忘了第一次是怎么去的。反正，最后是因为遇到了平生第一位贵人，一位俄罗斯老太太，记得很有修养的样子，就像19世纪文学名著中的形象，轻声细语，和蔼可亲。她是图书馆的管理员。大概是看到我想读书的目光，破例让我进来。于是，那一段时光，就构成第一次集中读书的记忆。我常常一坐一天，全身心沉浸在书海中。电视剧《父母爱情》里的二丫头，后来上了大学中文系，小时候偶然发现母亲的一箱子文学名著，也是这般废寝忘食。为此，我一辈子感念俄罗斯老太太，愿她吉祥，一生平安。还记得有天晚上，老太太不知怎么找到我家，母亲正在做饭，见生人上门，先是很紧张，以为我惹了什么麻烦，后来听说人家是上门夸他儿子的，才展颜而笑。
老话说“三岁看老”，我从小被看作“书呆子”。数十年的人生，俨然都在印证三岁看老的预言，最后干脆形成三位一体的人生主题——读书、教书和写书。只是，读书往往不求甚解，教书但求问心无愧，写书只能说尽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