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万里路
读文科、学新闻，一向讲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万里路可有两层理解，一层是字面意思，多走、多看、多体验、多思考，如李白的仗剑远游，陆游的细雨骑驴。李书磊在《重读经典》一书中，对这层意思也做了文化和历史的通透阐发。他的另一部著作《1942：走向民间》，还谈及西南联大诗人穆旦一路走到昆明的心路历程：“他的诗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一种辽阔而深沉的意象，他关注着广博的人群，他常常念想不幸的人们，他的心中感应着故国的魂灵，他是我们古老而多难的土地所能孕育出来的大诗人。”行万里路的另一层意思在于人生历练与社会阅历，陆游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红楼梦》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均属这层意思。不经过这一层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也终究读不懂、读不透。《红楼梦》众多看似不起眼儿的地方，若非一定的人生历练与社会阅历是难以理解的。如凤姐的“嘴甜心苦，两面三刀，上头一脸笑，脚下使绊子，明是一把火，暗是一把刀”，年轻时读来只以为小说家言，真实世界即使有这类人，想来也不会这么过分吧。然而，随着年龄渐长，才发现现实版的凤姐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是上大学、读大学之际，没有多少条件行万里路。深究起来，所谓没有条件，也是自我安慰的托词。青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曾与同学少年一起，用数十天时间行走考察湖湘大地，而如此实地求是的人生经历，对他后来的实事求是思想肯定不无启发。如果说伟人不好比，那么，我们中文系八零级一位学弟，也是后来新闻系青年老师，大学期间每个假期差不多都云游天下，从坐车到住店，从中原到拉萨，居然还不花钱，当然，既不偷又不骗，自食其力。同样，我们“七七级”几位老大哥，有一年暑假结伴一路骑车到海南。可见，行万里路首先在志愿。很惭愧，我在大学没有行多少路，数十年过去了依然如此。我知道自己不适合干新闻的原因，一是性格内向，二是不爱动弹。现在，还是宅在家里，悠游书山，并给自己找到貌似有力而实则无奈的理由：康德一辈子没有离开哥尼斯堡小镇，一小时都可以转一圈儿，但并没有耽误他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当然，大学四年还是多少走了一些路，后来的毕业论文也由此产生。走的最近的地方是郑州周边，北到黄河边，南到少林寺。去黄河是坐火车，班上组织的春游活动，在郑州车站坐上一趟慢车，大概半小时就到了。去之前，很激动，按捺不住兴奋之情，脑海中翻腾着李白如椽之笔的壮阔画面：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巨灵咆哮擘两山，洪波喷箭射东海！于是，到了黄河边，便迫不及待一口气爬上大坝，期待着放眼一望奔腾咆哮的壮美气象。结果，没想到黄河原来如此平静平缓地流淌，没有奔腾咆哮，更没有洪波喷箭，一时不免泄气。这也是只读万卷书，未行万里路的通病，只在书本上、文字里、想象中了解大千世界与社会人生，自然免不了这种错位。另外，年轻时只想登高壮观天地间，万里写入胸怀间，而随着人生阅历世事洞明，才慢慢认识到、体会到大江大河大气魄不在于滚滚滔滔、浩浩荡荡，而在于静水流深，波澜不惊。
在校期间，与同学朋友还有两次豫北之行。豫北在黄河北岸，太行南麓，《诗经》的许多歌谣都在这一带流传：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谁谓河广，一苇杭之；伯也执殳，为王前驱……第一次是去同班同学的家乡，济源王屋山。济源，今为省辖县级市，向称愚公故里。我有两位同班同学都是济源人，一在县城，一在农村。农村同学如今成为教授，县城同学在北京新闻单位成为社领导。济源之行，最难忘的是太行山。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上古以及先秦诸子的“轴心时代”，之所以奠定中华文明的如此根基，也离不开一山一水，水是黄河，山是太行。看看古往今来多少悲欢离合，都在这山水之间。李零教授与唐晓峰教授均认为，太行某段是天下最奇崛瑰丽之处，远超美国大峡谷之类，他们都是文化地理方面一流大家。
当年来到愚公故里，太行脚下，仰望高耸云天的奇峰峭壁，远眺浩浩茫茫的千山万壑，不由胸胆开张，豪情万丈，冼星海的《太行山上》、王立平的《太行颂》等自然而然萦绕耳际。王立平同王酩、谷建芬、施光南等一样，都是八十年代颇负盛名的作曲家。王立平还擅长摄影，拍的四五运动照片《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成为一个时代的剪影。他谱写的歌曲更是家喻户晓，如电视连续剧《红楼梦》主题歌《枉凝眉》。我们上学时，王立平的歌曲正在风行，流传四方，诸如《太阳岛上》、《浪花里飞出欢乐的歌》、《驼铃》、《飞吧，鸽子》等。借新星音乐会成名的郑绪岚，就以《太阳岛上》作为保留曲目。首唱《太行颂》的关贵敏比郑绪岚等新星出名晚些，但更受关注和赞赏。他是太行山走出的农民子弟，并非音乐科班出身，只是天生喜爱唱歌，嗓音条件极好，经过专业训练，遂成杰出歌唱家，颇似如今以演唱《西部放歌》而知名的王宏伟。九十年代后，关贵敏销声匿迹，后来听说身患绝症，赴美治疗。关贵敏演唱的《太行颂》，可以同《红旗颂》、《我的祖国》等名曲一道流传久远，那一声声太行山啊太行山，人民的山啊英雄的山的咏叹，想来也饱蘸着对故乡的一往深情。
三岁看老，性格即命运，这些老话和道理在我们兄弟俩身上也颇有验证。大弟弟与我，一个好动，一个好静，一个一心想当兵，一个一心想读书，结果最后各遂所愿。大弟弟本来也考上学，但录取通知下来时，他已应征入伍，好在这也是他从小的志向。我们兄弟俩的不同志趣，也让我在曹彰与曹操的对话中找到旁证。曹彰“少善射御，膂力过人，手格猛兽，不避险阻”，曹操曾劝喻他读读书：“汝不念读书慕圣道，而好乘汗马击剑，此一夫之用。”曹彰不以为然，常对左右说：大丈夫就该像卫青、霍去病，统领千军万马，驰沙漠，驱戎狄，建功立业，“何能作博士邪”，哪能做个书呆子呢。当年，大弟弟也时常鄙视嘲弄他哥，“大学生，大学生”，结果真让他说着了，他哥到底成了现代博士书呆子。
1980年春节，我去部队看望大弟弟。他们驻扎在徐州附近的新沂，距离连云港不远。坐车先到徐州，再转车到新沂。他乡遇故知，何况亲兄弟。在部队住了几天，逛逛集市，感受了他们的军旅生活。当时，南疆战事如火如荼，他们部队有的也上了前线，九死一生。弟弟此时已到报务连，学习发报。后来不久，又上军校。可惜赶上大裁军，他的军校被裁撤。新密矿务局食堂让我流连忘返，他们部队伙食也让我记忆深刻。南京军区的南方战士多，他们又在江淮一带，故主食以大米为多，当地大米也很好吃，每顿饭只吃米饭就觉得很享受了。走的时候带了一大包，累了一路。回程时，弟弟的战友、也是寒冻的同学，开车送我去徐州。他是汽车兵，当年我们偷开拖拉机去县城也有他，如今他可以好好过把开车的瘾了。在徐州停了半天，抽空游览了徐州的名胜云龙山、云龙湖、放鹤亭。
此次出行，赶上春运，第一次亲历了乱纷纷、乌泱泱的情景与气氛，车上车下，人山人海，拿着票也不一定上得去车，真有一种绝望之情。后来还是弟弟的战友们，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把我从车窗里硬塞进去了。上车后没有座位，在车门空当处站站坐坐，凑合了一夜。从此，发誓再不赶春运出门了。如今，高铁四通八达，对许多人来说，春运噩梦已成历史。当年春运乘车虽是个人经历，但随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渐渐明白一些大道理如国情时，这些人生体验便不可或缺了。什么是国情？最大的国情，无非人口众多、资源匮乏、发展不平衡等，集中体现在四个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数据上：人口最多（现为十四亿）、历史最久（五千年）、民族最杂（五十六个民族）、幅员辽阔（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以加拿大为参照，中加两国面积相当，而加拿大人口基本上相对于一个北京市。新冠肺炎流行期间，加拿大的社交距离是两米，而北京市是一米。面对如此国情，如果仅仅局限于万卷书，特别是西方书里的亚当斯密哈耶克，是无论如何弄不明白的，而且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亲身经历了春运那种场面，就知道和平为什么重要，稳定为什么压倒一切，邓小平为什么说“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中国最大的战略”。没有和平，没有稳定，便没有一切，即使有了也会丧失殆尽。历朝历代的惨痛教训先不说，近代太平天国、民国军阀混战也不提，看看当年春运的场面就懂了。八十年代邓小平访美，美国反华议员拿着所谓人权做文章，指责中国限制公民迁徙。“邓大人”面无表情回应道：哦，这个问题好办，你们想要多少，五千万，七千万？这些人顿时哑口无言了。所以说，再大的成就用人口一除，就显得无足轻重；而再小的问题用人口一乘，就成为天大麻烦。
大学期间称得上行万里路的经历还是假期回家，从郑州到新疆，真是八千里路云和月。算起来，“七七级”只有三个暑假。第一次回家由于宝鸡天水段塌方，陇海线不通，不得不绕道北京。当年，从郑州到乌鲁木齐，火车三天三夜，一路硬座，没有卧铺。卧铺票相当于母亲一个月的工资，而且那时候除了工资，再没有其他收入，人口多的家庭每到发工资前不得不东借西借。每次暑假回家，坐三天三夜，回家睡在床上，身子还觉得随着车厢摇摇晃晃，大约一周才恢复正常。
三天车程固然辛苦，但也不乏乐趣。如果买到靠窗的座位就更惬意，白天浏览风光，晚上趴在桌上困觉。郑州出来，先是洛阳、三门峡，绿树葱茏，表里山河。进入陕西，有潼关、西安、咸阳、渭水一路相伴，直到甘肃。然后是长长的河西走廊，车行至少一天一夜，从天水到兰州，从武威到酒泉，从乌鞘岭到嘉峪关。最后是新疆，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万古荒凉，气势雄壮，哈密、鄯善、巴里坤、吐鲁番，一串串珍珠似的地名，彩色斑斓，如诗如画。沿途的历史文化更是丰富多彩、缤纷绚烂，多少诗情画意，英雄美人，多少壮怀激烈，烽烟滚滚，让人怎不遐想慨叹“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豫西的杜甫、玄奘，留下三吏三别、《大唐西域记》等千古名篇。秦中自古帝王州更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渭城朝雨浥轻尘，雪拥蓝关马不前，为中华注入文治武功的勃勃生机。走过河西四镇，遥想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都护军书至，匈奴围酒泉，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不禁思接千古，视通万里。至于天山南北的风光无限，丝路花雨的气象万千，就更是令人荡气回肠，慷慨生哀：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胡儿眼泪双双落，胡雁哀鸣夜夜飞。
在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传统中，山川河流从来都不仅仅是谋生的场所，也不仅仅是现代生态保护的对象，而更是诗意栖居与壮怀激烈的天地，所谓“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就像魏武的“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陶令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太白的“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甚至邵雍的“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都觉得耐人寻味。唐晓峰教授说：“在西方传统自然观中，大多强调自然的实用性，现在流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的，强调人的生存与健康。这些当然不错，但不够丰富，缺乏审美的视角。而在中国的地理景观文化中，包含有‘审美’这一精彩的一章。”所以，不是特别赶时间，我更喜欢坐火车，如今更是首选高铁，途中可以随时面对饱含历史文化蕴涵的山川河流，任思绪在历史与现实、在大地的一草一木与书本的一字一句间自由穿梭。我去过悉尼，待过温哥华，从东到西走过美国，这些地方的自然风光与气候条件无不令人称羡，也可以说是“世界一流”。然后，坦率说，感觉仅此而已，因为缺乏一种历史人文的深厚蕴涵，美景仅仅是美景，没有多少回味和更多韵味。犹如一张风光照片，固然赏心悦目，但也仅此而已。在温哥华期间，住在东郊三十三楼的公寓里，客厅落地窗外视野开阔，一览无余，此间也很少纽约丛林似的摩天大楼，远方清晰可见美国华盛顿州的旅游胜地贝克山，雪山皑皑，蓝天盈盈，右手边的温哥华港湾烟雾朦胧，天光云影，让人自然想到杜甫的名句：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然而，此情此景虽可联想到杜甫的描写，却无论如何也联想不到杜甫的意境——千秋雪、万里船。与此相对，一天傍晚，与时任河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的张举玺教授，站在古城汴梁的黄河岸边，西望黄河上一轮硕大耀眼的落日，我们禁不住一起吟诵起李白的诗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中心的唐晓渡教授，在美国九年，走遍美国河山，他曾对老友李零教授说，“看了太行山的大峡谷，美国的大峡谷还用看吗”？
当年，“七七级”大学生风光八面，个个都像科举时代的状元，这种特殊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恐怕都是头一回。只要听说是大学生，看到胸前佩戴的大学校徽，人们都不由流露出敬佩之情，这是今天博士生都难以企及的时代尊荣。当然，除了“七七级”以及新三届本身出类拔萃，主要也是特定时代的精神文化氛围所致。刚刚粉碎“四人帮”，全国上下热气腾腾开始新长征，四个现代化以及尊重知识、尊重文化的气氛极度高涨，许多人等车时、乘车中都在学习，想尽快弥补失去的光阴。当此时，第一批天之骄子大学生，自然格外受人尊崇。那时候，绝大多数学生，不管哪个学校，都喜欢戴着校徽，既是一种相沿已久的校园习惯，也不无一种潜在的虚荣。所以，在车上几天时间，也可以尽享大家的尊重目光。当年，火车上的食物虽然简陋，但每到大站小站，站台上都挤满各色叫卖人等，各地小吃八仙过海，让人垂涎。如此一路下来，也可一饱口福。
路上如果结伴而行，就更少疲惫与无聊了。一年暑假，济源县城的同学去新疆看舅舅，我们一路做伴，把谈甚欢。又一次，与初中同学相约，乘同一趟车返校，他在兰州上学，我俩在兰州站道别。那一次，同一车厢有几位蒙古族年轻男女，一上车就不停唱歌，唱啊，唱啊，从下午一直唱到晚上，我们都入睡了，他们还在唱，后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歇下来，让我真正见识了能歌善舞的民族与民风。小时候在新疆，也常见邻里的少数民族逢年过节载歌载舞，通宵达旦，但如此亲身经历还是第一次。也是那一次，去车站送我上车时，父亲几次告诫我，钱包不能放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我一点听不进去，还觉得父亲啰唆。上车后，聚在窗前与父母道别，父亲又叮嘱把钱包、车票看好了。于是，我下意识摸摸裤子口袋，已经空空如也，脑子顿时一片空白。因为第一次失窃，觉得不可思议，不敢相信。后来回想，应该是上车前，车门口聚着一群旅客，挤挤挨挨，小偷乘机下手，而钱包又在毫不设防的裤子后兜，岂不易如反掌。好在车票拿在手中，让列车员检验，否则损失更大了。离家前，父母给了一笔不少的银子，就这样被三只手囊中探物，顺手牵羊了。这也是人生少不了的功课，吃一堑，长一智；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这些行万里路的阅历，不仅多少丰富了我的人生与学业，而且促成毕业论文的选题。“七七级”同学不少人都长于写作，还有不同作品发表，成为同学议论的明星。我们班也不例外。其中有两位诗人，一位写正统诗，一位写朦胧诗。朦胧诗刚刚兴起，大家自然好奇，虽然看不大懂，但觉得别有味道。这种重意境、讲含蓄、求象征的诗风，同西方现代派诗人波德莱尔、纪德、艾略特、庞德等一脉相承，也与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诗坛现代派如出一辙。如民国年代的评论说的，这一诗歌流派有一种“含蓄的美，读之味深意长，意境多以灵魂为出发点，比兴做方法，时常和描写的对象离得很远，而浓写着身边的问题，来烘托主见。故往往使人捉摸不住头脑，甚或一诗出手，除了作者之外，再无人会能完全领略”（穆穆《读诗偶评》）。为此，当年就有“朦胧”、“看不懂”等批评。
我对诗没有特别偏好，只要有真情实感并有诗的形式美，便无不喜欢。所谓形式美，基本一条是韵律节奏，诗的主要美感就在于韵律节奏：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如情似梦漓江的水。(https://www.daowen.com)
愿她走过的路上，点缀些青绿的荷塘！愿大树的浓荫掩遮着火热的炎阳！愿路上的尘土为荷花的花粉所调剂！愿微风轻轻地吹着，愿她一路吉祥！（迦梨陀娑《沙恭达罗》，季羡林译）
我记得那美妙的瞬间，在我面前出现了你，犹如昙花一现的幻影，犹如纯洁之美的精灵。（普希金《致凯恩》，穆旦译）
……
诗应该是文字谱写的音乐，一如音乐是音符构成的诗章。没有韵律节奏的书写，不知能否称为诗，又同分行散文有何区别？好的散文与诗作一样，有诗情、有意境、有哲思，唯独不必节奏韵律。当今的诗人与诗作，即便充满诗情，饱含意境，富有哲思，然而，“不足为外人道”，只在自娱自乐的小圈子中流传，一个显见的原因也在于缺乏音韵节奏。既然不能朗朗上口，又如何脍炙人口？自从上世纪末两位大诗人以诗人方式离世后，迄今为止，尚无天下谁人不识君的中国诗人，而两位诗人为人所知的恰恰都是朗朗上口的名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这个世界充斥了太多神仙的说教，而我们已经很难听到‘英特纳雄耐尔’的歌谣”（昌耀）。
也是在我们班朦胧诗人的推荐下，我读到一些外国现代派诗人的作品，印象最深的是普列维尔的《公园里》：
一千年一万年，
也难以诉说尽，
这瞬间的永恒。
你吻了我，
我吻了你。
在冬日朦胧的清晨，
清晨在蒙苏利公园，
公园在巴黎，
巴黎是地上一座城，
地球是天上一颗星。
这首诗的意境独出心裁，耐人寻味，韵律节奏也是一咏三叹。当然，这里的韵律节奏已是中文而非法文。译者高行健是八十年代的现代派作家，后来旅居法国，也是海外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他对文字自然有良好的感悟和把握，而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借助于文字，包括锤炼字句、推敲意境、吟咏节奏韵律。从欧洲古典“商籁体”到唐诗宋词，从拜伦、雪莱、海涅、普希金、茨维塔耶娃，到郭沫若、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从冯至、艾青到北岛、舒婷，无不如此。人们记得这些诗人，首先在于含英咀华万口传的诗章，就像传唱拨动心弦的歌曲。而诗歌，诗歌，诗与歌本为一体，《诗经》原本是歌唱的，许多民族史诗也是艺人咏歌的，如《荷马史诗》与中国少数民族的三大英雄史诗——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传唱自然离不开音韵节奏。诗经、楚辞、乐府、宋词、元曲以及民歌民谣现代诗，甚至流行音乐，既是诗，又是歌。故离开节奏韵律，诗也就难成其为诗了。简言之，我心目中的好诗，一是有情，一是有韵。我相信一千年、一万年，诗也离不开真情实感与节奏韵律。我更相信，有朝一日，中国一定还有天下传扬的大诗人，而能够天下传扬也一定在于真情实感与节奏韵律的有机统一。
除了诗人，我们班还有写新闻、写小说、写散文的。我自忖才疏学浅，别无所长，只好随手涂鸦一些游历的风光节物，如少林寺、王屋山、云龙湖、新疆天池。我曾把天池一文，试着投寄上海的《旅游天地》，还有幸发表了。当年，旅游初兴，国人尚无习惯，也无条件旅游。因此，旅游杂志便成为卧游的媒介，而上海的《旅游天地》最受欢迎。还有一次，暑假回家的来回路上，我写了一路风光、见闻与历史掌故，总题为《八千里路云和月》。做毕业论文时，我对学术研究不入门，便同导师商定写写中国古代的游记文学，并附上自己的几篇游记习作。
当年学术条件与今天相比，就如长矛大刀对导弹航母。一切都得靠自己，上穷碧落下黄泉，一点点搜集、爬梳、整理、咀嚼、反刍，再慢慢构思写作，而我对论文及其写作一无所知，开始不知从何入手。有道是丑媳妇总得见公婆，经过一年艰难爬行，一步一捱总算完成初稿，题为《游记文学纵横谈》。三岁看老的老话，好像也适用于此。虽然只是一篇本科习作，却也显示了自己学业上的基本旨趣及其优劣短长，这些优劣短长仿佛与生俱来的基因，既身不由己，又终生相伴。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作什么样的文，古人一向强调为文与为人的关系，良有以也。后天的学术训练固然也会型塑学术旨趣，但天性与秉性也不可忽略。回顾我的本科论文，发现求学问道的基本面貌当年就显现出来，并延续至今。如每每大处入手而不是细部着眼，奔大问题，想大道理，做大文章。问题是大有大的好处，大也有大的难处，弄好了可能大开大合，乃至大手笔、大文章；弄不好则沦为大而空，包括大而无当、大而化之、大言不惭。从本科论文以来，我的文章标题时见“纵横谈”，也可见大处着眼而不善细部入手的基因。来清华后，心情愉悦，除了专业撰述，也有一些雕虫之作，如《湘行杂记》、《走马河西》、《悉尼印象》、《访美散记》等，一看就带着本科论文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