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实习

高年级开始专业实习，三个专业方向都同样实习，分到不同地方和部门，更近似现在的社会实践。我与两位同班男生分到了新密煤矿。新密是郑州属县，现为县级市，位于郑州南缘，距中心城区三十公里，附近有少林寺、黄帝故里、新郑国际机场。我们在新密煤矿实习一个月，留下一些有趣的记忆。实习期间，曾经两次下井，在掌子面上参观，与工人们交流。下井前，矿上宣传部门还专门给我们做了安全教育，讲了井下一系列安全事项，如偏帮冒顶、瓦斯爆炸等，听得我们心惊肉跳。于是，第一次下井，随着升降机下到深不可测的地下，坑道一片昏暗，跟着带路的师傅跌跌撞撞，听着两边发出一阵阵嘎吱嘎吱声响，感到一种无望与恐怖。想着矿工天天下井，就觉得像是赌命一样。不过，第二次下井，已没有那么可怕的感觉了。掌子面很闷热，不干活都汗流浃背，有一条不停转动的输送带，把开采出来的煤源源不断输送到下面。一次，我们谁不小心，一下掉在输送带上，眼看跟煤一起卷入下面的“黑洞”，被工人师傅手疾眼快一把拽了上来。在井下最难忘的是，我们一个个都成为黑人，除了眼睛和牙齿，浑身上下都是黑黢黢的。出来后泡澡、洗澡，怎么弄也洗不净一双熊猫眼。

矿上的伙食让我们大开眼界，也大快朵颐。七八十年代，吃得饱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之际，新密矿工的食堂已经达到吃得好的标准。不仅主食、副食品种多样，无不可口，而且价钱低廉，物超其值。我们天天换着样子吃，都觉得吃不过来，也吃不够。由于矿工的工作轮班倒，食堂也是一天到晚都营业，什么时候去都开着门。有时候，晚上饿了，我们就去食堂“吃夜宵”。实习下来，真是吃美了，其他实习小组羡慕不已。看来当年工人阶级不仅是政治上的领导阶级，而且也是社会经济上的富足阶级。事实上，煤矿工人、石油工人等都曾是工人阶级的代表，一曲《我为祖国献石油》传唱至今，天安门的国庆游行队伍中也总少不了煤矿工人的方阵，戴着矿工帽，系着白毛巾。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以及据此改编的电视剧，有不少孙少平在大亚湾煤矿的情节，反映的也是当年煤矿工人的状况，同我们的实习情况颇多相似。不过，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的是，后来私有化的矿山小煤窑以及各种矿难、血案、包身工等，一度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问题。根据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2003），就取材于1998年三起特大矿洞诈骗杀人团伙案，也就是郑吉宽团伙（致死110人）、潘申宝团伙（致死28人）、余贵银团伙（致死38人）。看着如此血腥暴烈、如此丧尽天良，更是二十年前在新密煤矿实习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

虽然不可相提并论而同样想不到的是，上大学由于营养不足，我的头发一度泛黄，以至于被戏称为“黄毛”，不免感到沮丧、自卑、无奈，而如今黄毛居然成为时髦，连有的主流媒体主持人也染成黄毛。说不定哪一天白毛时兴，又放眼一片“白头翁媪”了。我不反对修饰、化妆、打扮，得体的服饰装扮，令人面貌一新，更是美化生活的题中之意，但自己浸润的时代及其风气讲究本色天然，就像吃的是本色天然的五谷杂粮、蔬菜水果，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不偷、不装、不吹”也蔚然成风。而如今的修饰之风无所不在，铺天盖地，如同屡见不鲜的商业广告两面人，往往弄得假作真时真亦假了，有人就时常问我，问我的黑发是染的吗？(https://www.daowen.com)

我们小组作为新闻实习，自然少不了采访写作。三个人中，有一位同学入学前在公社做过工农兵通讯员，还在省报上发表过报道，在班上小有名气。于是，他就像老大，我们则如马仔。也是这段经历，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心目中神圣的新闻工作，原来还有不足为外人道的情况。一次，矿上安排我们采访一位老工人，劳动模范一类的人物，成绩与事迹肯定不少。问题是，老工人朴实无华，又不善言辞，问一句，说一句，而且没有大话、大词，都是看似不起眼儿的日常工作。为了挖出他的感人故事，老大同学便充分施展“故技”，不断设想或设计各种有故事的情景，类似有一次发高烧，你还在掌子面上坚持工作等。然后问老师傅，有没有这个事情。对方回答真是绝妙。当地方言把没有浓缩为一个单字，读作“谋”，如粤语“冇”，干脆利索，斩钉截铁。回答我们设计的情景时，老工人总是一个字——“冇”，我们听着又失望又好笑。回头说起来，我与另一位马仔颇为不解，原来你当通讯员，就是这样采访报道新闻呀！老大同学不屑一顾，说你们懂什么，新闻就是这么出来的。日后对新闻、对社会了解渐多，才开始理解老同学说的事情。我们以为现实生活中都是焦裕禄、王进喜、邢燕子式的人物，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和细节，记者只需去现场把它们采集起来，记录下来，用生花妙笔写出来就行了。事实上，现实中固然不乏先进人物和动人事迹，但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并不突出，往往也没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情节，但他们身上确有不同寻常的品质和闪光点，需要记者想方设法去发现、去发掘。我的同学的做法并不错，也是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实际发生的事中求得“是”即大道，问题是方法比较简单，又遇上一位本色天然的“闷葫芦”，便弄成喜剧一般的采访。

实习期间，还有更好笑的记忆。当时，我正在读《堂吉诃德》，发现世上居然有这么滑稽好笑的书，看得我忍俊不禁，捧腹不止，每每扔下书本，难以为继。我读的是杨绛的译本，当时既不了解译者也不关注译者，只觉得文字蕴藉，妙趣横生。后来出了不同译本，爱屋及乌都买了，也看了，有的只看了一部分，可是再也找不到当年的喜感了。西方有句谚语说，读《堂吉诃德》，第一遍笑，第二遍哭，第三遍思。前两年，又拜读了董燕生的新译版本《堂吉诃德》。这个版本第一次从西班牙文直接翻译，也补足了杨绛译本脱译的内容。董燕生也无愧翻译大家，文字功夫与翻译水平无不令人叹服，虽是外文，读来却如意蕴丰富的地道中文。读的过程，也不笑，也不哭，即使再荒唐可笑的地方，都无动于衷，心平气和，同时却一直在深思各种社会、历史、政治、文化问题。如书中屡屡把黑人、穆斯林等作为黑恶势力，就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十字军东征的血腥历史。这也得益于张承志的一系列撰述，如发表在《读书》上的《地中海边界》，这些论述同样构成《堂吉诃德》的背景，不了解这些背景，是无法参透书中隐含的深意：

沿着地中海，存在着一条清晰的、世界史的分期线。就天下大势而言，在人类的古代兴起的穆斯林世界，曾是历史进程中诸古老文明的屏障。这并非一个发现，这是一个事实。这不是一个整理故纸的题目，这是人类历史的教训。在新帝国主义和十字军主义向着世界作更大的进攻时，这一教训的意味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