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新闻，玩摄影
中文系的三个专业方向——语言、文学、新闻，在第一、大二都上同样的基础课，大三之后才有专业方向的教学安排。我从1980年进入新闻方向学习，从此与新闻结缘，至今已经四十年。
说实话，学新闻最初并不是我的志向，也不是我的选择，我性格内向，生性腼腆，并非干新闻的理想人选。如前所述，这是高考时家长越俎代庖的选择。不过，数十年下来，也不知不觉培养了专业感情，如今更是矢志不渝，只能把新闻进行到底了，正所谓先结婚，后恋爱。
郑州大学之所以设新闻方向，也源于七十年代培养工农兵大学生与工农兵通讯员的需要。我在农村插队时，曾见过郑州大学写作教研室编写的新闻教材。如果说当时的新闻教育带有培训性质，那么随着“七七级”新闻方向招生，学科建设自然加速推进。首先是师资，新闻方向开课时，中文系已经调入和配备了几位专业课教师，包括一位人民大学新闻系和一位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人大的樊炳武老师教我们新闻理论，复旦的彭正普老师教我们新闻摄影。此外，勤奋自学的王洪祥老师，郑大中文系毕业生、当过多年记者的王振亚老师等，也是新闻专业的骨干。多年后成为新闻学院院长的董广安老师，还是刚刚留校的工农兵学员。
当时，高等教育百业待兴，新闻教育更是如此。就拿正规新闻院系来说，不过寥寥几家，如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暨南大学、新组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专门培养研究生）。“七七级”入学时，人民大学还没有复建，原有师资尚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包括甘惜分、方汉奇、郑兴东、何梓华等。1978年人大复建，新闻系才回归人大建制。于是，人大新闻系“文革”后第一届学生即“七七级”是从北大进来的，包括现任新华社社长何平、原新闻系副主任涂光晋等。新闻系“七八级”同样人才济济，如范长江哲嗣范东升以及尹韵公、郭庆光等。如今名重学界的温铁军，则是新闻系“七九级”的。鉴于新闻人才青黄不接，新闻教育也受到关注。不过，我们就读期间，全国新闻教育新闻学尚在恢复重建之中，教材没有教材，资料没有资料，器材没有器材。有限的教学内容往往都靠老师临时准备，而可供参考的专业资料又很匮乏，如今想想都觉得难为他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即使如此，老师们还是尽心尽力，备课上课，在我们的专业成长上不负启蒙之功。我虽然不属于新闻方向的好学生，但同样从中获益，影响至今。如今，我的专业领域多少涉及新闻史，不能不说与王洪祥老师也有关。他讲《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写博士论文《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时，他还惠赐台湾学者朱传誉的《宋代新闻史》，供我参考。其他老师同样如此。“文革”期间，山东快书颇为流行，《奇袭白虎团》常在广播中播放，高元均的名字家喻户晓。我们上新闻采写课时，他正好来郑州演出。由于王振亚老师逼着大家出去采访，完成一篇课堂作业，我就硬着头皮找到这位山东快书的开宗立派人物。老人家倒是很热情，穿着军装，戴着领章帽徽，还有警卫员陪伴，至少属于“师首长”一级。无奈我笨嘴拙舌、期期艾艾，只能浮皮潦草应付差事。回来后，写了一篇《天下谁人不识君——访高元均》，交给王老师。没想到，王老师还在全班读了这篇习作，给了我一种精神激励，觉得自己或许也能学好新闻。如今，我在教书育人中，同样更愿意给学生以鼓励而很少批评，除了“爱兵如子”，自己的大学经历也不无影响。2018年3月，我赴美交流一个月，在密苏里新闻学院两周，然后去东部的华盛顿、波士顿，再经五大湖地区的布法罗到旧金山，最后从洛杉矶回国。在美期间，以北伐期间战地记者谢冰莹的《女兵日记》形式，每天记录种种见闻与观感，虽是浮皮潦草、走马观花，但也是真情实感，以及新闻记者寻幽探奇的心态与笔触。全文收入本书第九章，也可见学新闻之一斑。
当年，甘肃省新闻研究所创办了一份《新闻理论与实践》，思想新颖，影响广泛，在新闻期刊极度匮乏的年代尤其引人注目，我也订了一份，从中获得各种专业滋养。其实，说是刊物，不过是四开报纸，每期只有一两张。陈力丹教授对七八十年代的新闻期刊做过专题研究，出版了《我国新闻传播学过刊》，对这份刊物也有论述，并统称为“不能忘却的1978—1985年”。在有限的书刊中，一些主流媒体的内部通讯也颇有足观，如《光明日报通讯》、《解放军报通讯》等。这些刊物应为内部发行，三十二开版式，如《半月谈》大小，主要供新闻界交流业务、探讨专业、提高报道水平。所以，内容实在，文章也都精练，每每针对具体问题有感而发，不尚空谈，案例大多鲜活、具体、生动。我从这些通讯刊物中得到不少专业教益与启发。不记得是一月还是半月一期，反正每一期我都翘首以待。印象尤深的是笔名“黎信”的文章，围绕西方新闻手法，从具体事例入手进行分析，新意迭出，新人耳目。多年后，才知道黎信是新华社记者李竹润的笔名，李老师毕业于今天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曾任新华社特稿社副社长，晚年又回母校教新闻。1980年他将密苏里新闻学院的新闻写作教材翻译出版，这部新华出版社付梓的《新闻写作教程》，惠及一代新闻人，我也曾反复研读。后来我在清华主持名记者讲座时，优先考虑的人选也有他，第一次见他时自然谈起与“黎信”结缘的往事。
如今，新闻院系与新闻学界很难看到此类短小精悍的文章了，学子们面对的多是峨冠博带的学术期刊、学术文章、学术大作，含英咀华，佶屈聱牙，贪多务得，细大不捐。如韩愈所言：“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甚或贾宝玉所言：“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得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问题是，掌握了一套一套高深的专业理论后，面对中国现实却往往茫然无之，遇到新闻实践与社会政治的具体问题，要么大眼儿瞪小眼儿，要么横挑鼻子竖挑眼。粗略分析，这种落差同数十年来群众路线在新闻界一路下滑，同时精英意识一路上扬如出一辙。当年短小精悍的新闻通讯刊物以及言之有物的《新闻理论与实践》，同时也是面向基层成千上万的新闻通讯员，他们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专业分析和理论指导，如同朱毛红军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而非王明的一套马列主义高谈阔论，以及生吞活剥的洋泾浜、洋八股。(https://www.daowen.com)
当下新闻界乱象丛生，从价值观问题到专业性问题，可谓一言难尽。就专业而言，虽然新闻专业主义大有问题，因为这个所谓主义背后是非马反马的自由主义，即一整套欧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新闻毕竟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不能不讲专业。原中国记协党组书记、光明日报记者翟慧生有句名言：新闻工作是业务性很强的政治工作，又是政治性很强的业务工作。问题是，文宣系统、新闻媒体以及新闻院系，当下不懂专业或业务者比比皆是，仿佛新闻报道是个小儿科，随便什么人，无论怎么样，都可以应付。也正因如此，导致许多本来可以做好的事情很不专业，结果是人民群众不满意、不买账。当然不满意还有其他原因，但不专业也难辞其咎。比如，科班新闻人都懂得“背景”的作用，也会想方设法在新闻中巧妙插入相关背景，既丰富报道内容，又便于读者理解。随举一例，刚刚听到央视报道物博会消息，提到展馆面积20万平方米，这样不专业的表述举不胜举。我不知道有多少观众能够明白20万平方米有多大，反正我是听了之后一头雾水，心想记者电视台也够任性的，只管自己报道，不管别人理解。其实，懂得一点新闻专业，就会在这里适当加入一点“背景”。比如这么说，展馆面积20万平方米，也就是大约30个足球场那么大。
在大学的新闻老师中，对我影响最大的当属彭正普老师。彭老师“文革”前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分配到洛阳教中学。七十年代后，大学恢复招生，郑州大学开办工农兵通讯员培训，于是调入郑大，直至退休。彭老师科班出身，对新闻充满热情，天生性格又要强，不达目的不罢休，因而影响了一批新闻学子，我也忝列其中。他对我一直很关心，乃至大学毕业两年后，又力主把我调回新组建的新闻系任教。我们中文系新三届有许多出色的同学，后来在新闻界大都出类拔萃。如新华社就有两位分社社长，一位还做到副部级。再如，河南日报从“七七级”入职以来，后来的几任领导班子基本上都是我们同学。有一年，听说我去郑州讲学，他们邀请我去报社做客，聚餐时社领导七八人，一看都是“七七级”、“七八级”同学。
尽管不清楚当年彭老师为何器重我，但我确实努力不辜负老师的厚爱。那些年，彭老师时常请我去他家。我这么一个内向，连向老师提问都发怵的学生，居然能够登堂入室进入老师家，也可见彭老师对我的青睐和我对他的信赖。1982年，获得第二届金鸡奖最佳故事片的《邻居》，聚焦高校住房问题，也折射了普遍的住房紧张状况。彭老师的家也是如此，一家五六口，挤在两居室的小屋，他的书桌两边摆着两张小床，我坐在床上，他坐在椅子上，面对面的逼仄情景真像他说的“促膝谈心”。当时复旦新闻系有些内部发行的小册子，类似新闻界的通讯刊物，如“外国新闻参考资料”。他见我感兴趣，就慨然相借。这些学刊，也打开我的视野，如最早看到的传播学。当时对传播（communication）的翻译五花八门，加之不了解其思想脉络与社会政治背景，故看到翻译的“群众通讯”、“公共交通”等名目，只觉得如堕五里云雾。即使如此，这些期刊到八十年代，还都比较实在，没有太多虚头巴脑，就连《新闻大学》连载陈韵昭的传学讲座，也让人觉得理论深入浅出，文字生动活泼，与九十年代以来的学风迥然不同。这又何尝不是延安传统，以及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朴学遗风呢。
彭老师开有新闻摄影课。摄影以及摄像如今都已进入寻常百姓家，而当年一部照相机，对单位和个人都算高档品。所以，前些年热炒的民国方大曾，作为当时的摄影爱好者，有个细节被衮衮诸公忽略，即百年前玩摄影可不是现在那么简单，我在《小方是谁》一文中比之为当下玩飞机、玩游艇。我们上新闻摄影课时，中文系既没有照相机也没有实验室，选修摄影课的同学，得想办法自备相机。我的相机多亏大弟弟慨然相助，他一向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又会理财，在部队期间，虽然津贴有限，听说我为此犯愁，居然拿出一笔当年的“巨款”，给我置办了一部海鸥牌照相机。四十年过去了，我还保留着购货发票。
郑州西郊有西流湖，名字总让我联想起儿时的童书《西流水的孩子们》，我们年代的“阿童木”、“奥特曼”、“蜡笔小新”。西流湖虽同西湖和武汉东湖不可比，却也是一片水光潋滟的宜人景致，水面开阔，碧波荡漾，绿野环绕，高天流云。所以，这里就成为郑州踏青游玩的好去处。有几次周末，彭老师带着学摄影的同学，来西流湖拍照，现场指导，构图如何、取景如何、光线如何、曝光如何等。这种手把手地训练，自然容易理解和掌握摄影的门道儿，更不用说潜移默化培养的专业志趣。毕业后，不玩摄影了，但还时而关注并琢磨摄影问题，设法买来当年能够买到的、为数不多的摄影书籍，如吴印咸的著作。如今，看到学生拍的照片，还往往忍不住修剪一番，以求画面完美。
学摄影之际，还一度痴迷洗照片。现在照相都不需要洗照片了，手机拍照不必说，就是专业相机也都数码化，只需要传图片，不需要洗照片。当年照相用胶卷，先是120胶卷，后来多为135胶卷，故照相之后，还得冲洗。想当年，柯达胶卷及其广告曾经遍布全球，如同今天的华为手机、苹果手机。洗照片比拍照片更需要专业设备和技术，弄不好的话，拍好的照片也出不来好的效果，故一般往往拿着拍好的胶卷，找专业洗印店冲洗。我学摄影时，还跟一位朋友学冲洗，夜深人静时，设法把门窗堵得严严实实，不让一丝光透进来，屋里只有一盏罩着红布的小灯，在幽暗的红光下操作流程。细节就不说了，也记不清楚了，反正熬了一夜，洗出胶卷，印出照片，看到劳作成果时，就像组装收音机收到电台广播一样兴奋激动。为此也是乐此不疲，往往不知不觉就是一夜，直到天亮时不得不收工。
当年玩无线电时的最大成果是一台国内先进水平的多用机，学摄影时的最大成就则是获得一项摄影比赛一等奖。比赛由学校工会组织，面向全校师生，最后评出一等奖三名，而我居然忝列其中。我的作品倒不见得有多高水平，洗出并展出的照片还有明显技术瑕疵，之所以获奖应该主要在于题材和题目。如今，人们熟知天安门广场大阅兵，而当年边城乌鲁木齐也时有阅兵活动，而且是沿城区主干道巡行，人们可在道路两旁随处观看。大概是1979年国庆节前夕，我在家里过暑假，赶上这样一场阅兵，就在路边拍了一张作品。画面是端着步枪、上着刺刀、踢着正步行进的整齐队列，威武雄壮，气势豪迈。我给作品起的题目是《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出自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如此题材配上如此题目，便使我的平凡之作显得有点不同凡响了。其实，这也是新闻与新闻摄影培养的专业素质：政治意识、大局观念、新颖题材、独特角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