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教育第一波
契阔谈宴，心念旧恩
1983年夏秋时节，我在伊犁出差期间，得到郑州大学新闻系试讲口信，只好请假，从新源县提前返回。此时，郑州大学新闻方向已经升为新闻专业，确定1983年秋季招生，同时拟定1984年成立新闻系。当时负责新闻专业的，正是我的大学恩师彭正普，他力主调我回来任教。如今，新闻院系进入的起码条件至少是博士，甚至还得名校的一流博士。而我一个并非受过完善新闻教育的本科生竟来试讲，这种情况今天看来仿佛天方夜谭。此一时，彼一时，当年全国新闻硕士尚且屈指可数，一般高校也根本不可能指望，更不用说博士了。现在想象不到，当年会在名片上强调“新闻硕士”，如同今天印上博士。
接到试讲通知后，我一边匆匆安排行程，一边匆匆准备讲稿。当时手头没有专业资料和参考文献，只有残存的一点专业知识和一本施拉姆的《传播学概论》（Men，Women，Message，and Media： Understanding Human Communication）。此书八十年代曾被中国学界奉若圣典，1982年由纽约哈珀与罗出版公司（Harper＆Row Publisher）出版，也就是神速出版《方方日记》英文版的出版巨头，如今归属传媒大亨默多克。该公司曾在乌鲁木齐搞过书展，我在书展上看到此书，花了差不多一个月工资，咬牙买了下来。2016年付梓的《欧洲传播思想史》一书后记里，还就此写下一笔：
三十年前，我在天山脚下家乡边城举办的国际书展上，以一个月薪水购得英文版的施拉姆《传播学概论》，欣悦之情记忆犹新。这部曾在学界风靡一时的传播学“名作”，开篇文字想来给不少过来人留下旖旎印象。此刻，我坐在倚山傍海的澳门公寓，写下本书最后一段文字，触景生情，这段话不由浮上心头，那么就以此作结吧：
当我在写这几行字的时候，把视线从纸上移开，抬头就可以看见夏威夷那犬牙交错、郁郁葱葱的群山。如果向水天相接的海岸线望去，可以看到可能是第一批岛民登岸的地方……
施拉姆访华，传播学引入，均为八十年代新闻学界的大事，我自己在新闻系任教后，也曾以传播学为科研重点。而问题是，我在公安厅期间竟鬼使神差买下这部八十年代新闻学人的原版“圣典”，未免不可思议，那时候根本没想过在大学教新闻，更没想过研究传播，怎么“斥巨资”买这么一部当时看来完全与己无关的书呢？事后想来有点神奇。也许大学时，彭正普老师赐我阅读的资料，使我对施拉姆及其《传播学概论》留有印象。反正，幸亏当年彭老师送我那些阅读材料，而我又对西方新闻颇感兴趣，于是选了美国之音作为试讲题目，写出万把字讲稿。试讲中有一点让我终生铭记。我在一处板书中，将关键写作“关健”，被王洪祥老师当面指出。从此，这个错别字自然不会再犯，也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教学科研的一字不苟。
由于彭老师的意见举足轻重，我的调动应算顺风顺水。拿到商调函时，又是欢欣喜悦，又是惴惴不安。两年前大分办的纠缠经历，让我知道“体制”办事斩钉截铁，不容分说，如果公安厅不同意放人，那么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另外，大分办的那番折腾，也让我开始懂得人世间的事情不是都能如己所愿。久而久之到如今，我更懂得“尽人事，听天命”的道理。许多时候，既需要追求也不必强求，随遇而安，顺其自然也不失为一种境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同样，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因此，找政治部主任提出调动请求时，我有两手思想准备。没想到，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的新主任虽然真诚挽留，还说马上要换发新制服，并且实行警衔制，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后来就干到省公安厅厅长。但主任看我去意坚定，又是教大学，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就很痛快地答应了，让我不由喜出望外。
工作至今，我曾三次调动工作，公安厅是第一次，1998年博士毕业从郑州大学调入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是第二次，2001年调入清华是第三次。除第三次调动没有不放之理，其他两次情况类似，结果也类似。先是依违两可，忐忑不安，最后如人所愿，大出意料。而两次负责审批、与我面谈的都是面慈心善的领导，后来政治部主任升为厅长，郑州大学分管组织人事的副书记后来接任党委书记。从他们身上以及数十年来众多知人阅世的经历中，我深感共产党、共和国从来都是好人多。
好人坏人，是毛泽东时代知人论世的常见标准，虽然粗疏直白，也难免伤及无辜，但因直击要害，大概率符合人世间的普遍法则，包括善与恶、阴与阳、美与丑、是与非等。其中，又强调相信和依靠“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群众，也就是说“好人”占绝大多数。如今，智识阶层的各路“相对论”前呼后拥，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犹如男不男女不女的伪娘粉墨登场，弄得有时好坏不分、是非不明、黑白颠倒、阴阳错位，乃至大奸大恶招摇过市，大伪大丑冠冕堂皇，就像2020年战“疫”期间暴露的一些骇人听闻的情况。礼失求诸野，好在老百姓从未丧失基本判断，好人坏人犹如戏曲舞台的人物脸谱一目了然。从荆轲到岳飞，从秋瑾到江姐，从义和团到锄奸团的仁人志士，在人民心中永垂不朽，而汪逆精卫们以及胡适之的朋友们永远不可能得到他们的青眼。当然，后者也从不在意人民的评判，包括为人民著书立说，金杯银杯，不如口碑，他们需要的不是百姓口碑，而是权贵包括国际权贵的赏识，如智识阶层心心念念的所谓国际接轨国际化——戛纳奖、金熊奖、诺贝尔奖、奥斯卡奖、普利策奖……(https://www.daowen.com)
由于新闻人才青黄不接，新闻教育在八十年代有过一波高潮，全国新闻专业新闻系从原来数家迅速达到十数家。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兴起后，又迎来第二波高潮，从十数家增加到百十家。新世纪以来则是第三波高潮，专业教学点激增到上千家。由于各方统计不尽一致，具体数据各有出入，但基本量级差不多。如果按照全国约两千所全日制普通高校计算，如今大约每两所高校就有一个新闻传播教学点，包括农林畜牧类高校。新闻教育如此突飞猛进，显然是与信息、传播、交往等日益活跃，以及新闻传播在社会政治与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息息相关。2016年，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把新闻学与文史哲等十门老大学科相提并论，统称为“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
经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及新世纪以来三波高潮，新闻教育新闻学在百倍增长之际，也发生一系列根本性变异。大略说来，一是新闻学基本上被传播学所覆盖；二是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统基本上被欧美新闻传统所覆盖；三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基本上被自由主义新闻观所覆盖。这一切，直到近些年才得到根本遏制并逐渐扭转。在此过程中，一批批新闻院系的新人，包括掌门人，要么对新闻隔膜，要么半路出家。虽然“业余”不乏一流专家，“科班”也未必有所作为，但如果学科新人越来越缺乏专业背景，那么，学科的健全发展就不能不不受到全局性影响与根本性制约，新闻学一步步虚化、玄化、边缘化也就势在必然。多年前，中央有关部门就曾痛陈“新闻教育全面沦陷”——既沦陷于政治方向又沦陷于专业定位，郭超人等一线“主帅”更痛感“新闻学子再回炉”的普遍问题。如今，自上而下大力推进“校部共建”新闻学院，开始产生一些积极效应，初步遏制了政治价值混乱，扭转了脱离实际、误人子弟等趋势。但目前还是治标不治本。因为，任何学科都有自身的运行逻辑与机制，经过几十年的“去政治化”，学界更是形成某种自我运行的“独立王国”或曰“学术共同体”，包括职称、项目、学刊、学会、学术评价、学科评估、学术评奖、学术荣誉等一整套机制，且不说“学术江湖”、“学术黑社会”等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潜规则。一些人之所以热衷“校部共建”，与其说对“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工作者”感兴趣，不如说对共建带来的新一轮名利感兴趣。用理想召唤自然是理想之士，用名利吸引难免多名利之徒。根本解决新闻教育新闻学的混乱与痼疾，除了确立新闻学支撑作用的主体地位，以及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价值导向，归根结底还得不断壮大学界内部的健康力量，依靠真懂真信真践行的理想之士，包括范敬宜、南振中等这样的院长——既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又有精湛的专业水平，既有深厚广博的文化底蕴，又有因势利导的领导能力，特别是对新闻事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
第一波的标志性事件，是1983年5月在京召开的“全国新闻教育工作座谈会”，郑州大学中文系负责教学工作的王碧岑主任应邀参会。会议留下一张代表合影，王老师后来将这张珍贵照片转送给我，如今还挂在我清华的办公室。许多同仁和学生看到后，都会问我在什么位置，而其时我还在新疆公安厅呢！照片第一排就座的有邓力群，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彭佩云，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后来位至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如此规格的全国新闻教育会议，迄今为止可谓空前绝后。
第一排就座的人中，我认得的还有王中、郑大的王碧岑、中宣部新闻局的洪一龙，三位前辈均已作古。我最后一次见洪一龙是在人民大学读博期间，一次在校园里邂逅，他正由几位学生陪着匆匆赶往新闻学院，好像是去作报告，故寒暄几句，就此别过而竟成永别。第二排和第三排中，还有中国人民大学郑兴东、四川大学邱沛篁、暨南大学马彦珣等。郑老师满头华发，高大挺拔，风度宜人。邱老师当时看上去还像小伙子，清秀俊朗，灼灼其华，前几年他出版一部新闻教育图集时，还请我把这张合影翻拍下来递给他。
1984年郑州大学成立新闻系，也在新闻教育第一波高潮的序列中，与兰州大学新闻系、广西大学新闻系、武汉大学新闻系、华中工学院即后来的华中科技大学新闻系、杭州大学新闻系（后来并入浙江大学）、吉林大学新闻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系等同为后起之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广播学院的“三国演义”既定格局由此打破。我于1984年4月调入郑州大学新闻系，也可谓躬逢其盛。
同当时与后来的不少新闻系一样，郑州大学新闻系也在中文系基础上孕育而成。新闻系成立时，中文系还拨来一批语言文学专业的师资，组成新闻系的基础教研室，与新闻史论与新闻业务教研室并列。主持新闻系工作的也是原中文系副主任刘敏言，刘老师卸任后，去省文化厅任处长，新闻系主任又由另一位中文出身的顾老师接任。顾老师八十年代末暴病去世，才由项德生主持工作。项老师与我同时调入郑大，人民大学新闻系科班出身，一来就担任副系主任，八十年代末任系主任。1993年换届，继续留任，同时把董广安、张婷婷和我安排为副系主任。不料，一年之后，项老师突患重病，进京治疗，再未回到工作岗位。我也于1995年考入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98年调离郑州大学。
八十年代新闻教育第一波高潮中，后起新闻系的普遍问题与头号难题都是师资。为此，人民大学与复旦大学曾经开办了为期一年的助教进修班，学员多是新三届留校的大学生，包括黄旦、张昆、段京肃、戴元光、邵培仁、芮必峰等，郑州大学新闻系的曾宪明老师也在其列。他是河南大学中文系“七七级”的学长（河南大学在“文革”后短短几年间先由开封师范学院改为河南师范大学，旋即改为河南大学），毕业分配到郑州大学中文系，然后派到人民大学进修，回来后主讲中国新闻史，九十年代后调入湖北大学新闻系。
除了曾宪明老师，新组建的郑州大学新闻系还在1984年派出一批学子，分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等进修。他们当时都是大四，进修一年新闻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其中一位九十年代后下海，一位后来移民新加坡，一位政治风波后离职，其他如今还在郑州大学新闻学院，而来已快四十年了。我调入新闻系后，也于当年秋季学期被派往暨南大学新闻系进修，师从梁洪浩老师。同时，新闻系还有一位青年老师与我同行，专业是新闻摄影。这位小陈老师是工农兵大学生，我们上学时，刚从北京体育学院毕业，专业是跨栏，身材高挑，两腿颀长，阳光帅气，英俊潇洒，每当校运动会，都见他指挥分布，大包大揽，俨然像个总指挥。由于酷爱摄影，又颇有天赋和成果，故调入新闻系。
去广州之前的暑假，中文系写作教研室召集了一个会议，让我过去打杂。此次会议，让我第一次走入学界内部，看到一点过去不曾想象的内情。过去想当然以为，学界超凡脱俗，学者冰清玉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没想到还有七七八八的名堂。此次研讨会也是学会的换届会议，主办方大会小会也在谋划新的会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等。期间不足为外人道的情况，同追名逐利的俗世俗物并无二致。当时，学界与社会还算风清气正，远非如今情形所能比。如今情形众所周知，所谓“学术江湖”同《围城》、《小世界》（戴维·洛奇）等何其相似。也是在这个会议上，第一次看到一部电化教学片，讲托夫勒及其“第三次浪潮”，感觉如同广告，一惊一乍的。没想到，后来此人此说八九十年代风靡中国，我也一度颇受影响。现在看来，不过是新一轮的资本加科技的传教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