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城百花开
1973年，一部纪录片《万紫千红》的插曲唱响大江南北。由于1971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中美两国运动员意外交往，推动了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引发世界格局的重大调整，故称“小球转大球”。与此同时，毛主席、周总理在运动会前确定的“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原则，也深入人心，深得人心。于是，1973年，又在北京举行了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万紫千红》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展现了这次声势浩大的“友好”邀请赛，突出了“友谊”的主题，片中还有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影片插曲《银球飞舞花盛开》，由歌唱家邓玉华演唱后风行全国：歌如潮，花如海，欢迎朋友四方来……从此，这首名曲的意境也深深印在我的心中。1980年，一部类似影片与插曲同样广为流传，成为一个时代的心声。这就是影片《客从何来》及其主题歌《迎宾曲》：花城百花开，花开朋友来……歌曲由李谷一演唱，欢快热情的曲调和浓郁的广东民歌风味，给人留下难忘印象。
歌如潮，花如海，花城百花开，花开朋友来——我就是带着如此印象，第一次踏上南下广州的列车。八十年代，深圳特区等刚刚起步，临近港澳的广州成为首屈一指的改革开放“前沿”。我在广州的第一印象可谓“花里胡哨”。作为有名的花城，广州万紫千红，桃之夭夭，衣着打扮又很时新，由于得风气之先，消费娱乐的港台风开始劲吹，愈发显得“花里胡哨”，让人不免眼花缭乱。2020年刚好看了贾樟柯的影片《站台》。影片多是山西方言，又没有字幕，一半内容看不太懂。从影片基调看，倒不失为一部野史风格的八十年代社会史、平民史，呈现了那个年代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以及点点滴滴不经意的人事沧桑与世道人心，从严打到承包，从装束到举止，从话语到观念，而广泛的社会背景通过不起眼儿的细节隐隐在场并移步换形：从华国锋到邓小平，从刘少奇平反到1984年大阅兵，从《火车向着韶山跑》到《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从《河殇》到《渴望》，从《加里森敢死队》到网吧三级片。如果想了解八十年代，《站台》不失为一部朴实无华而耐人寻味的作品，特别是揭示了这一现代中国“大转型”时期的人物心态颇见功力。在影片徐徐展现的历史转型期中，南方都是不可忽略的“影响因子”：“进入八十年代，沿海城市逐渐开放，发廊里能够听到邓丽君的歌。张军前往广州探望姑妈，寄给崔明亮一张印有城市街景的明信片，崔明亮看着明信片上高楼大厦的景象，彻夜难眠。”影片有个细节，几个年轻人聚在家里，斜歪在床上，抽着烟，无聊地打开收音机，调到台湾电台，正好在播放一首歌，而这首歌也是八十年代从南方沿海浸入内地城乡，直到今天都还是某种社会心态的写照。歌名《美酒加咖啡》，演唱者邓丽君：
美酒加咖啡，
我只要喝一杯。
想起了过去，
又喝了第二杯。
明知道爱情像流水，
管他去爱谁，(https://www.daowen.com)
我要美酒加咖啡，
一杯再一杯。
无论对贾樟柯的作品内涵，还是对邓丽君的情治背景，八十年代到广州时，我都一无所知，懵懵懂懂。只记得一片花里胡哨的景象，听着满大街的邓丽君歌曲。可能由于气候缘故，北方店铺与柜台都在门窗里面，而广州以及港澳的店铺则门户大开。初到广州，去市中心北京路一带逛街时，路边的大店小铺无不敞开门面，门口都摆放着震耳欲聋的音响，嘭嚓嘭嚓，震得五脏六腑翻江倒海，其中也少不了邓丽君，构成一种声光化电的喧腾世界。我不明白，店铺门口为什么非得如此搅天动地，不放音响不行吗？放些缓歌慢舞的音乐不更好吗？迄今也没有听到有谁说清楚这个奇怪现象。有种说法是，这种情景下，顾客心神不宁，下意识里就会快买快走，不会耐心挑拣。至少我听到这些躁人的音响，确实想赶快躲开，而难有耐心从容购物。或者，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先声，鼓噪喧嚣中充满活力以及你争我夺的竞争。化用毛主席《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的名言，市场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市场就该这么火爆，这么粗俗，这么混不吝。当然，现在市场环境已经大为改善，至少高档商场已经听不到呕哑嘲哳之声。
既然得风气之先，又敢作敢为敢闯，当年广州的北京路新华书店颇有一些内部供应的“禁书”与外版书。特别是，一批港台社科图书竟也差不多公开销售，哪怕书中内容同主流意识形态相冲突、相背离。由于上学时、试讲时深受参考资料稀缺之苦，便征得系领导同意，放开手脚买了一批港台新闻传播图书，包括李瞻的《世界新闻史》、李金铨的《大众传播理论》等。这些书后来在我撰写外国新闻史和传播学课程的讲义时颇有参考，知识性与资料性的东西尤有帮助。
广州淘书经历最难忘的，是一部安德里奇的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德里纳河上的桥》。当时，第一次听说所谓“特价书”，其实就是减价书。问题是，北方国营书店，再怎么样的书，也不可能减价销售，就像国家计划，丁是丁，卯是卯，一分不多，一分不少。而广州开始突破一些条条框框，逐渐“开放搞活”。如今习以为常的改革开放之说，最初的提法其实是“开放”、“搞活”，即对外开放，对内搞活。邓小平晚年，身边人员问他，改革开放的核心要义是什么？他回答就是让中国人民活跃起来。1984年国庆游行队列中，有并排三辆醒目的标语车：改革、开放、搞活。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房宁的解读：“开放是引领，改革是手段，搞活是目标。”而广州最早让人感到活跃起来，如我这般书虫所感悟的特价书。于是，图便宜，当时和后来买了不少特价书，最后发现许多特价书确实没有多大价值，如今白送都不要。当然个别特价书无愧价廉物美，如安德里奇的《德里纳河上的桥》，南斯拉夫第一部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安德里奇与铁托都出生在1892年，一文一武均为南斯拉夫的象征。2020年第8期《读书》，还刊发一篇游历南斯拉夫的文章《贝尔格莱德：颓唐的新生》（柏琳），自然谈到安德里奇与《德里纳河上的桥》。前些年，为《新闻爱好者》开了一个读书栏目，每月一篇，外国文学方面的书目有《德里纳河上的桥》、《好兵帅克历险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因为，其他作品人们已经谈的太多了。在《从德里纳河上的桥到新闻记者的笔》一文中，我提到第一次读此书时，但觉潮起潮落，汹涌澎湃，千回百转，一泻汪洋。除了内心的感触与精神的淘洗，书中最后那段天问般的人物独白，还被引入2005年付梓的拙著《全球新闻传播史》：
这些邪恶的异教徒对任何东西都进行整顿、清扫、维修、改善，然后又都毁于一旦，他们也许会扩展到全世界；他们疯狂建设，又疯狂破坏，也许会把真主所创造的整个世界弄成杳无人烟的荒野，或者变成一个放牧场，以满足他们贪得无厌的胃口和无法理解的食欲吧？一切都是可能的，不过有一件事是不可能的：那些英明伟大、灵魂高尚的人物，为了真主的荣耀，创建了一些千古长存的建筑物，使大地变得更加壮丽，使人类生活得更加舒适美好，这样的人物将与天地日月共长存。如果这样的人物也完全消逝，那就等于世界上对真主的爱已经完全消失殆尽。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广州期间，与一起进修的小陈老师结伴去了一趟深圳。当时，深圳处于草创阶段，其貌不扬，尘土飞扬，触目所见尽是工地，一片杂乱，见的更多是慕名而来的观光客。想不到一二十年后，深圳居然与北京、上海、广州相提并论。山不转水转，在广州还见到两位大学同学，一位是我们班的女生，一位是邻班的男生，女生在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男生在中山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我们“七七级”一百六十多人毕业时考上四位研究生，均上名校，一位在我们班，三位在邻班，一向热衷讨论问题、辨章学术的班。中大的同学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古典文学的专家。迄今我唯一的一次中大之行，就是去看他。我班女生所上的华南师范大学与我进修的暨南大学只有一街之隔，华师的南门正对着暨大的北门，一迈腿就到了。那次看她，还闹出点糗事。我辗转找到系里，问起她来，办公室老师告诉我在家养病呢，我一惊，问是什么病，答曰“人流”，我心里更惊了，以为是瘤子什么的，便问“人流”是什么，答曰“人工流产”。从此知道人工流产称人流，犹如公安厅期间第一次听到“盲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