暨南大学
2016年，暨南大学隆重纪念开办新闻教育七十年，我也有幸应邀参加，更有幸作为校友在纪念大会上发言。我说道：
三十多年前，我曾在暨大新闻系进修学习了一年，这一年在我的人生历程和求学生涯中，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
难忘明湖畔的蜿蜒小路，清晨来到树下读书。难忘游泳池碧波荡漾，南门外水田稻花飘香。难忘图书馆的灯光与藏书，新闻系资料室的泛黄报章。而最难忘的还是老师学长的音容笑貌。当年新闻系老一辈里有梁洪浩、马彦珣、马戎、陈朗，中青年有孙文烁、吴文虎、梁斤声、谢骏、陈华等，一时风云际会，云蒸霞蔚。记得在孙文烁老师的课上，听他闲话毛主席为刘胡兰的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说应该用双人“得”而不是白勺“的”。年轻的陈华刚刚留校任教，风华正茂，才华横溢，后来选调海南省长的政治秘书，可惜英年早逝。
此时此刻，我愈发感念这些老师，无论逝去，还是健在。“他们在天上，愿为一颗星，他们在地上，愿为一盏灯。”他们以自强不息的学识和厚德载物的德行，给我以点点滴滴的滋养。特别是导师梁洪浩先生，蔼蔼长者，循循善诱，成为我学术人生的第一位指路人。忘了是谁说的：学生不是水池，等着注水，学生是火炬，需要点燃。我的暨大老师就是用他们的学识和德行，点燃了我学术人生的火炬。
今年，我有一本小书《水木书谭》出版，与许多学长相比，我很惭愧，没有更多更好的东西回报暨大新闻系的哺育，聊以自慰的是书中几处“闲笔”还不忘提及暨大老师，这里不妨读一段，以表学生终生难忘的感恩之情：
除了《光荣与梦想》的生动叙事，中文版译文同样流丽畅达。此书是在“文革”后期集体翻译的，在这个出色的翻译集体中，有位依然健在的新闻名家：暨南大学新闻系梁洪浩先生。八十年代，我曾受业梁先生门下，亲炙其为人为学的君子之风、大家之气，获益良多，受用无尽。梁先生2014年适逢九秩高龄，惠赐我的新年书信中有四句小诗，其中“少年流亡路，一生两从戎”，凝聚了一生的报国经历与英雄情怀。一生两从戎，一次在解放前，一次是抗美援朝时期以新华社记者奔赴前线。“文革”期间，暨南大学撤销，先生落脚广州外国语学院。就是在此期间，参与翻译了《光荣与梦想》，承担开篇的《序幕：沟底》。记得在复校的暨大求学时，同学们提起梁先生与《光荣与梦想》，无不钦佩与羡慕。此书能在中国产生如此影响，显然也同梁洪浩等译者、董乐山等校者的中西学养，以及炉火纯青的文字功夫分不开。
作为纪念大会上的校友代表发言，我只能提要钩玄，不可能充分展开。前面提到，我在求学问道中受惠于三所大学，一是郑州大学，二是暨南大学，三是人民大学。人民大学是我的博士阶段，暨南大学相当于我的硕士阶段，虽然仅仅一年，又没有学位，但实际收获庶几近之。迄今为止，除了常规学习，我比较集中的读书时段就在暨南大学与人民大学。暨南大学一年让我深切感到人的潜力之大，如果始终保持如此旺盛的状态，就不难理解鲁迅所说的，哪有什么天才，天才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于工作。
同人民大学一样，暨南大学也是“文革”期间撤销，1978年复建。因此，暨大新闻系与人大新闻系一样，“文革”后第一届学生都是“七八级”而非“七七级”。暨大位于广州东郊，当时周边都是乡村田野，出了大门，就见稻田，去广州如同进城。大门口有趟公交车，向东通往黄埔军校。由于广州如同深圳一样大兴土木，四处扩建，城郊公路也在拓展施工，路上拥堵不堪，往往一两个小时才能到市区。进城中巴条件简陋，夏天窗户四开，热风劲吹，尘土飞扬，进一次城，遭一次罪。好在广州属于亚热带，一年四季，除了岁末年初有些寒凉，其他季节均可冲凉。广东一带把洗澡称为冲凉，名实均有别于北方。当年北方人家没有洗浴设施，洗澡只能去公共浴室，一周洗一次都算频繁了，即使今天一般人也不会天天洗。而南方天热，汗流不止，每天都得用凉水冲洗几次，因为冲洗频繁，又意在去汗而不在去垢，每次也很简便，几分钟解决问题，甚至拿盆水兜头一浇，就算冲凉了。
暨南大学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华侨高校，定位于海内外华侨子弟，服务于海内外炎黄子孙。暨大校名由叶剑英题写，有似鲁迅先生的书法风格。叶帅同陈毅一样，都是我党我军的著名将军诗人。陈毅的《梅岭三章》之一，还出现在我的高考语文试卷中：“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叶帅的一首五绝，当时也曾广为传播，成为四化新长征的象征：“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犹如汉家周勃，叶帅也曾荷“托孤之重”，毛泽东主席誉之为“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不过，周勃“厚重少文”，而叶帅文采风流。
在暨大进修一年，美好难忘的一是读书学习，一是吃喝玩乐。暨大校园一派南国风光，花木葱茏，五颜六色，高大的椰子树比比皆是。校园不大，却有一个风光旖旎的日月湖。湖分两半，道路的一边为日湖，另一边为月湖，我就住在月湖边上的一排简易平房中。房间除了我们郑大两位进修老师，还有两位非高校的进修人员，也都是年轻人，其中一位来自新疆电台，故觉格外亲切。平房的其他几间，住着一大群广东各地县的学员，好像是什么培训班，每次下课回来都得喧闹一番。另外，我们附近宿舍楼里住着侨生与港澳生，他们比起大陆学生更会享受世俗快乐，周末尤其花团锦簇，热闹非凡，舞会呀、弹唱啊，不亦乐乎。
由于临近水畔，蚊虫较多，蚊子还好办，有蚊帐可以遮挡，最难受的是当地所称的“小咬”，一种几乎看不见的小虫，叮上一口，奇痒无比。我的皮肤本来细嫩，又加上水土不服，被小咬叮一下，便忍不住不停抓挠，晚上睡觉更是控制不住，最后浑身上下，抓得一片狼藉。不过，祸兮福之所倚，经过小咬的痛苦折磨，从此便对蚊子叮咬没有感觉了，也可谓曾经沧海难为水。后来，梁老师总是为此感到歉疚，好像没有照顾好我的饮食起居。其实，与知青岁月相比，暨大已是天上人间了。尤其临近月湖，每天早上，都可以去湖边晨读，鸟鸣啁啾，清风拂面，和煦的朝霞透过斑斑树影洒满湖面，颇有诗情画意。当时，谷建芬的一首校园歌曲正在流行，意境恰如湖畔的诗意晨光：(https://www.daowen.com)
沿着校园熟悉小路，
清晨来到树下读书。
初升的太阳照在脸上，
也照着身旁这棵小树。
早就听说食在广州，进修一年深有同感。年轻时爱甜食，广州甜食又琳琅满目，仅仅学校食堂的各色甜食，轮着吃都好像吃不胜吃。按说甜食发胖，但广州一年下来，体重却跌到空前绝后的谷底，腰围只有一尺八九。原因一是学业压力，一是游泳锻炼。我从小喜欢游泳，一直乐此不疲。然而，北方条件所限，多年难以尽兴。乌鲁木齐不用说了，郑州也只能夏季在游泳池过过瘾。而在广州，除年终岁末一段清寒时节，其他时间游泳池都可开放。暨大游泳池离我宿舍，步行十几分钟。特别是，南方的水同南方人一样，绵软柔和，还不凉。所以，暨大期间既过了甜食瘾，又过了游泳瘾。2001年刚到清华时，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在京举行，清华新建的游泳馆也成为比赛场地之一，条件自然不用说了。从清华游泳馆里，还走出几位世界跳水名将。而我从此也可以一年四季尽兴畅游了。
当年新建的图书馆环境清幽，条件优渥，一批海外藏书更令人大开眼界。新闻系资料室同样收藏丰富，一溜儿几大间屋子满是泛黄的报章、杂志、图书，特别是海外的报刊图书，在改革开放之初独领风骚。为此，北京、上海等新闻院系新闻所的学者与学子也常来查阅、复印。在这里，我度过了许多时光，除了上课、去图书馆，往往都待在资料室，随便翻阅各种文献，没有任何限制，与资料室老师也结下依依深情。当时，通过黎信等文章，对西方新闻业有所了解，包括黄色新闻等，但毕竟雾里看花，不明就里。而资料室订有英国《太阳报》，一份赫赫有名的黄色小报，每期都有一整版裸体女人照，一下子就明白了何谓黄色新闻，如何耸人听闻。后来开讲外国新闻，也自然有了一些底气。
暨大读书期间，最难忘的还是老师与学长的音容笑貌。马戎老师当时是系主任，我曾礼节性去他办公室拜访过。马彦珣老师先是副主任，后来担任系主任，1983年“全国新闻教育工作会议”的合影上也有马老师。陈朗老师右派平反，之前看到一些他的言谈，觉得直言不讳，无所顾忌，慕名去他府上拜访，依然议论纵横。陈老师教新闻采写，而我主攻新闻史论，没有聆听他授课，现在回想起来不免遗憾。伍于诚老师也好像什么情况刚刚平反，曾在《参考消息》待过，外语很好，1993年与梁洪浩老师合著《怎样阅读英文报纸》。我修过他开的英文翻译课程，一学期，十来个研究生的小班。老先生慈眉善目，不善言谈，但肚子里墨水不少。我还去他府上就教，离开几年后保持书信往来，其中一封留存至今。他曾推荐过一位他的老朋友张今先生，由于政治运动而下放河南安阳，代表作《英汉比较语法纲要》由商务印书馆1981年付梓。后来我去安阳出差，带着伍老师的问候，登门拜访过张今先生。从网上得知，张老师后来调入河南大学，已经故去。
当年暨大新闻系的中青年老师也各领风骚，别开生面。主讲中国新闻史的孙文烁，是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当时刚与几位中青年学者主编了一部中国新闻史教材，颇受关注。当年出书难于上青天，中国新闻史著述也只有方汉奇先生的代表作《中国近代报刊史》。除了孙老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毕业的谢骏老师，也从事中国新闻史的教学研究，与陈力丹、孙旭培、明安香等是同一批社科院研究生同学。九十年代出任新闻系主任的吴文虎老师，刚从甘肃调来，尚未开课，不久去美国进修传播学，在他府上有过一面之缘。后来吴老师对我也多所提携。几年前，他患病时，我去看望，其情其景历历在目而吴老师也驾鹤远行。
梁斤声老师主讲广播，她的“豪宅”就在我的宿舍旁边一箭之地。为我联系进修事宜的彭老师，鉴于我对外国新闻的兴趣，把我安排到梁洪浩老师门下。而由于彭老师与梁斤声梁老师熟稔，我在暨大期间的日常生活也得到她的关照，还去过家里做客，那时她儿子才上小学。暨大新闻教育七十年庆典时，见到她，还说起儿子的事情，感慨岁月如梭。两位梁老师，都是我在暨大的贴心人。
当年新闻系有两位年轻的陈老师，均为新闻系复建后的第一批学生，留校任教，一时瑜亮。一位叫陈华，一位叫陈世华。陈华老师也是人民大学助教进修班的学员，与我们年龄相仿，经历相似，讲课充满活力。后来担任“封疆大吏”的秘书，九十年代就去世了，令人震惊与扼腕。陈世华老师应该三十出头，略长几岁，主讲社会心理学。八十年代初，暨大新闻系已经开设社会心理学课程，可见前卫与前沿。陈世华老师授课，让我第一次领略了深入浅出、妙趣横生的口才，不亚于《百家讲坛》。我当时对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一无所知，由于他的精彩讲授，我便买了当年仅见的两本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教材，均为南开大学主编。八十年代复建社会学之际，费孝通等就在南开起步。陈世华老师也爱游泳，我们时常在泳池相遇。当时听说他将公派赴美留学，结果黄鹤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