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灿烂的日子
撇开错综复杂的宏大政治问题不论，就大多数人包括知识人的亲身经历和感受而言，八十年代应该说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一个青春洋溢的时代，一个鸟语花香的时代，一个丰衣足食的时代。从《祝酒歌》到《希望的田野》，从《长江之歌》到《年轻的朋友来相会》，仅从这些名曲中就不难感触八十年代的时代气息。由于身处“外省”，除了八十年代中期赶潮流，进京参加一次文化热暑期班，然后从零星的渠道与交往中，获得一些支离破碎的信息外，我从1985年进修回来到1995年考入人民大学读博，从26岁到36岁的十年间一直偏处一隅，更多享受着八十年代阳光灿烂的日子，以及教书育人无拘无束的时光。
从广州回来时，带回一台时兴的东芝牌录音机。看看八十年代影像作品，当年小青年都拎着这种录音机，满大街放着音乐招摇过市。贾樟柯《站台》里的张军，从广州探亲回来，戴着蛤蟆镜，手里也拎着这样的录音机。相比原来的收音机，新型录音机的音响效果确实不错。与此同时，市面上开始出售进口的古典音乐磁带，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勃拉姆斯等，可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这些磁带的价钱也很可观，动辄十元，有的甚至二十多，而当年月薪才五六十，买三五盘磁带，一个月就得喝西北风了。但痴迷于此，欲罢不能，如同抽大烟，或如下乡时听到的新鲜说法：今日有酒再醉醉，明日有酒再醉醉。一次，中央芭蕾舞团来郑州演出《天鹅湖》，大概连演一周，我也几乎场场不落，如醉如痴。有晚，一位天鹅跳着跳着，芭蕾舞鞋的带子松了，随着演员旋转日益明显，好在最后转到幕后了。也是那些年，在郑州相继聆听了吕思清、李心草等巡回音乐会，那时候他们还都是刚获音乐大奖的“毛头小子”，没承想多年后成为乐坛数一数二的人物。
八十年代去北京，又买回一套先锋音响，当年最时髦的高档视听设备，花了五千多，当时“万元户”还是一种财富标签。若非听人介绍，我也不知道还有这等宝贝，因为东芝、索尼等录音机已经觉得很先进了。为此，砸锅卖铁，在所不惜。音响从北京托运过来，取回家中，迫不及待按照说明书，手忙脚乱组装起来，然后放上一盘《天鹅湖》，那一瞬间但觉仙乐风飘，真是“惟心会而不可口传，可神通而不可语达”也。这套先锋音响让我大饱耳福，也算物尽其用了。先锋音响的两个大音箱，现在还在清华办公室，被我连在其他功放设备上，继续物尽其用。为方便收听，除了贝多芬、莫扎特、柴可夫斯基等大型作品，如我推许遴选的十部西洋音乐“大雅”作品：
贝多芬《第三交响曲》
勃拉姆斯《第一交响曲》
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
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
柴科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
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
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
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
莫扎特歌剧《费加罗的婚礼》
柴科夫斯基舞剧《天鹅湖》
还把喜欢的“小雅”作品转录到十盘磁带上，一盘一小时，十盘听下来十小时。为了方便，还把十盘曲目抄录在一张大纸上，压在茶几的玻璃板下，分门别类，一目了然。想听哪一曲，一下就能找出来，都是最有人缘的名曲，如《小夜曲》、《乘着歌声的翅膀》、《圣母颂》、《少女的祈祷》、《月亮颂》、《天鹅》、《拉科奇进行曲》、《军队进行曲》、《轻骑兵序曲》、《马赛曲》、《星条旗永不落》、《流浪者之歌》、《斗牛士之歌》、《军队波罗乃兹》、《匈牙利舞曲》、《蓝色多瑙河》、《乘风破浪圆舞曲》、《祝酒歌》……有些电影音乐也在其中，如《出埃及记》、《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海狼》。《海狼》影片说不上什么，除了格里高利·派克、大卫·尼文等老牌明星，但音乐却有不同凡响的英雄气概，听来意气洋洋，一往无前。
在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之际付梓的《清谭杂俎》中，我谈到三种生活：如果说人有三种生活——现实生活、理想生活和精神生活，那么，学问就是自己的现实生活，学生则代表未来的理想生活，而音乐或艺术就是精神生活了。由于痴迷于此，那些年除了认真备课上课，没有什么专业研究，倒是写了一些随心所欲的东西，如《音乐艺术的超验价值》，对诺瓦里斯、荷尔德林等诗学、美学痴迷不已。1993年处女作《传播学引论》，分析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还引19世纪音乐美学家汉斯立克的《论音乐的美》。吴文虎老师对此颇为称道，他为《传播学引论》（增编版）撰写书评《视野宽广视角独特的传播学佳作》还写道：
原本是重点阐述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而作者却别出心裁地以奥地利音乐评论家汉斯立克的音乐理论作为参照系，详细比较和论述一番。表面上看，似乎两者“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这种触类旁通式的剖析，正是令人醒脑开窍的神来之笔。汉斯立克这位在西方享有盛誉的音乐评论家，一反许多音乐家所主张的“情感说”，而认为“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这种标新立异的见解，的确与麦克卢汉认为“媒介就是讯息”、“媒介是人体的延伸”等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再说，作者这番与众不同的分析，还可以使读者在无意中学到了音乐美学与音乐知识。（《新闻战线》2004年第4期）
除了购买磁带和欣赏音乐，就是买书和阅读。这十年间，我的藏书迅猛增长。一方面，贪得无厌购进视线所及的古今中外名著；一方面，也良莠不分地揽入不少特价书。购书如同女人购物，难免看走眼，买下一堆后悔的东西，然后不断清理，同时又不断补充。1998年搬家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除了一些家用物品，主要就是几十箱图书，粗略整理上架就用了一天一夜。当时还年轻，除了吃喝，一天一夜一口气弄完为止。三年后搬到清华园，又是如此一番折腾。如今，经过数十年不断吐故纳新，剩下的精华约有一万种，在京城众多爱书人中可能勉强及格吧。期间，得天独厚，天助我也，在清华有万圣书园，出家门十分钟就到了。在郑州，九十年代初，三联书店刚好开办了第一家京外分店，全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郑州分销店，也在我刚刚迁居的新家附近，每次晚饭后溜达过去，多多少少总能带回几本新书。《中华读书报》2020年曾刊发一篇文章，作者是当年分销店的员工马国兴，题为《〈读书〉杂志与邮购时代》，专谈这家文化路上的书店。
八九十年代之交，由于家事国事天下事一时纷披，便集中阅读了一批经典，包括英文版《格列佛游记》、《简·爱》、《洛丽塔》。难忘读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大约一周，手不释卷，废寝忘食，如醉如痴，直到一口气读完。之前之后还没有一部哲学著作让我如此痴迷，兴味盎然。当然，这里说的是阅读感受，并不意味着“天下第一奇书”。海内外思想家都指出一个世界性现象，八十年代以降，特别是苏联解体与冷战结束，乌托邦也落下帷幕，世俗生活成为普遍的人生追求。而所谓乌托邦，都是某种对现实的超越，对理想的寻觅，随着乌托邦的陨落，人们失去对另一种生活和另一个世界的想象，一切都在现实之中了。论现实人生，在中国当属孔孟老庄，在西方要数叔本华入木三分了。在他看来，失去超验维度的世界，无非在两极之间摇来摆去，一极是痛苦，一极是无聊。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痛苦，于是想方设法追求欲望的满足，以消除痛苦。知进而不知退，知欲而不知足，此之谓也。而等欲望满足、痛苦消失之际，无聊又随之而来。这种生活的钟摆，就像钱锺书的“围城”。世俗人生，无非如此。《红楼梦》的好了歌，堪称叔本华的中国版本。2020年7月，《中华读书报》记者采访聂震宁，谈读书话题，问哪些书对您的思维影响最深时，聂震宁列举的第一部就是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聂震宁八十年代曾任漓江出版社总编辑，使这家地方小社名闻遐迩，特别是诺贝尔文学奖丛书独树一帜，风靡一时。
与叔本华一样，斯宾格勒及其《西方的没落》、卡莱尔及其《英雄与英雄崇拜》等历史哲学，当时对我也颇有影响，乃至《西方的没落》几个中文译本，见一个买一个，包括港台译本。直到新世纪以来，随着人生阅历渐长与知人论世渐实，重新认真读马列，才懂得俗话说的“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从而由衷服膺唯物史观。
八十年代的西化潮流，也使西方文学包括古典和现代，都受到知识界的格外青睐。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我也借着这一西风，兴味盎然地涉猎了一批外国文学作品（不仅限于西方）。除了《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罪与罚》、《悲惨世界》、《莎士比亚全集》、《约翰·克里斯多夫》、《追忆似水年华》、《一千零一夜》等经典名著大部头，还有一些漓江出版社的诺贝尔文学奖丛书，如吉卜林的《老虎！老虎！》、加缪的《鼠疫》、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与《霍乱时期的爱情》、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等。好莱坞电影《日瓦戈医生》也颇感兴趣，影片音乐更是喜欢。苏联解体前，受到西方及其诺贝尔奖青睐的异见作家米兰·昆德拉大红大紫，他的作品也在中国广为流行，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八十年代涌入的现代派作品，与傅雷、草樱、朱生豪一代五四青年接触的西方文学，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了，对比巴尔扎克、雨果、海涅、狄更斯、莫泊桑、果戈理、契科夫、欧·亨利、马克·吐温等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就一目了然。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是大学时代读的最好玩、最难忘的一部作品。前述《中华读书报》记者的采访，还问到聂震宁读过最有意思的书是哪一本，他说：“外国的是马克·吐温的《汤姆索亚历险记》，中国的是张天翼的《大林和小林》。这两部作品太有意思了，是那种让我惊喜的快乐。”前两年，澳门授课时，闲云野鹤中，重读《汤姆索亚历险记》与《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依然新鲜有趣，兴味盎然。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可谓举世罕匹，包括爱因斯坦相对论等自然科学尖端理论都不陌生，但唯独一类图书极少涉猎，这就是外国文学，即使马克思盛赞的巴尔扎克，以及深刻影响左翼新文化运动的俄苏文学。所以，文史哲三科中，他谈起外国的思想、外国的历史往往如数家珍，而唯独极少谈及外国文学作品。当然，并非完全不读，只是较少涉猎而已，据他身边分管图书的秘书说，“他肯定看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为什么》。还看过英国作家勃朗特的《简·爱》、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希腊神话》和《伊索寓言》，因为他给女儿写信讲过这些书里的故事”。其实每个人哪怕伟人，都难免有自己的偏爱与偏废。在我涉猎的中外典籍时，也有一种书死活读不进去，这就是当时和现在都貌似火爆的金庸等武侠作品。在京参加文化热研讨班时，听到不止一位名流推崇金庸，于是找来一套金庸全集，想通读一遍。谁知道，第一本就读不进去，换一本依然如此，硬着头皮，逼迫自己，也无济于事，好像眼前不是熟悉的汉字，而是失传的八思巴文西夏文，或是徐冰八十年代创作的四千个伪汉字《天书》。不得已，只好徒叹奈何放弃了。想不明白许多高人雅士推崇，还据此拍了许多影视剧，总不至于都在人云亦云吧。如果说是自己的问题，那么从小到大，三教九流，也没少乱翻书，虽然不见得尽入法眼，但还不至于读不进去。我只好聊以自慰地想，自己是吃着三国水浒西游记长大的，口味早已形成，故金庸不是自己的菜。与此相似的还有同样从八十年代一路走红的张爱玲，据说超过鲁郭茅、巴老曹，还比肩曹雪芹、《红楼梦》，而我同样读不进去。这一回不能再用四大名著宽解了，因为四大名著里读得最少的红楼，也差不多读过五遍了。后来，看到范敬宜在《人民日报》总编辑任上写的一则《总编辑手记》，才豁然开朗，涣然冰释：
今天十版《想起了傅雷先生》，立意是好的，但其中对张爱玲的评价过高，不符合历史。如说“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腾空而起一颗耀眼的彗星，天才奇女张爱玲的出现，使当时的上海文坛喜出望外，一时间好评如潮”。这样说太夸大了。事实是，张爱玲在当时并没有这样大的影响，她的作品的主要读者对象是中学生，特别是多愁善感的女学生。有点类似前几年的琼瑶或三毛。文笔比较优美，但生活圈子很狭小，因此真正的文学界并未给予很高的评价，解放以后几乎已无人提起她。想不到这两年又突然炒热起来，对她的评价竟然超过解放以前。这种现象并不正常。
1995年8月8日
对张爱玲热以及诸如此类文化潮流，我一直不得其解。如果是中学生或者女中学生追捧也就罢了，但有许多峨冠博带的文人同样乐此不疲，张爱玲长，张爱玲短。读到李陀的《21世纪之惑——疫情危机与当代资本主义问答》，才觉得豁然开朗。他从马克思《资本论》的视野，以阿尔都塞的“总问题”以及阶级分析法，做了一个放眼世界、纵览现代的深度审视，提出一个百年中产阶级化的认识思路。在20世纪波及广泛的世界性社会变异中，知识分子及其文化趣味是个重要因素，包括弗洛姆、萨特、福柯、齐泽克等知识分子虽然批判资本主义，但骨子里同样趋奉一种“新中产阶级”文化，也就是所谓现代主义、现代文化：
“现代主义的文学和艺术，是中产阶级为表达自己的政治意志和社会理想所进行的文化建设，也是一种让这个‘新阶级’区别于资产阶级、区别于老中产阶级和小市民阶级的新文化。这在20世纪的意识形态领域掀起了一场复杂而长久的遍及哲学、美学、文学的思想冲突，而且一直影响到当前。虽然关于这些冲突已经有了很多研究，但是对之专门做阶级分析的，实在不多。”（《文化纵横》2020年8月刊）
据他分析，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之所以集体右倾，不是批判资本主义而是肯定资本主义，在近代知识分子历史上堪称举世罕见的“奇迹”，结成广泛的思想统一战线，也是因为共享着这一套“新中产阶级”文化及其趣味。
八十年代最让今天“青椒”向往的是宽松的学术环境，没有课题，没有考评，没有论文发表，没有核心期刊，没有非升即走的晋级压力，治学随心所欲，工作悠游自在。虽然当年也讲教学科研，但教学无疑是大家公认的首要目标，教学好了甚至一美遮百丑，如同今天科研好了一美遮百丑。科研不是没有要求，但不是硬性要求，如果不是急于评职称，什么都不做，也不会把你怎么样，既无外在压力，也无内在焦虑。至于职称，也与现在情况不同。第一，职称主要体现学术地位。第二，老教师还在讲师、副教授上，“青椒”着什么急。第三，讲究厚积薄发，追求真才实学，而非浪得虚名。我的大学老师彭正普五十多了还是讲师，负责我们的教研室。为了评副教授，彭老师有几年暑期都在北京奔波，采访一批名记者如穆青、李普、纪希晨、田流、金凤、柏生等，每次回来都同我们畅谈他的见闻，兴高采烈，溢于言表。经过这样一番实打实功夫，最后形成一部《当代名记者》的书稿，1988年由河南大学出版社付梓。后来看到王慧敏回忆范敬宜当年指导他写硕士论文，采用的就是这种研究方法。
如今，我把数十年的求学生涯概括为读书、教书和写书。读了一点书，有所收获，便讲给学生听，教学相长过程中，有了自己的想法，再想着写点有新意的书。八十年代我基本在读书和教书，九十年代后才尝试写书。当然，三易其稿写讲稿，也可以视为写书的前奏。所以，八十年代对我等“青椒”来说，真是自由自在。由于家庭影响，自小神往军旅，儿时喜欢涂涂画画，而最爱画的是军舰、飞机、坦克。大学毕业时，班里制作纪念册，每人提供一张照片，再配一句话，我的留言竟是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也因此，八十年代有一阵对战史以及军事理论十分入迷，买了一批兵法、战史、武器装备等军事学图书，还在外文书店淘到一本“二战”百科全书，并想试着翻译。后来读到韩少功的一段人物回忆，觉得似曾相识，深有同感：“易某最喜欢讲战争史，每讲到将领必强调军衔，每讲到武器必注明型号，显示出惊人记忆力，俨然是个军事行家。我就是从他嘴里得知‘二战’期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诺曼底登陆战役、隆梅尔的北非战役，以及德国的容克52和美国的M2……”
现在想来，这种痴迷也同八十年代的西潮有关。好莱坞的样板戏如《巴顿将军》，当年看得激情澎湃，就像如今国人看台湾调调儿的《八佰》。我的一位白俄罗斯留学生，汉名苏小小，在抖音上聚集了不少粉丝，有个视频讲“中国作为战斗民族”的话题，令人耳目一新。平常总说俄罗斯是“战斗民族”，没想到中国也被称为“战斗民族”。由于这个视频，我还同她交流了一番中国文化中的“武”：
你用现代人的语言，表达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个传统，可以一分为二。一是知，如有名的《孙子兵法》。一是行，如先秦的白起、乐毅，楚汉纷争的韩信、项羽，汉代的李广、霍去病等，举不胜举。另外，许多兵家，既是理论家，又是叱咤风云的统帅，如古代的曹操，现代的毛泽东。毛主席对战略战术的两句名言堪称绝妙，一句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一句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https://www.daowen.com)
中国作为战斗民族，更懂得止戈为武的道理，《孙子兵法》就说过，“上将伐谋”，战争的最高境界不是百战百胜，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说，不用大动干戈，兵戎相向，只用高超的战略，造成一种态势，逼迫对方不得不屈服，如同下围棋，一步一步把对手最终围死。美苏争霸，美国用的就是这种战略，尼克松的一部有名著作就叫《1999：不战而胜》（1999：Victory without war）。
汉字的“武”，有军事、战争、战斗、武力、武德等丰富蕴含，在古代的字形是一个“止”加一个“戈”（即武器），也就是止戈为武的意思。在中国人看来，真正的威武、勇猛，还不是死打硬拼，像美国的大兵，而是不用动武，就消除争端，屈服对手。中国最受尊崇的兵家，往往有君子之风，如李广、李陵祖孙两代名将，或者富有文化修养，而非孔武有力的赳赳武夫。如孙子、孙膑、诸葛亮、曹操，如古代的军神关羽，而关羽的爱好是读《左传》。也因此，关羽瞧不起读书人，而对士卒则非常体恤，相反，张飞由于是个粗人，所以，爱敬士大夫而对部下非常粗暴。这方面，古代的诸葛亮，现代的毛泽东最典型。诸葛亮神机妙算，百战百胜，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同时又留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千古名篇《出师表》。毛主席更是千古一人，一方面，作为读书人、文化人，饱读诗书，文采风流；一方面，又是大军事家、战略家，特别是抗美援朝一战，把头号强国美国打得满地找牙，所以深得中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
兵法影响国人可谓深广矣，无论是君子智慧，还是小人计谋；无论是经国大业，还是凡人琐事，此类影响无所不在。我甚至常拿兵法跟研究生讲学问之道：
——上将伐谋，最下攻城。王国维所论治学三境界，第一就是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也可以理解为，最好的学问在于思想即谋，而最笨的才是死打硬拼，就像美国传播研究费劲移山心力，得出一些妇孺皆知的常识。
——你打你的，我对我的。因此，要走自己的路，莫循他人的辙；自己的路才是生路，他人的路都是绝路。
——兵贵神速，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当然，这是就一般情形说的，有时也有积累一生而后发制人者。
——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在关键点上投入全部精力，一点突破，满盘皆活，故有所谓“一本书主义”，如亨廷顿的博士论文。
——出奇制胜。要有创造力、想象力，而不要循规蹈矩，亦步亦趋，如同现在美国传播研究的僵化刻板套路。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故治学没有一定之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
2016年《文化纵横》一期“封面选题”，是一组四篇论中国外交新时代的文章，字里行间不无兵法的身影。头题作者是华东师范大学杨成，其文最后的几个比喻就颇有战略意识：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是“围棋思维”，纵横捭阖，富有大局观；邓小平时代是“桥牌思维”，精打细算，一个都不能少，也很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后来一度陷入“麻将思维”，盯着上家，看着下家，防着对家，不管自己胡不胡，反正不让别人胡。
2018年，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我写了一篇小文章，通过八十年代的一次学术会议，回顾了当年的学界与学风，也是对一段美好岁月与传统的怀念：
追忆一次阳光灿烂的学术会议
1976年元旦，《诗刊》一月号发表了毛主席1965年的两首词作《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与《念奴娇·鸟儿问答》。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王铁城的朗诵，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其中一句“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尤其令人难忘。“文革”结束，恢复高考，我有幸成为改革开放年代第一批大学生，今年正好四十年。如今回首往事，真是弹指一挥间。期间，多少时代风云，人间冷暖，都谱成一部阴晴圆缺的“光荣与梦想”，而那部美国记者的同名之作，展现的恰是四十年画卷。
四十年来家国，让我难忘并时常怀想的一件往事，是1986年的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每每忆起，便恍若沉浸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片名意境。
八十年代可谓五四之后，又一轮西学东渐的高潮，风生水起，鱼龙混杂，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一两年。当此时，美国传播学以一种新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登陆中国，一时间颇有席卷天下，囊括四海之意。为此，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黄山召开，适时提出“走自己的路”（李泽厚）。说来难以想象，会议之所以放在黄山，也是因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在黄山曾有一座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招待所。另外，由于邓小平徒步登黄山（途中邂逅复旦大学新闻系大学生），又带动了黄山旅游热。现在去黄山非常方便，飞机、高铁、自驾等均很迅捷，而当年只有一条铁路通到山下，接着再换乘汽车盘桓而上。
1986年，我还是郑州大学刚登讲台两年的“青椒”，有一天系主任把我召到办公室，拿出黄山会议通知，说你去参加吧。那时学术会议极少，“青椒”单独出席研讨会更是少之又少，故不难想象我拿着通知，怎样新奇又兴奋。于是，用了一个暑假，憋出平生第一篇论文，然后兴冲冲奔黄山而去。先从郑州坐火车到南京，再转车坐一夜硬座，翌日清晨到安徽铜陵，接着乘长途车上山。山上招待所由一位人大新闻系本科留校的年轻人打理，小伙子反应敏捷，做事干练，大家行止无不听他安排。
黄山会议应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承办。时任新闻所所长的孙旭培老师主持会议，新闻所与会代表还有明安香、袁路阳老师等。到1993年第三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时，主持会议的就是明安香老师了。记得人民大学参加黄山会议的有张隆栋先生、蒋克安老师，以及两位研究生王志兴与李海容等。蒋老师好像也在负责《国际新闻界》工作，而《国际新闻界》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大学》，都是传播学在中国的主要学术阵地。会上听闻一则他的趣闻记忆犹新：有一次，蒋老师主持外国专家的学术讲座，同时担任翻译，由于对一处原文理解不同，在场聆听的蒋母还同他你来我往理论半天，老外站在台上，左顾右盼，不知所以。黄山会议上，参与施拉姆《传播学概论》翻译工作的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副所长李启先生、暨南大学新闻系吴文虎老师等，也均为“风云人物”。如今退休或即将退休的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张咏华老师、厦门大学新闻传播系的黄星民老师等，那时还是初出茅庐的青年教师。
会议的研讨主题如今看来意义重大，抱负远大——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传播学，与整整三十年后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目标遥相呼应。不过，当时我同许多人一样对此“宏大叙事”不甚了了，只是留下一个阳光灿烂的印象：灿烂的时光，灿烂的心情，一群灿烂的老友新朋。黄山会议大概一周，除了半天去太平湖观光，两天上下黄山游览，其余时间均在招待所研讨。大家聚精会神，正心诚意，发言踊跃，讨论热烈。饭后散步，晚上闲聊，依然乐此不疲于学问之道。原因除了心里身外没有什么杂念，也在于聚在山上招待所，长烟落日孤城闭，哪儿也去不了。结果，就这么实实在在、热热闹闹研讨了好多天。
会议期间，有两个场景栩栩如生，至今历历如在眼前。一是大家围绕吴文虎老师构想的一个中国传播学理论体系热烈争辩，犹如2018年七国峰会上，西方政要围着特朗普理论的有名镜头，只是气氛不失融洽。黄山会议的这个场景，可以象征中国特色传播学的起点，遗憾的是，起点很高，起步不晚，只是三十多年过去，依然起色不大。相反，眼看着中国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一步步沦为美国传播学的殖民地。一位留美的台湾院长到访，交流中说道：台湾已经沦为西方学术殖民地，我们无法抗衡，只能寄希望于大陆。其实大陆也好不到哪儿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习近平在2016年“5·17讲话”中，将新闻学提到引人注目的高度，与十门老大学科并称为“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其中深意耐人寻味。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中国传播学何去何从，看来已经成为新时代新闻传播学界不得不深思的迫切问题。
吴文虎老师2017年遽归道山，距离黄山上意气风发阳光灿烂的日子，不知不觉三十年有余，一个时代过去了。之前，张隆栋先生也已仙逝有年。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张先生和吴老师于我均有提携奖掖之恩。吴老师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八十年代初，我在暨南大学新闻系进修时，他刚从甘肃调入不久，后来出任新闻系主任。吴老师雅好论道，滔滔不绝，一支烟，一杯茶，在陋室，人不堪其忧，而他不改其乐。一次开会，我们同住一屋，晚上各自靠着床头，他说我听，弄到半夜，意犹未尽，我架不住困顿，睁不开眼皮，“童子莫对，垂头而睡”，而他喷云吐雾，兀自精神矍铄，侃侃而谈，不知东方之既白。
除了吴老师的传播理论建构方案成为焦点，黄山会议让我难忘的场景还有几位同龄人的风采。人民大学研究生王志兴与李海容风华正茂，充满学术热情与思想锐气。王志兴的会议论文《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析》，后来刊于名重一时的《新闻学刊》。他对欧洲批判学派的系统研究堪称“大陆第一人”。这篇论文也是他的学位论文，今天看来也许不足为奇，但当年却好似石破天惊，原来传播研究不仅只有美国一家啊。会议期间，我们时常一起散步，或谈学论道，或谈天说地。后来王志兴去英国留学，李海容去美国留学，一别音容两渺茫，而来三十多年了。这些年，李海容又进入大陆学界视野，想来今人未必了解这段陈年往事。
与此同时，印象鲜明的还有厦门大学新闻系的研究生黄星民。他是我们“七七级”老学长，一代报人徐铸成在厦大筹建新闻传播系的高足。不知为何，他与另一位厦大研究生晚到两天。出场前，感觉颇似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引得我等不由翘首以待。那天上午，孙旭培老师正在主持研讨，隐约传来风一般的信息，两位研究生已到山门，会场顿然活泛起来。在一片窃窃私语中，只见星民兄一身仆仆风尘，风风火火闯进来。此情此景仿佛白衣小将赵子龙，百万军中，挺枪跃马，又如公瑾当年，羽扇纶巾，雄姿英发。
现在，人们很难想象一介研究生会有如此阵仗。只需对比说明一点，就可以理解了。改革开放初，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第一次招收研究生，甘惜分先生和相差十岁的方汉奇先生为第一批导师。依据郑保卫和童兵两位老师回忆，他们这批“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入学时，甘先生什么也不要求，只是让他俩老老实实通读马恩全集。于是，郑老师与童老师用一年多时间，坐在国家图书馆从头至尾把数千万字的马恩全集通读一遍，由此奠定他们后来的学术根基，并成为新中国第二代新闻学大家。如今，不要说硕士生通读马恩全集，就是博士生读一遍数万字的《共产党宣言》都寥寥无几。由此就可以想见三十年前研究生的学术气魄了。
遗憾的是，星民兄后来体弱多病，除了少量独具慧眼的“风草论”，著述有限，就像师从默多克（Graham Murdock）的北京大学赵斌老师，归国后在《读书》上发表两篇颇有新意的文章，之后便被身体拖累，淡出学界。不过，星民兄有篇大手笔小文章《谈“中”》，取精用宏，融会贯通，无一字无来历，又无一字不从己出，让人过目难忘，望风追慕。文章围绕一个“中”字，把中国历史文化及其传播精髓讲得入木三分，酣畅淋漓。就其思想性、精粹性而言，有似《爱莲说》、《陋室铭》等，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另外，他任厦大新闻学院院长期间，学院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也可谓一篇传世之作大文章。
如今，学术局面同八十年代相比，好比“复兴号”高铁与绿皮车。仅就学术会议而言，二三十年前，每年会议寥寥无几，出差经费又极为有限，年轻人基本没有什么机会。现在，会议此起彼伏，络绎不绝，即使没有经费，自掏腰包也没什么问题（当年死工资自费也难）。不过，回想三十多年的许多会议，最让我萦绕于心的还是黄山会议。倒不是因为黄山会议有多少“高论”，除了当年提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传播学理论体系与新时代目标若合一契；也不是因为黄山会议有什么好吃好玩，那时黄山旅游刚刚开发，百废待兴，反不如太平湖“情一样深啊梦一样美，如情似梦太平的水”。黄山会议之所以令人追怀，还在于正心诚意探究真知的科学态度，不计名利追求真理的精神氛围，不论等级、不看资历、不沾官僚风气与江湖习气的清明会风，以及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精神平等。
时下一些会议，与其说是学术交流，不如说更像学术表演，徒具形式而缺乏内涵。貌似轰轰烈烈、热热闹闹，领导出席，名流云集，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然后“牛人”布道，信众聆听，讲完拍拍屁股，又急匆匆赶往下个场子，如同张天翼笔下的“华威先生”。可怜“青椒”，低眉颔首，高山仰止，汗不敢出，只待多年的媳妇熬成婆。于是，学术风气难免浇薄，学术研讨自然虚浮。
九十年代初，第一次读到英国学院派作家洛奇的作品《小世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西方学界的蝇营狗苟，一地鸡毛，读来一边捧腹，一边愕然，因为没想到我们奉若神明、视为神圣的西方学界，原来也如钱锺书的《围城》。不过，当时觉得如此乌烟瘴气小世界，好似天方夜谭，距离我们遥不可及。没想到，曾几何时，我们也很快与国际接轨，上承民国范儿的《围城》，下应西方范儿的《小世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桃李》（2002）、《活着之上》（2014）以及茅盾文学奖作品《应物兄》（2019）。
追忆当年一次寻常会议，既是向往久违的学术境界，远逝的学术精神，更是呼唤不忘初心，回归本源。何谓本源？探究真知、追求真理、解释世界、改变世界之谓也。在旧中国，叫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新中国，叫作“为人民著书立说”，用费孝通怀念老师吴文藻、潘光旦的话说：“学术的用处就在为人民服务。”与其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何如追随仁人君子立德、立功、立言；与其自娱自乐沉溺于“精致的平庸”，何如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融入亿万人民的“光荣与梦想”。至于研讨会，与其分所谓大咖小咖，何如真理面前，一视同仁，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道之所在，师之所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