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上，具有不同寻常的突出地位，在知识界往往与五四相提并论，称之为“新启蒙”。我们也曾亲历期间，“与有荣焉”，只是当时不可能意识到这种地位及其影响，而仅仅感受西风劲吹，新潮迭起：从人道主义到存在主义，从尼采到叔本华，从精神分析到意识流，从黑色幽默到魔幻现实主义，从现代派到后现代主义，从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到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
八十年代距今不到半个世纪，五四尚且聚讼纷纭，八十年代更是远未盖棺论定。不过，就社会政治而言，八十年代的地位和影响还是显而易见，新中国前后不同发展阶段的连续与转折、继承与断裂均在于此，思想文化的一系列丕变更是如此。这里，各种政治立场、思想倾向、认识思路，自有各自表述及其认识逻辑。大致说来，存在两种话语：一种马克思主义话语，一种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话语。也可以说，一种革命化叙事，一种现代化叙事。而且如《红楼梦》所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与此同时，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马克思主义话语有时也渗透了自由主义基因，如所谓“贵族马克思主义”，而自由主义话语也可能不自觉隐含马克思主义元素，如平等正义。
前者首推邓小平理论：既继承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做出一系列历史性发展，具有十分丰富的时代内涵。比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就指出：“如果我们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到那时就能够更好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就为世界四分之三的人口指出了奋斗方向，更加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即南方讲话中，他再次明确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苏联改革最后走上死路一条，恰恰是不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总之，邓小平的核心关切与终极目标在于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改革开放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他在八十年代三次政治风潮中的讲话，也集中体现了这一点。三次政治风潮，一是八十年代初的“精神污染”，二是八十年代中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三是八十年代末的“政治风波”。面对三次风潮，邓小平都有专门讲话，看看三篇讲话，就明白马克思主义话语及其逻辑了。
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话语及其逻辑，实际上成为智识阶层的潜意识、潜台词。简言之，无非一套保守与开放的二元对立，由此形成所谓保守派与改革派之别。保守一面牵连中国传统与中国革命特别是新中国前三十年，开放一面关涉现代、现代化、现代文明，也就是以欧美资本主义为典型的一整套体系。于是，这套话语及其认识逻辑，就形成古今中西的一种线性思维，古和中是保守的、落伍的，今和西是开放的、进步的。所以，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得像胡适及其朋友们主张的“全盘西化”，也无怪乎胡适及其朋友们又成为八十年代以来的精神偶像。这一套话语的典型文本，是八十年代末央视热播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由于牵涉政治风波，《河殇》早被禁播，但九十年代以来智识阶层的流行思维早已超过河殇，远比河殇更河殇。2020年，李陀与《文化纵横》进行越洋对话也谈到：
“文革”以后，国内的知识界主流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对《河殇》所象征的“文明”的迷信，改革岁月里不少波涛风浪，可这种迷信像一团迷雾，一直和千万知识分子一路相伴而行，从雾中眺望，远方总有一片蓝色的海洋让他们神往——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以各种变身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得以盛行几十年，这种神往正是其思想基础。即使到了今天，亲身经历了西方中心论在精神上的崩塌，又亲眼目睹了世界性民主制度的危机，他们是不是能够从浓雾中走出来？很难说。一个国家的知识界在漫长的几十年里集体右倾，不是批判而是肯定资本主义，这在近代知识分子史上是罕见的，甚至可以看作一个奇迹——一个非常沉重的“奇迹”，因为它正好夹杂于为世人惊叹的改革奇迹之间，两个奇迹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思想和知识空白——贯穿于20世纪的有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艰难思考，就被这空白虚掉了。（《文化纵横》2020年8月刊）
九十年代新闻学界有一次波及广泛的理论论争，围绕新闻自由问题形成两种鲜明对峙的阵势，跳出具体的观点看，这次论争延续的还是八十年代以来的两套话语，即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包括两种新闻自由——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与资本主义的新闻自由。由于教育主管部门的介入，这次论争戛然而止，致使问题没有得到澄清，是非没有彻底辨明，还以潜在形式不断蔓延，结果如今貌似积重难返，一说新闻自由，就是欧美的“第四等级”、“第四权力”、“第一修正案”、“水门事件”、“五角大楼文件”等。2020年战“疫”期间的舆论场，不妨说也是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又一次全面对撞，包括两种新闻理论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与自由主义新闻观即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的迎面相撞。
此类事关重大的社会政治及其话语，我们在八十年代还体会不到，更认识不深，实际上我们也同样沉浸于《河殇》一路的认识逻辑中。甚至政治风波后，我还与我的老师也是老党员发生激辩，对美国之音及其新闻推崇不已。1986年暑假，我同两位大学同学一起，去北京参加了一个文化暑期班。当时，“文化热”如火如荼，各种文章、丛书、讲座、论坛、短期班一浪高过一浪。醉翁之意不在酒，所谓文化热，其实并非热在文化上，而是热在政治上，或者说文化政治上。讨论文化如同太守欧阳修吃酒，心思其实在江山，在何去何从的道路。从伤痕文学以来，重写文学史、救亡启蒙双重变奏、走向未来丛书、八五新潮、星星画展等，说到底醉翁之意都在江山社稷，而不在风花雪月、诗情画意。按照当年以及时下的现代化叙事，现代化没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别，任何现代化都必须经过三个阶段：一是器物现代化，如晚清洋务运动、民国所谓“黄金十年”；二是制度现代化，如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三是思想现代化，如五四运动、八十年代新启蒙。于是，当下的关键问题在于思想现代化，实即西化。为此，文化热便从不同方面，推动这一进程，直到八十年代末风波突起。我们参加的暑期班，也是在这个背景下举办的，主讲人均为文化热的风云人物，特别是以甘阳为主编，刘小枫、苏国勋为副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一批才俊，如王炎、赵越胜、周国平、陈嘉映、陈平原、徐友渔、陈来、李银河、梁治平、杜小真、夏晓红、张旭东等。这套影响广泛的丛书，包括经典系列“学术文库”和普及系列“新知文库”，如马丁·布伯的《我与你》。与商务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相比，三联版“学术文库”侧重于二十世纪以来的西方学术思想，《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存在与虚无》（萨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贝尔）、《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在约伯的天平上》（舍斯托夫）等，更是构成八十年代西学热潮的标志性文本。
九十年代后，文化热的才俊分道扬镳，各奔东西，与五四运动后知识界的分化如出一辙：一部分跟着胡适一路追逐“全盘西化”，一部分趋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方向，开始关注中国人民的现代化。甘阳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新论”，超越八十年代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在新的思想解放潮流中领风气之先，如《通三统》（甘阳）、《民主四讲》（王绍光）、《波兰尼〈大转型〉与中国的大转型》（王绍光）、《中国香港：文化与政治的视野》（强世功）等。
我们参加的文化热暑期班，上午讲座，下午讨论，还安排长城、十三陵旅游等。当时肯德基进入中国，北京前门第一家店生意正火，门庭若市，当时叫“肯塔基家乡鸡北京快餐店”，美国驻华大使洛德与夫人包柏漪还出席开业仪式。我们去开了一次洋荤，每人大概消费半个月的工资。品尝之下，名不虚传，尤其土豆泥更是大开眼界，我吃了数十年土豆，从未想到土豆居然会吃出如此滋味。当然，彼一时，此一时，今天早已不复当初飘飘欲仙的感觉了。
暑期班的重头戏是讲座，同现在新闻传播的暑期班相似。记得陈平原讲林语堂，知识丰富，学问很大。周国平讲尼采，不如文章漂亮，当时他的《尼采：站在世纪转折点上》风靡一时。赵越胜讲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他翻译的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收入“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学术文库”。当年我们对西马以及马尔库塞所属的法兰克福学派一无所知，所以听得云里雾里，只记得他从古希腊哲学谈到“爱欲”（eros），还提到西方六十年代造反浪潮的有名口号：越是恋爱就越是革命。我记忆尤深的是他在《读书》上发表的文章，《白轮船》一文尤其难忘。
暑期班反响最热烈的讲座当属陈宣良，萨特《存在与虚无》的译者，听说是哲学教授的哲嗣。当年，萨特与弗洛伊德一样，都是文化人的偶像，大学生、研究生嘴上常常挂着“他人是地狱”等萨特名言。那天讲座，陈宣良不拿片纸谈萨特，从头到尾，娓娓道来，鞭辟入里，生动有趣，还没有一句废话，也没有难免的任何语气词，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讲座后，意犹未尽，大家围着他闲聊，说到他的口才，他自称“神侃九段”。如此口才、水平与自负，后来在温铁军的讲座中又见识到。当时我在清华主持讲座课程，请到他来，他一上来二话不说就进入正题，也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而且有水平、有思想。送他走时，我称道他口才好，他说我的口才什么时候都好。萨特的《存在与虚无》与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都收入“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的“学术文库”。2019年暑假探家，带着修订再版的《存在与时间》，结果翻来覆去也看不明白，朽木不可雕也。
负责暑期班的苏国勋，与意气飞扬的青年才俊不同，苏老师年岁较长，朴实厚道，办事认真，估计暑期班的杂务都靠他张罗。2021年，农历新年前夕，苏老师驾鹤远行。他的高足、清华教授应星撰文追思，读此文，想斯人，与当年印象若合一契：“苏老师在做事上的极度认真既体现在大局上，又体现在细节中，既大气磅礴，又婆婆妈妈。”应星对导师人格情怀的描摹刻画，更让人望风追慕：(https://www.daowen.com)
他在亲友、同道、学生、邻人面前，永远是温良恭俭让的君子，凡事都为别人着想，万事不烦人。他在路遇不平甚至只是听说不平时，在关键时刻，永远是拍案而起、宁折不弯、讲仁义、重然诺的北京爷们。而他在学术面前，永远心无一丝杂念，不容任何沉渣，不为五斗米折腰，拒绝任何利益交易，甘居边缘处，乐坐冷板凳，平生只听从真理的导引，永远对学问充满探求新知的好奇和辩诘的热情，然而，“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后来知道，文化热有几个不同“山头”。以甘阳为首的是一帮青年才俊，依托三联书店，形成三个系列的丛书，以“文化：中国与世界”为总称，包括《现代西方学术文库》、《新知文库》和他们的著述。除此之外，还有金观涛为首的走向未来丛书“阵营”，多是中年人；庞朴为首，以中国文化书院与中国文化丛书为平台，多是老年人：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等。势头最猛的还数甘阳一批青年才俊。暑期班回来后，我把甘阳一篇八十年代的代表作细细拜读，并做了笔记，核心思想就是现代化的三段论。这篇题为《八十年代文化讨论的几个问题》的文章，刊发在《文化：中国与世界》第一辑的头题，紧随其后的是余英时的文章。《文化：中国与世界》一共出了五辑，不仅深度介入八十年代的文化热潮，而且也对我产生潜移默化的触动。当时，刘小枫的北大硕士论文《诗化哲学》（1986），同样广受关注，我也颇受影响，尽管二十年后新版后记也承认“一些说法如今看来实在雅气十足”。八十年代，一干老专家尚且出书难，难于上青天，而一位初出茅庐的硕士生不仅出书，而且天下云应，怎不令人惊叹，随后刘小枫又有《拯救与逍遥》，同样令人刮目相看。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九十年代以后，甘阳、刘小枫等均发生明显变化，前些年刘小枫一篇文章中将毛泽东称为国父，还遭到自由知识分子及其媒体的围攻。甘阳更被冠以“新左派”代表，迫使他不得不撰文辨析“自由左派”与“自由右派”。若就左右的现代政治意味而言，说到底无非这样的问题：人类社会应该更向着少数精英，还是多数民众？就像言论自由，是更应该尊重大多数人的看法，还是更应该听从少数人的意见。一般善的伦理包括释迦摩尼、穆罕默德、耶稣基督、孔子老子等圣贤书，更不用说马克思、毛泽东，无不站在大多数民众一边，包括现代政治的左翼。与之相对，精英阶层，诸如跨国公司大财阀，多属于现代政治的右翼，包括极右翼的法西斯主义。美国圣巴巴拉加州大学社会学系的罗宾逊教授（WilliamI.Robinson），就曾撰文《特朗普主义与21世纪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11期），分析当代法西斯及其右翼思潮。左派被广泛污名化，也正反映了全球精英的强势以及法西斯势力的复活与蔓延。佩里·安德森曾以两句东亚箴言，概括了左翼精神：“一句是日本德川幕府时期武士的信条：锄强扶弱。另一句则取自《道德经》：绝仁弃义，民利百倍。老子的话针对的是当时儒家虚伪的仁义道德的信条。可当今世界上，类似的说教难道少吗？而诉诸武力的原则并没有改变。因此，这话仍然有效。”艾尔牧师布道也曾说道：“耶稣基督与财阀政治势不两立，基督要求我们重新恢复上帝的福利国度，这个正义的国度不是建筑在一个国族的基础上，它必须建筑在国际的基础上。基督严禁积累私有财产……即使在这个时代，人们都会尝到基督预言的天国的滋味，那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
由于我有文学专业背景，故对文学以及广义的文艺比较敏感。无论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还是九十年代以来的“新反思”，文艺界都是春江水暖鸭先知。如今看来，毛泽东对文艺问题如此重视，并非“闲情逸致”，更非“无事生非”，实在是因为文艺以及更广泛的文化问题，无不根本性地关乎政治问题、道路问题、人心问题，也就是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五十年代的作品《不能走那条路》（李准），就是一个象征性的文艺事件。此后，电影《武训传》批判，红学批判，鬼戏批判，《早春二月》的人性论批判，乃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封资修批判等，说到底无不如此。八十年代，陈平原、钱理群等重写文学史，表面看是所谓学术范式问题，实际上同样在于文化政治问题。正如他们的导师、一代马克思主义学问家王瑶教授针对他们提出的质疑：“你们讲二十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
政治风波前一年即1988年，有部华裔美国作家的小说，通过广泛宣传引发热议。作品题为《春月》，作者包柏漪（Bette Bao Lord），为时任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的夫人，译者是英达的父母吴世良与英若诚，出身清华的人艺演员英若诚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均为响当当的人物，作品问世自然“响当当”。作品以一个大家族的兴衰为线索，通过主人公春月九十多年的人生，勾画了一幅二十世纪百年中国史，也隐含作者及其家族的命运。作品故事生动，回味悠长，中文翻译也可圈可点，体现了极高的文化底蕴与古典修养，故同许多读者一样，我也觉得耳目一新。如今反思，此类文本从八十年代以来连绵不绝，诸如余华的《活着》、莫言的《丰乳肥臀》、方方的《软埋》等，无非都是《春月》的路子，也就是以抽象人性以及宗法宗族的传统，虚无或改写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的宏大叙事及其价值理想，亦即王瑶质疑的：“你们讲二十世纪为什么不讲殖民帝国的瓦解，第三世界的兴起，不讲（或少讲，或只从消极方面讲）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俄国与俄国文学的影响？”
新世纪以来，知识界一系列新潮涌起，同样也在文艺文化领域显现出来。蔡翔、王晓明、罗岗、唐小兵、韩毓海、戴锦华，以及更年轻的张钧、鲁太光、贺桂梅、张炼红、卢燕娟、毛尖、张晴滟等，都从不同的文艺问题介入新的思想解放，从而日益突破八十年代一套新僵化思想及思路，在更高的社会政治层面力图把握革命化叙事与现代化叙事的辩证统一。如蔡翔的《革命/叙述》，如2019年新中国七十周年之际，罗岗主编的八十多万字的《重返“人民文艺”》，均为这一新的思想解放思潮的典范。其中涉及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中国道路的一系列重大思想命题与文化政治，更非新闻传播的“专业主义”逼仄视野所能及。罗岗为《重返“人民文艺”》一书写的序言，开宗明义就指出，以人性论为原点的“人的文学”和以人民性为原点的“人民的文学”，作为两种具有内在差异的“文学想象”（新闻想象何尝不然），背后蕴含着两种基于对“中国国情”不同理解而产生的“政治规划”。
他看到的如下一点，对新闻传播也富有启发。由于抗战全面爆发，大城市几乎都被日寇占领，政治、经济、社会的活动空间不得不从城市转向农村，从沿海走向内地，导致文化上发生一种非文字中心的“转向”，从而造就了人民文艺的繁荣。具体说来，突破书写文字与印刷媒体的限制，拓展到“朗诵诗”、“新故事”、“活报剧”、“街头剧”、“秧歌剧”、“新编历史剧”，以及木刻、版画、黑板报、新年画等视听文化领域。而这一分野何尝不是延安整风以来，中国新闻的两条道路与两条路线之别——一条精英路线，一条群众路线。五十年代文艺界“东西总布胡同之争”，即以丁玲等洋学生为代表“作协”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太行山解放区“土包子”的明里暗里较量，又何尝不是新闻学“甘王之争”的同一情景。同样，“用1980年代建构起来的‘艺术’、‘诗意’和‘美’的标准来重新评价‘人民文艺’，认为高度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损坏了其可能达到的‘艺术高度’，而背后蕴含着的则是‘现代化叙事’对文学史图景的重构，以及这种重构中必然包含的对‘前现代的’、‘乡村的’和‘非审美’的‘人民文艺’的贬斥”（罗岗），同样也是八十年代以来新闻界与新闻学的演化逻辑。为此，九十年代以来，文艺领域兴起的“再解读”（唐小兵），旨在突破八十年代的一整套“新教条主义”，在更高层次上重返革命叙事与人民文艺，这种重返并非简单地否定现代化叙事和人的文学，“而是希望在复杂变动的历史过程中把握相互之间的关系”（罗岗）。这同样是新闻界与新闻学的现实处境与历史使命，也是我近些年来致力追求的目标。如何实现这一文化政治的愿景，蔡翔的三个中国理论提供了富有启发的思路：
所谓“传统中国”，我指的是古代帝国以及在这一帝国内部所生长出来的各种想象的方式和形态；所谓“现代中国”则主要指称晚清以来，中国在被动地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时候，对西方经典现代性的追逐、模仿和想象，或者直白地说，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现代性……而“革命中国”毫无疑问的是指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所展开的整个20世纪的共产主义的理论思考、社会革命和文化实践。
这一切又都处于一种动态过程，而非一种静态格局。换言之，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革命中国，始终处于相互纠缠、彼此缠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运动之中，型塑着真切的而非逻辑的现实中国，就像蔡翔指出革命之后的社会主义：“一方面在生产平等主义的革命理念，另一方面也在生产社会的重新分层；一方面在生产政治社会的设想，另一方面也在生产生活世界的欲望；一方面在生产集体观念，另一方面也在生产个人；一方面强调群众参与，另一方面也在生产科层化的管理制度……所有这些生产出来的矛盾，才可能构成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的复杂景观。”
了解一点八十年代以来的新闻教育新闻学情况，就不难看出上述情况与我们如出一辙，若合一契。2019年，为了新中国七十年，《中国社会科学》编辑与我联系，希望就此写篇文章。起初，我犯难踌躇，觉得门槛太高而水平有限，恐怕难如人愿。胡钰教授听说后，鼓励我试一试。于是，我与一位北京大学博士生合作忙活了半年，结果还是未入法眼，后来只能转投他处。我们的文章以“再解读”对新中国七十年的新闻以及新闻学进行重新阐述，提炼了一条正反合的知识图谱：从“人民新闻学”（革命化叙事），到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新闻学”（现代化叙事），进而通过正反合的辩证运动而在新的社会历史层面追求“中国新闻学”。中国新闻学自然与中国道路一脉相承，也与命运共同体而非所谓学术共同体休戚与共。这一命运的近期目标是“两个百年”，宏图远虑则在于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任继愈所言中华文明五千年的第二件大事——不断摆脱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上述都是如今反思八十年代的后话，当时自然不可能有这种认识。相反，我对八五新潮的一整套时新话语及其逻辑推崇备至，之所以热衷美国传播学而对中国新闻学或敬而远之、或嗤之以鼻，也同这种新潮西潮息息相关。后来名闻海内外的毛泽东研究专家萧延中曾坦言，八十年代他在图书馆读毛著，手边都随时备着一本弗洛伊德，以便有人过来时掩饰。就连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现为毛泽东研究会会长的北京大学讲席教授陈晋，2020年谈治学经历时也说到：
1987年年底我就到了中央文献研究室。从此，一干就超过了30年……1988年，我的几本文艺论著出版，那时出书还不像现在这么容易，一时便不知天高地厚地送给一些同志“批评指正”。室主任李琦同志有一次碰到我，就跟我说：“陈晋呀，你写的东西我们都看不懂呀。”那时候喜欢拽新名词，就是新方法、新观念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