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军经武，怀柔致远

西晋控制了长江上游后，荆州就成为晋吴军事对峙的焦点。早在羊祜之前，晋文帝司马昭就制定了“宜先取蜀，三年之后，因巴蜀顺流之势，水陆并进，此灭虞定虢，吞韩并魏之势也”^[117]的策略。这实际上成了西晋初期的国家战略，晋武帝是这一既定战略的执行者，所以才会派羊祜去了最重要的荆州。泰始五年（269），晋武帝派羊祜出任荆州诸军都督，同时派卫瓘都督青州诸军事、司马伷都督徐州诸军事，为日后伐吴做准备。到任后，羊祜开始积极谋划伐吴方略，主要分两个步骤：一是休养生息、怀柔致远，做物质、军事和民心上的伐吴准备；二是观察形势发展，时机成熟后向晋武帝上《平吴疏》，将前期准备付诸伐吴实践。羊祜到达荆州前线后，发现形势并不乐观，要实现伐吴大计，需要重点解决三个问题，即建立一支能够与东吴沿江相抗衡的水军，解决军粮供应问题，以及舒缓长期战争导致的军民厌战情绪。羊祜认为，伐吴必借上游之势，占据了上游地利后还要有人和，建立一支能战的水军需要时间，更需要人才。于是羊祜观察寻找合适的水军人才，最终发现了时任益州刺史的王濬，知其可任。史载，羊祜从东吴的民谣中得到启发：“阿童复阿童，衔刀浮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118]王濬的小名正好叫阿童。与其说羊祜的想法是一种迷信思想，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他从民谣中得知吴人对王濬很惧怕，这正与羊祜对王濬能力的判断相印证。于是“因表留濬监益州诸军事，加龙骧将军，密令修舟楫，为顺流之计”^[119]。最终，王濬的水军在伐吴之战中顺江直下，第一个进入了吴国都城建业。关于军粮供应问题，长期战乱导致生产破坏，人民与土地相分离，军需与后勤补给是困扰伐吴的又一难题。荆州地处两湖平原（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地势低平，土壤肥沃，物产丰饶，在汉末北民南迁过程中本已得到充分开发，但赤壁之战以来，荆州是魏晋与蜀、吴各方互为攻伐的集中地，屡遭战乱破坏，“荆州残荒，外接蛮夷，而以吴阻汉水为境，旧民多居江南”^[120]。羊祜到了荆州后，发现靠强迫百姓垦田种粮远达不到要求，必须实行军垦制度，而荆州处在两军对峙的最紧张地段，“吴石城守去襄阳七百余里，每为边害”^[121]。如何能抽调大批士兵垦田而又不会弱化军事防御，是羊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祜患之，竟以诡计令吴罢守。”^[122]《晋书》没有交代具体的经过，只是说羊祜用诡计使得吴军撤离了石头城，解除了襄阳的威胁。“于是戍逻减半，分以垦田八百余顷，大获其利。”^[123]羊祜刚到荆州的时候，军无百日之粮，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积。在积极垦田的同时，羊祜也践行了孙子“因粮于敌”的思想，“乃进据险要，开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夺吴人之资，石城以西，尽为晋有”^[124]。在占据东吴肥沃良田的同时，也将战线向吴国土延伸，于是吴人前后来降者络绎不绝。赤壁之战起，荆州成为南北各方激烈争夺的军事焦点，战火连绵六十年，人民流离失所，自然对战争深恶痛绝。羊祜到任后，并没有单纯从军事观点出发整军备战，而是采取怀柔政策，极力争取民心，将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作为要务，于是办学兴教，仁政施于远近，对东吴的民众也“开布大信”，投奔晋朝的吴人去留随意。泰始八年（272），羊祜与东吴名将陆抗在西陵（今湖北宜昌）有过一场交战，羊祜大败被贬，也由此认识到打败吴国不可能一蹴而就，应做长期准备。此后，羊祜对吴国采取了两条战线作战，一条战线是军事上的经武备战施压，另一条战线是民心上的怀柔攻心之战。《晋书》以大篇幅记载了这方面的内容：“每与吴人交兵，克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辄饮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吴二儿为俘者，祜遣送还其家。后吴将夏详、邵等来降，二儿之父亦率其属与俱。吴将陈尚、潘景来寇，祜追斩之，美其死节而厚加殡敛。景、尚子弟迎丧，祜以礼遣还。吴将邓香掠夏口，祜募生缚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而降。祜出军行吴境，刈谷为粮，皆计所侵，送绢偿之。每会众江沔游猎，常止晋地。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而为晋兵所得者，皆封还之。于是吴人翕然悦服，称为羊公，不之名也。”^[125]东吴大将陆抗称赞羊祜的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126]，对羊祜十分信任。“抗尝病，祜馈之药，抗服之无疑心。”^[127]陆抗对羊祜的做法看得很透彻，曾告诫手下的将士，“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细利”^[128]。从中可以看出，羊祜打的是一场政治仗、人心仗，而不是单纯的军事仗。(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