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寻两大文明碰撞与融合的轨迹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找寻两大文明碰撞与融合的轨迹

在对墓地的历史的梳理告一段落后,我开始琢磨下一步的研究方向。如何才能使自己的研究更具创意呢?外国和港台的学者在外文和中文史料方面都有各自的优势,作为刚刚起步的我怎样才能独辟蹊径呢?

我想到,利玛窦的半生都是在中国大地上度过的,他的足迹自南向北几乎纵贯了中国的东部,何不沿着他的足迹做个田野考察?说不定会有什么新发现呢!

1995年我来到了肇庆—利玛窦踏进中国内地的第一站。走访了几名当地人的文化人(包括文化局局长),竟然没有一个知道“利玛窦”这个名字的,更不要说他的故居“仙花寺”的所在了。相隔400年,“仙花寺”很可能已经荡然无存,但能找到它的大概位置也算不虚此行了。按照《利玛窦中国札记》所述,“仙花寺”应该位于西江之畔,与一座“仙花塔”比邻而立。于是,我来到了西江岸边,一问才知道,江边没有“仙花塔”,但有两座分别叫做“崇禧”和“魁元”的塔。一定是利公将他“仙花寺”旁边的那座塔俗称为“仙花塔”。仔细观察这两座塔,我排除了“魁元塔”,因为它是实心的,常人很难爬上去,这明显地与书中的“周边的孩子常爬到塔上向利公等人丢石子”的情节相违。我因此断定,“崇禧塔”就是利公书中所说的“仙花塔”,现已不存的“仙花寺”应该就在“崇禧塔”的附近。若干年之后证明,我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当2001年我再访肇庆时,该市文物局已在崇禧塔稍东的位置找到了“仙花寺”的遗址,并树立起一个刻有“仙花寺遗址”字样的汉白玉标牌。

两年后,我又抓机会到江西的赣州、南昌、九江等地,继续寻访利玛窦的足迹。

碰巧我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名叫吴光亮的赣县人。聊天间谈到我要到赣州考察,以及有关利玛窦的一些事情。他非常感兴趣,说他原是学历史的,现任赣县农机局书记。他主动表示要帮助我,不仅请我到他家住宿,还将派车陪同我进行考察。

第二天,我和吴光亮一道来到了赣江岸边,寻找利玛窦曾经落水、险些丧命的地方— 台北光启出版社出版的《利玛窦书信集》中文译本中所称的“十八滩”中的“天竹潭”。老船工都熟悉这一带的航道,那曾是行船最危险的江段。不过80年代末,由于在下游万安建造水坝,使得这一带江面水位提高,礁石淹没,昔日诸多险滩的江段已成为水上通途了。

在渔船码头的附近,有一座名为“广济庙”又称“储君庙”的建筑。它是过去船民祈求行船平安的所在。利玛窦也谈到过它。他说:“在这段河流的开始,有一座庙,开船之前,水手及乘客都要去庙里烧香膜拜,为有一顺利的旅程。”在“广济庙”里,我买到一份有关广济(储君)庙和赣江航运史的油印资料。由此可知,“十八滩”是从赣州到万安一段江面上的十八处激流险滩。广济庙位于第一滩— “桃园滩”岸上。其中第五滩叫做“天柱滩”,航运史资料写道:“天柱滩,在赣州市下约25公里的高坑庙附近,与横弦滩相连,是最为险峻的滩群之一。有巢衣石,棋子石、圃官石、栏杆石、棺材笼、放舵石、大小鼓颈、人头石等8处险隘、礁石,靠西边的三块石峰暗伏中流。船必三折而过,浪涌如山,故称‘天柱’。”《利玛窦书信集》中所称之“天竹潭”并不在列,可见是翻译者以音译字之误。我乘渔舟行近3小时,来到所说的天柱滩一带。如今已全无往日的惊险,往来于赣州与万安之间的小客轮嘎嘎而过。

渔舟返回时路经章、贡二水汇合处,修葺一新的“八境台”巍然耸立;远远望去,东河浮桥像一条细线漂浮在宽阔的江面上(尽管如今有了与之平行的雄伟的东河大桥)。肩挑车运的百姓们仍从古老的浮桥上鱼贯而过。这些都是在《利玛窦札记》中记述过的景象。沿江的古赣州城墙和“涌金门”城楼也按原样修复。而码头上忙碌的起重机械,船只轰鸣的马达声,表明那个古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就这样,我还寻访了利玛窦因不肯向道教神像下拜而引起纠纷的南昌的“万寿宫”,以及他曾多次前往讲学、并与院长章本清建立了良好友谊的“白鹿书院”。几年之后,我又相继考察了南京、澳门和韶关。虽然经过400年的风风雨雨,昔日的故居和教堂大多不存,但他在札记中描写的很多情景仍历历在目,利公的形象在我脑子里也逐渐鲜活起来。(https://www.daowen.com)

当进入北京,向皇帝进贡自鸣钟、万国图、圣母像和西洋琴,从而获得居住权之后,置身于中国文人与官员之中的利玛窦已经如鱼得水、游刃有余。短短10年,他和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先后翻译了《几何原本》《同文算指》等多部科学著作;数次翻印广受欢迎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两仪玄览图》等;刻印了用中文撰写了宣扬西方哲学、道德和宗教的《天主实义》《畸人十篇》等书。他在他创建的北京第一座天主教堂(即今日宣武门教堂的前身)中,展示了欧洲的仪器、乐器、油画和书籍,接待了大量因对西学感兴趣而前来造访的、来自全国各地的赶考举子和京察官员,广交朋友。在他预知自己将不久与人世之后,又撰写了向欧洲比较全面、客观地介绍在华所见所闻的《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历尽千辛万苦进入北京,后来的耶稣会士们使出浑身解数在京城为朝廷、为皇室服务,都是为了以此证明天主教在中国存在的合法性;而中国朝廷也确实在观天、修历、造炮,以及绘制地图、宫廷服务等方面需要具有超群技艺的西方人才。那些造访过南堂的开明官员和举子们,在京城通过与传教士的接触,了解了或多或少的异域文明后,就将它们传播到各个地方。那些前来朝贡的朝鲜使臣,也将西学传入了东邻朝鲜。这就使得以“闭关自守”为基本国策的明清王朝的都城—北京,居然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且连绵持续了大约两百年。

当我抱着“寻访利玛窦足迹”的目的,先后走访肇庆、韶关、南昌、南京等地时,发现能够保留下来的历史遗迹真是少之又少。我因此又庆幸,北京保留下来若干遗迹:位于车公庄的“利玛窦和外国传教士墓地”、五塔寺“石刻艺术博物馆”中的耶稣会士碑林、古观象台上陈列的南怀仁等传教士设计铸造的8件大型天文仪器、圆明园“西洋楼遗址”、故宫午门前陈列的南怀仁监制的大炮和馆藏的数以百计的西洋钟表、仪器,现存于北京图书馆的大量的原教堂藏书,以及南堂、东堂、北堂、西堂4座历史悠久的天主教堂,等等。这些文物经历了几百年风雨沧桑之后得以幸存,目前都得到了良好的保护。

1999年,我应邀访问了利玛窦的家乡马切拉塔,一个到处体现出久远的历史传统和深厚的文化底蕴的小镇。如今,利玛窦成了他的家乡的骄傲。这里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在市图书馆里有他的浮雕头像;在市政厅里,作为当地出生的名人之一,利玛窦头带中国儒生高帽的形象也被画在墙上。

在马切拉塔文化部长米格尼尼先生的带领下,我来到他出生的小楼。小楼的墙上镶嵌着一方石牌,上面以意大利文写道:

“在这里,于1552年10月6日诞生了利玛窦,一位耶稣会的神父。他是一名传教士,同时也是一名科学家和人文学家。他构架了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他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在他们之中生活了近30年。他到达了北京,于1610年5月11日在那里逝世。

马切拉塔—他的家乡人,于他踏上中国土地的400周年纪念之际立。1983年。”

从利玛窦生命的终点出发,越过千山万水,我站在了利玛窦生命起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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