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难题:当耶稣遭遇孔子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三、智者的难题:当耶稣遭遇孔子

当我在一位好心的美国人(美伊利诺伊州的一名小学教师珍·沃尔夫瑞姆Jean Wolfram)资助下,赴美攻读了一年语言之后,就产生了翻译一部有关利玛窦事迹的英文原著的念头。朋友向我推荐了美国学者邓恩的Generation of Giants(《巨人的一代》)一书,并帮我争取到了版权。几年之后这本书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为书名出版。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反复精读的过程。通过这部书我对利玛窦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4个世纪前,作为天主教传教士的利玛窦来华,绝不像今天的外国旅游者到中国那样简单。东方和西方,在几千年几乎相互隔绝的情况下形成了各自迥然不同的风俗习惯、宗教礼仪,这远比语言更加难以沟通。比如,当中国人初见耶稣苦像时无不万分诧异,惊呼:“为什么你们敬奉的神是名罪犯?”

在利玛窦来华之前,已经有很多传教士也尝试着进入中国。他们依照他们的同伴进入美洲时的传教方针,即“将教徒葡萄牙化”的方针办事,结果都失败了。1578年,新任耶稣会远东负责人(巡察使)范礼安在澳门进行了9个月“划时代的观察”,总结了失败的教训,制定了全新的传教策略:不是要信徒葡萄牙化,而是要传教士中国化;要求来华传教士学习汉语和中国典籍,改穿儒服,起中国名字。这被称为“文化适应”策略。

利玛窦则是“文化适应”策略实践者和开拓者。

按照天主教的规矩,教徒是不能向除天主、耶稣以外的偶像下拜的,也就是说不能参加家族的祭祖仪式和文人学子的祭孔仪式。而在中国,不祭祖会被认为是大不孝而被家族开除;不祭孔就无法进入文人圈,更别想通过科举晋升了。天主教如果坚持不容忍这些礼仪,它在中国的存在空间是很小的。秉承上述“文化适应”策略,利玛窦对此做了变通,他将祭祖解释成“感谢前辈的养育之恩”,将祭孔解释成“感谢老师的教诲之恩”,认为这是世俗的礼仪,不具有异教的色彩,因而也可以被天主教相容。

类似的中西文化的差异和利公所做的变通比比皆是。

天主教倡导一夫一妻制,认为多妻者与不信天主的异教徒都是要下地狱的。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圣人舜有娥皇、女英两个妻子,难道舜也下了地狱了吗?孔夫子也没有皈依天主,难道他也下了地狱吗?对待这些伤害中国人感情的问题,利玛窦尽量回避,不予明确答复。而在其他场合,他也对舜和孔子表达出敬意。(https://www.daowen.com)

据圣经所述,天主用6天创造了世界,第七天休息,天主教将这天定为“安息日”(即俗称的“礼拜天”)。在这一天,教徒一律不许工作、谋生,必须用来做忏悔、敬天主。这在天主教的欧洲成为不可违背的惯例。然而在中国却没有这种惯例,教徒中做工务农者如此办理,定将失去生计。利公又作了变通:只要在工作之前或之后完成宗教功课即可。

凡到过欧洲旅游的人都知道,进教堂是要脱帽的。西方人以脱帽为敬。而在中国,男人们只有回到家中才脱去帽子,在正式的社交场合不戴帽子是很失礼的。这又发生了矛盾。传教士们既然穿上了中国儒生的服饰,就必须遵守中国的服饰习惯,他们设计了一种叫做“祭巾”的帽子,专门在进行宗教活动时戴。

中国历来讲究“男女授受不亲”,利玛窦等人在对待女教徒时格外地谨慎小心。教徒向神父忏悔时,本来是不能有第三者在场的,为的是保护当事人的隐私。但如果一名中国女教徒与男神父独处一室,定会生出怕人的是非来。于是传教士们和他们的中国朋友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在一间大屋的一端挂一帘子,女信徒与男神父分坐帘子左右低声细语,屋子的另一端请一名德高望重者见证二人的清白,却又听不到他们的言谈话语。

显而易见,这不胜枚举的对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所作的变通,是必须建立在不同地域、种族和文化相互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利玛窦早在进入中国之前,就对在果阿的葡萄牙教会当局歧视当地人、不允许当地教士与欧洲来的教士一起学哲学和神学的规定,表达强烈的不满。他在发自果阿一封信中说:“规定这种章程人所持的理由都不是实在的理由。”其根源所在就是“这边的本地人,无论怎样有学问,在白种人眼里,都没有什么地位。”是天主教“天主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诱发出利公的种族平等观,使他摒弃了那个时代欧洲人惯有的“白人至上”的恶习,驱动了他去构建连接东西两大文明的桥梁。

正是有了这座桥梁,才使从17世纪到18世纪的两百年间,有数百位品学兼优的传教士(主要是耶稣会士)来到中国,将西方文明全面地介绍到中国,同时也将中华文明介绍到欧洲。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曾对明末清初的中西文化交流事业所作的超越宗教层面,而着眼于全人类科学艺术发展的评价:“我认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壮举。它不仅有利于上帝的荣耀,基督教的传播,亦将大大促进人类的普遍进步,以及科学与艺术在欧洲与中国的同时发展。这是光明的开始,一下子就可完成数千年的工作。将他们(中国)的知识带到这儿,将我们的介绍给他们,两方的知识就会成倍的增长。这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伟大的事情。”

莱布尼茨所说的这一“所能想象的最伟大的事情”,在中国史学界又称为“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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