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得到历代中国官方和民间的高度评价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三、利玛窦得到历代中国官方和民间的高度评价

早在明代万历期间,利玛窦就成为第一个获准留居北京的外国人,成为第一个得到皇帝御赐墓地的外国人。当时有的官员对赐墓地一事持异见,他们以“从无此例”来诘问内阁。内阁大学士叶向高曾这样反驳他们:自古来华的洋人,“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子者乎?毋论其它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地矣。”[6]

到了清代,康熙皇帝将利玛窦所倡导的“文化适应”政策称为“利玛窦规矩”,作为来华传教士必须遵守的准则。在发生“礼仪之争”的时候,康熙皇帝说:“尔西洋人自利玛窦到中国二百余年,并无邪乱,无非修道,未犯中国法度。”又称:“众西洋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7]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由于共产党是无神论者,也由于不少中国民众和学者出于对近代以来欧洲列强侵略中国帝国主义行径的义愤,同时又不善于区分敌友,因此在一个时期内对利玛窦等来华传教士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

具体有以下几种观点:

1.有人说,利玛窦等人传播科学文化只不过是为了传播宗教的骗人的手段。当目的达到了之后,他们就不再介绍科学文化知识了,甚至阻碍中国人获得知识。例如: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之后,徐光启想继续将全书翻译完,而利玛窦则没有同意,以致完整的《几何原本》中译本直到19世纪才出版。

我们不否认利玛窦主要和最终的目的是传播宗教,但是他客观地传播了科学文化,也是值得肯定的。评价历史人物,重要的是看他的客观效果,动机则是次要的。再者,利玛窦介绍西方科学文化是真诚的,他曾3次试图将《欧几里得几何学》译成中文,最终没能全部译成,是因为徐光启南下奔父丧和他的过早逝世。

2.有人说,利玛窦等人介绍到中国来的科学知识不是先进的,是落后的保守的,因此不值得肯定。他的天文思想是“地心说”,可是当时哥白尼的“日心说”已经问世了。

诚然,包括利玛窦在内的有些传教士们带来的科学,并不是当时欧洲最为先进的,但对于中国来说,却是闻所未闻。传教士可能不是传递科学的最佳使者,他们毕竟不能像科学家那样站在学术发展的最前沿,也不能否认,有的科学知识由于他们的宗教偏见,而被隐瞒了,或被歪曲了。但当时毕竟只有他们做了这件事。在当时传播手段落后的时代,科学、文化不可能像今天这样便利地交流,科学家也不可能跋山涉水到异国去讲学。既然没有人要求玄奘和鉴真和尚必须传递最先进的科学,这样苛求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也是不公平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判断历史人物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是否提供后人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是否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利玛窦等人的天文理论(主要是第谷的天文模式)尽管在欧洲已经不是最先进的了,但是却比当时中国的天文理论先进,这在测定日食月食等天象的多次实践中都得到了验证。再说,最终将哥白尼的“日心说”介绍到中国的也是这些传教士。

3.与对利玛窦的评价相联系的是对西方天主教传入中国一事的评价。的确,在近代的100多年中,西方天主教曾经与帝国主义列强的政治压迫和军事侵略相结合,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是这是1840年以后的事情。这在天主教传入中国的漫长历史中只是一个片断。

早在公元7世纪大唐鼎盛时代,被称作“景教”的天主教聂斯脱里派就传入中国,曾经受到唐太宗、唐玄宗的善待,到唐武宗灭教为止,延续了两个世纪。元代时期方济会神父再次将天主教传入中国,13世纪末蒙高维诺神父受到元成宗的接纳,在大都城和泉州城里修建了教堂。后来随着元朝的灭亡天主教也撤离了中原。16世纪末利玛窦第三次将天主教传入中国。这样算来,直到1840年,天主教在中国社会中平和或基本上平和存在的时间长达五、六百年。与佛教文明一样,天主教文明也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新鲜营养。除了前面提到的利玛窦等传教士介绍的西方科学文化之外,天主教所倡导的平等观念(在天主面前人人平等)、分权和制衡观念(该归天主的归天主,该归凯撒的归凯撒)、通过选举产生领导者的观念(主教或教皇无后,继承人由选举产生)以及一夫一妻制的家庭模式,对中国这样一个长期中央集权制、宗法制的东方社会,更是不无积极意义。因此,史学界多年形成的肯定佛教的传入而否定天主教的传入的观点,是有失公正的。

尽管在这一时期的主流舆论对利玛窦等人持不公正的态度,但新中国的最高领导层中也不乏对利玛窦等人给予肯定的评价的声音。50年代中期,北京市在此建设党校,墓地迁至西北旺。国务院周总理决定利玛窦等3名最著名传教士的墓碑在原地保留。

周恩来总理“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1958年1月10日)的报告中说:“采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已经经历了三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一六零五年,来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最初用拉丁字母来给汉字注音。”[8]

“文化大革命”期间,墓地被破坏,但墓碑得到人民的保护。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1978年10月,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最高领导层决定:重修利玛窦墓地。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利玛窦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功绩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可。

1982年是利玛窦来华400周年,当时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以不同的形式加以纪念。2001年,是利玛窦到达北京400周年,在北京召开了一次隆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自1984年起,“利玛窦墓和明清以来外国传教士墓地”就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利玛窦与外国传教士墓地”升格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华世纪坛的世纪厅中将利玛窦列为对中华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之一。(https://www.daowen.com)

原政协主席李瑞环在访问意大利期间说:“利玛窦等人把欧洲的天文、数学、地理等知识传播到中国,给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人民日报1998年5月20日)

此外,中国领导人对利玛窦的继承人—汤若望、南怀仁等传教士也分别给予正面评价。2005年,胡锦涛访问德国时说:“1622年,著名的科隆人汤若望抵达中国,并在中国生活了43年。他参与了中国明末的历算改革,清初又编订《崇祯历书》,为中国实行新历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南怀仁逝世300周年之际,中国政府向他的母校—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基金会赠送了“天球仪”(即南怀仁设计制造的大型天文仪器之一)的模型,以纪念他在中国科学史上的贡献。

近年来,利玛窦墓地已经成为涉外旅游的重要景点,来自世界各地的一批又一批的外国游客,特别是意大利游客,到这里瞻仰利玛窦墓地,缅怀利玛窦的事迹。其中包括: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总理安德雷奥蒂,法国前总统德斯坦,等等。

利玛窦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心中。

编后语 :此文为提交2006年由肇庆学院主办的第一届“利玛窦学术研讨会”的论文,发表在《肇庆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早在2001年我第二次造访肇庆的时候,就与肇庆市政协主席刘伟铿先生商议召开利玛窦学术研讨会一事。2006年终于举办了中国大陆自1949年之后的第一次以利玛窦冠名的学术研讨会。会前我协助该市博物馆馆长肖建玲和图书馆馆长范雪梅筹办了题为《利玛窦—中西文化交流第一人》的展览。此展览也堪称中国第一次。

2007年,此文经删节后以《北京应建利玛窦博物馆》为题在《瞭望周刊》2007年第11期(3月13日)发表,并被《文摘报》(2007年3月18日)摘登。


[1]方豪著《中西交通史》,岳麓书院1987年版,(下)第788—789页。

[2]张西平著《中国与欧洲早期宗教和哲学交流史》,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3]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着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5页。

[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916页。

[5](美)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耶稣会士在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6]艾儒略《西泰先生行迹》,载于张星琅《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382页。

[7]中国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一册,第35页。

[8]《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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