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在江西
在韶州期间,利玛窦从过往的商旅和文人墨客口中了解到,和山水毗邻的江西比较起来,广东只不过是流放罪犯的蛮荒之地,而江西才是“钟鸣鼎食地,温柔富贵乡”。尤其在文化上,江西每年通过科举而走进政坛的文人之多,是广东数年之和都难以望其项背的。经过被逐出肇庆的打击后,利玛窦以自己亲身的经历进一步痛感到,在中国,长官意志的随意性太大了,如果得不到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准许,在中国传教始终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更坚定了他“到北京去,面见皇帝,贡献礼物,取得皇帝的欢欣,得到皇帝的恩准”的决心。然而这在当时实在是太难了。利玛窦心想,即使一下子难以做到,也应一步步地向北京,或是南京接近。退一步说,即使不能进入北京和南京,就是到江西去,也比在广东好得多。他的一个中国学生和好友瞿太素就说过,南昌很适合神父们“来中国的目的,是可居住的好地方”[1]。
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4月,利神父果断地抓住了一个转瞬即逝的好机会,随同重新被召用的兵部侍郎[2]石星一行北上,进入江西。
由于明与日本在朝鲜开战,已经退休了的原兵部侍郎石星奉诏北上入京待命。利玛窦以给他精神失常的儿子治病为由被允许随行。利神父本打算径直跟到北京去,但石星说不行,大明帝国的都城是不允许外国人随便进入的,况且又在战争期间。利玛窦又施小计,赠送三棱镜给石星。石侍郎虽然对此颇感兴趣,但表示不能接受。最后经过神父的恳求,石星终于答应帮助他到南京去。
利神父和他的助手随着石星及其家属一行人,翻过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大庾岭,来到小镇南安后,便乘坐小船沿章水顺流而下。他到达的第一个城市就是赣州,并在他的札记和书信中对赣州作了不少描述。赣州位于赣江的两条支流—章水与贡水会合处,也就是赣江的起点。“赣”字就是由“章”字和“贡”字组合而成的。据利玛窦本人的记述,在离赣州不远的赣江上,他和同行的兵部侍郎石星的家眷,先后在叫做“十八滩”和“天竹潭”江面遇险落水。利玛窦的一个助手葬身鱼腹,而他只是由于偶然地抓住了一截绳子,才幸运地活了下来。
1997年初冬,我专程来到赣江岸边的渔民之家,打听“十八滩”和“天竹潭”两个地方。老船工都熟悉这些地方,说那里曾是行船最危险的江段。80年代末,由于在下游万安建造水坝,使得这一带江面水位提高,礁石淹没,成为了水上通途。我与渔民讲好价钱,请他们驾舟送我过去实地察看一下。
在渔船码头的附近,有一座名为“广济庙”又称“储君庙”的建筑,它是过去船民祈求行船平安的所在。利玛窦也谈到过它:在这段河流的开始,“建有一座辉煌的庙宇,虔诚的教外人必在这里祷告,奉献金钱,以求平安通过。”[3]在“广济庙”里,我买到一份有关广济(储君)庙和赣江航运史的油印资料,了解到“十八滩”是赣江从赣州到万安一段江面上的十八处激流险滩。广济庙位于第一滩—“桃园滩”的岸边,其中第五滩叫做“天柱滩”。航运史资料写道:“天柱滩,在赣州市下约25公里的高坑庙附近,与横弦滩相连,是最为险峻的滩群之一。有巢衣石,棋子石、圃官石、栏杆石、棺材笼、放舵石、大小鼓颈、人头石等8处险隘、礁石,靠西边的3块石峰暗伏中流。船必三折而过,浪涌如山,故称‘天柱’。”《利玛窦中国札记》和《书信集》中所称之“天竹潭”[4]并不在列,可见是翻译者以音译字之误。(后读林金水先生书亦有此见解。[5])我乘渔舟行进了近3小时,来到所说的天柱滩一带。如今这里已全无往日的惊险,往来于赣州与万安之间的小客轮嘎嘎而过。昔日的高坑庙只剩下断壁残垣了。
渔舟返回时路经章、贡二水汇合处,修葺一新的“八境台”巍然耸立。远远望去,东河(即章水)浮桥像一条细线漂浮在宽阔的江面上(尽管如今有了与之平行的雄伟的东河大桥),肩挑车运的百姓们鱼贯而过。这些都是在《利玛窦札记》中记述过的景象。沿江的古赣州城墙和“涌金门”城楼也按原样修复。而码头上忙碌的起重机械,和船只轰鸣的马达声,则表明那个古老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就在利玛窦从南向北贯穿整个江西期间,他做出一个重大决策—脱下和尚服,换上儒生装。
在广东的时候,一身和尚服确实帮助金发碧眼的利玛窦他们,减少了中国人对“蛮夷”的传统排外心理。但是后来,他们发现,不仅穿这身异教的“偶像崇拜者”的服装使他们感觉极不舒服,而且对于扩大与中国官员和学者的交往,也颇为不便。在很多场合,正是由于他们的僧侣装束,学者们不愿意与他们来往,如利玛窦自己所说,“因为僧人在中国人眼中,身分是很低而且卑贱的”。如果没有一件“像高度有教养的中国人那样”的绸袍,“就不配和官员,甚至一个有教养阶层的人平起平坐”[6]。
早在1592年10月,范礼安第四次巡视澳门。他传话要利玛窦到澳门去一趟,一则是医治利玛窦在一次被入室抢劫的强盗打伤的腿,二则是就传教事业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就是在这一期间,利玛窦就改换服饰一事请示了范礼安,并得到他的批准。
利玛窦在江西的樟树第一次穿上了中国读书人的服饰—身着深紫色的绸制长袍,腰间束一条半掌宽的同色腰带,腰带上还装饰了两根飘带,一直下垂到脚。再配上一顶用绸缎遮盖的轿子,走在街上,俨然中国学者。这一举动,果然带来了不同寻常的效果。他在谈到拜访一位官员的情景时说,“当从前我们穿僧服去时,受到淡薄而不热情的接待。现在则不同,穿上与他们相似的服装,能受到长时间的款待,并得到设宴招待。”利玛窦曾向人们表示:“我们学有专长,从事文人的工作,并为天主献身服务。”[7]他能说流利的中国话,写地道规范的书面文字,现在又穿上了儒士的服装,这样,一个欧洲天主教神父与中国学者的距离就大大缩短了,所不同的仅仅在于是否“为天主服务”,而共同点却很多。从此利玛窦出入中国学者的交际圈时,就更加游刃有余了。
告别樟树后不久,利玛窦一行来到南昌,他怀着好奇心参观了南昌附近一处被称为“铁柱宫”的供奉许真君的道教观宇。道观的院里有两根巨大的铁柱,上缚毒龙。传说许真君用法术降服了危害百姓的毒龙,给南昌一带的人民带来了幸福和吉祥。这实际上表达了处于赣江与鄱阳湖交汇处的南昌一带的平民百姓,对风调雨顺和避免洪灾的一种企盼。当利公兴致勃勃地参观的时候,围观的当地人非要他向许真君下跪不可,说否则就会遭到神明的惩罚。利神父严守自己的教义,坚持不肯。双方争执得不可开交。这时有一位中国水手前来解围,向人们解释说:“外国人是不拜偶像的。”就这样,事情很快就平息了。利玛窦因此得出结论:“中国人对于宗教的事从不采用武力或强制,对外国人尤其如此。”尽管这样,为了避免误会,他还是觉得,“在尚未使中国人明白我们的立场前,不去参观中国庙宇”[8]为好。
我也曾到南昌寻找过“铁柱宫”。“铁柱宫”是“万寿宫”的俗称。南昌有两处万寿宫,一处在西山,相传是许真人的升天处;一处在赣江边,现已划在的市区内。可惜的是与利玛窦有联系的后者,已在“文化大革命”中拆毁,在原址上建了第二十一中学。但万寿宫的地名犹存,“万寿宫商城”是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小商品市场。而西山的万寿宫则于近年得到重建。徜徉在许逊锁蛟龙的石雕以及表现他率领民众治水和为民医病的壁画前,可以理解当时善男信女们要求利玛窦下跪的心情。当然信仰是不能强求的。
利玛窦一心向往早日到帝国的陪都——南京去开辟新的天主教会所。他在南昌稍事停留后,便驱舟驶入鄱阳湖,遥望被云雾遮住真面目的庐山,出湖口,进长江,一路直奔南京而去。
不幸的是,当时正处于中日在朝鲜开战的时期,气氛十分紧张,南京的朋友都没有胆量收留他。利玛窦原在广东时结识的南京工部侍郎徐大任甚至还公然驱逐他。万般无奈,利玛窦在陪都住了些时日后,只好又返回南昌。
在南昌,利玛窦没有受到怀疑和驱逐,他通过石星的一个好友——王继楼医生的帮助,结交了越来越多的上层人士,进入了南昌的社交圈。其中有两位朱姓的亲王——建安王朱多火节 和乐安王朱多火庚,还有江西巡抚陆万垓。利神父的名声很快就传遍全城。络绎不绝的好奇者带着礼物来拜访他,他又一一回访。他在自己的札记中风趣而又不无得意地写道:“我有时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有时又不得不接连不停地去赴宴,幸亏我有一个健康的胃。”[9]甚至连他神圣的宗教日课,也只好等到夜里再念了。
有一次在宴会上,利玛窦为与会者表演了他令人吃惊的记忆力。他请一个中国人在一张纸上任意写许多互无联系的汉字,利玛窦当众读一遍,然后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接着他又将那些字倒着背一遍。这令在座的个个目瞪口呆。这一绝技最令依靠皓首穷经谋取一官半职的中国读书人神往。于是携带厚礼前来求教的秀才们踏破了门槛。江西巡抚陆万垓也为了他的儿子特意把利玛窦请到官邸。他允诺利玛窦等人可以在此地定居,同时也请利公将其记忆方法用中文写出来,以便教授他的子女。
利玛窦于是撰写了《西国记法》一书。《西国记法》分为六篇:原本、明用、设法、立象、定积、广资。作者熟谙欧洲的思维科学和中国的文字学,把两者巧妙地加以结合,又以标准的文言文表达出来,填补了中国学术领域的一项空白。他写道,记忆的器官是大脑,在“颅首后,枕骨下”,所以人们在想事情一下子想不起来的时候,“其手不觉搔脑后”[10]。他还用人脑受伤就会失去记忆来加以反证。这对于长期认为“心之官则思”的中国人来说,颇为新鲜。因此《西国记法》一书被称为“西洋传入之第一部心理学书”[11]。对此期望值极高的陆巡抚拿到这部书爱不释手,仔细阅读后对利玛窦说:“书中所有的记忆规律,的确不错而且真实。只是要想利用它们,必须先有好的记忆不可。”[12]因为全书一共6篇,内容也不少。
在与建安王交往时,利神父被询问西方人对友谊的看法,他回到自己的住所,将少年时读过的欧洲名人关于友谊的格言回忆整理,编纂成一本题为《交友论》的小册子。我在今年访问马切拉塔的时候,得到了主人赠予的意大利国立图书馆藏的1601年所刻的《交友论》一书的复制本。这在国内很难看到。利玛窦在开头介绍了撰写此书的缘由:
“窦也,自太西航海入中华。仰慕大明天子之文德,古先王之遗教。卜室岭表,星霜亦屡易矣。今年春时,度岭浮江,抵于金陵。观上国之光,沾沾自喜,以为庶几不负此游也。远览未周,返棹豫章。停舟南浦,纵目西山,玩奇挹秀,计此地为至人之薮也。低回留之不能去。遂舍舟就舍。因而赴见建安王。荷不鄙许之以长揖。宾序设醴欢甚。王乃移席握手而言:凡有德行之君子,辱临吾地,未尝不请而友且敬之。太西邦为道义之邦。愿闻其交友道何如。窦退而从述曩少所闻,辑成友道一帙,敬陈江左。”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是很看重朋友间的情谊的。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汉代以后,君臣、父子、师生、夫妇这些上下隶属关系的伦理道德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纲常”,而反映人与人平等交往的交友之道则被冷落了一千多年。当明代商品经济有了一定发展,人与人之间再度呼唤“友谊”的时候,自古重视伦理道德的中国人读到根据西方哲人的名言而改写的《交友论》就感到耳目一新了。《交友论》虽然是为建安王所写,却在当时的文人中不胫而走,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当时的名士冯应京在《刻交友论序》中写道:
“西泰子间关八万里,东游于中国,为交友也。其悟交之道也深,故其相求也切,相与也笃,而论交道独详。嗟夫!友之所系大矣哉!……夫交非泛泛然相欢洽,相施报而已。相比相益,相矫相成。根于其中而不容己;而极于其终不可解,乃称为交。”“京不敏……视西泰子迢遥山海,以交友为务,殊有余愧,爰有味乎其论,而益信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13]
从这篇序言中,可以看到《交友论》在当时的中国文人中为利玛窦赢得的良好声誉。利玛窦在一封信中对他的欧洲教友自豪地说:这本书“为我与欧洲人争了不少光彩,比我所做的其他事情影响都要大……这本书介绍修养、智慧与文学,因此许多人非常喜欢这本书。”[14]在南昌的日子里,利玛窦曾准确地预测过一次日食。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9月某日,日食在他预报的时间发生了,而朝廷钦天监预报的时间却迟了。这使许多中国人对他加深了敬佩之情。他簇拥着利公纷纷发问:“为什么会有日食、月食?”“怎样才能知道它发生的确切时间?”[15]利玛窦总是向他们耐心地一一讲解,使好奇的人们对他敬佩不已。以致当时的文人有“今天下无人不知有西泰利先生矣”[16]之叹。一位文学家兼画家的李日华曾赠诗利玛窦曰:
“云海荡朝日,乘流信彩霞。
西来六万里,东泛一孤槎。
浮世常如寄,幽栖即是家。
那堪作归梦?春色任天涯。”[17]
利玛窦定居南昌期间,常常应邀在九江附近的“白鹿洞书院”讲学,并与当时“白鹿洞书院”主持人章潢(又名本清)建立了友好关系。利玛窦在致耶稣会某神父的信中曾写道:“在南昌附近的庐山有一闻名的白鹿书院,众多学人、秀才来此讲学,研究人生的大道理。”[18]“白鹿洞书院的读书人待我十分客气与景仰,对人生与身后重大问题常和我辩论……他们的院长章本清和我是最好的朋友,我们时常见面,对我们的教义与礼规倍加赞扬。他遣发他的弟子来向我请教,对天主也赞颂不已。”[19]然而他也承认,真正爱听他的宗教道理的读书人只是极少数,白鹿洞书院的多数人最感兴趣的还是他的数学、天文和地理方面的新鲜知识。章本清将利玛窦送给建安王的《世界图志》临摹下来,以《舆地山海全图》为名,收在他所编辑的《图书编》里。《图书编》内还收集有另外两种版本的利玛窦绘制的地图,称为:《舆地图》(上、下)和《昊天浑元图》。[20]
章本清在《舆地山海全图叙》中,对从利氏所绘的世界地图而感悟到的“地域之无穷”论道:(https://www.daowen.com)
“尝闻陆象山先生悟学有云:原来只是个无穷。今即舆地一端言之,自中国达四海,固见地无穷。然自中国及小西洋道途二万余里,使地止于兹,谓无有穷尽可也。若由小西洋以达大西洋尚隔四万里余,矧自大西洋以达极西,不知可以里计者,又当如何?谓之无穷尽也,非与?此图亦自大西洋以至广东,其海上程途可以里计者如此……”[21]
由于利玛窦上述诸方面的活动,使他在南昌赢得了政界和知识界的一致好感。他终于获准在城中靠近知府衙门的黄金地带购置一处房产,建立了一座教堂。在此地传教的“垦荒”工作也有了一定的进展。
1597年到1598年(万历二十五年—二十六年),范礼安再次来到澳门视察以推进在中国的工作。这时他已经不再负责印度的事务而专管中国和日本的传教事务。“范礼安看到耶稣会的高级领导不深入到这种实践中,就不能了解特殊的困难。进一步说,对事业有利的机会是转瞬即失的,他需要立即采取行动,而不能等待远在澳门的领导人去作决定。”[22]鉴于利玛窦在中国取得的成就,和他表现出来的非凡的能力,范礼安决定将中国教务从澳门教区独立出来,专门成立中国教区,并指定利玛窦为中国传教团主管。他在签发给利玛窦任命的同时,还给他一个重要的指示——尽一切努力到北京去开辟一个居留点,以便取悦皇帝,使在中国的开教事业得到永久的保障。为此他“给利玛窦送去了礼物,让他晋见朝廷。他还要利玛窦向他们在澳门的主管提出所需的礼物,由后者提供。范礼安指派李玛诺(Manuel Diaz)担任此职,因为李玛诺对中国非常亲善。”[23]
翌年,也就是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利玛窦又抓住一个机会,跟随吏部尚书王忠铭一齐北上入京。从此他离开居住了3年的江西。
编后语 :此文于1995年撰写,是我第一篇关于利玛窦事迹的论文,发表在1995年版的由陈文华主编的《江西历史名人研究》上。时隔20年,该文中的有些史实经当代学者的研究考证有了新的解读,应给予纠正。如载于《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提及的兵部侍郎石星,应为佘立。
[1]《利玛窦书信集》,第154页。
[2]据德礼贤考证此人为石星。《利玛窦中国札记》第277页,译者注:一般认为此人是石星。但林金水为可能是另一个叫孙矿的兵部侍郎,见《利玛窦与中国》第38页注四。本文 暂取前者。
[3]《利玛窦书信集》,第195页。
[4]同上书,第149页。
[5]《利玛窦与中国》第39页注三:《江西通志》中有“天柱滩”为十八滩之一的记载。
[6]《利玛窦中国札记》上册,第276页。
[7]《利玛窦书信集》,第153页。
[8]《利玛窦书信集》,第198页。
[9]《利玛窦书信集》,第190页。
[10]《西国记法》。
[11]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799页。
[12]《利玛窦书信集》,第230页。
[13]转引自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44页。
[14]《利玛窦书信集》,第258页。
[15]《利玛窦书信集》,第230页。
[16]《西国记法·序》。
[17]转引自《利玛窦与中国》,第49页。
[18]《利玛窦书信集》,第187页。
[19]同上书,第211页。
[20]林东阳《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及其对明末士人社会的影响》,见《纪念利玛窦来华四百周年中西文化交流国际学术会议》,1983年台北出版,第347页。
[21]章潢《图书编》卷二九,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藏本。
[22]J·W·Witek《The Missionary Strategy of Matteo Ricci in China during the Late Ming Dynasty》,见1998年罗马出版的《LE MARCHEE L’ORIENTE》一书的第36页。
[23]Edward Malatesta S.J.《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Strategist of the Jesuit Mission in China》见澳门文化署编辑出版的《The Jesuits 1594—1994, Macao and China, East meets West》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