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双子星座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六、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双子星座

从1600年利、徐二人初次相识,到1633年徐光启逝世,总共不过三十几年,却为中国的数学、天文等多个科学领域带来了划时代的进步。不仅如此,利玛窦实行的“文化适应”策略,也得到徐光启的积极配合,而为他们之后一百多年两大文明持续平等地交流打造了一个唯一可行的平台,从而造就了自16世纪以来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的“西学东渐”文化启蒙运动。这一文化启蒙运动对中国科学史(包括天文学、数学、地理学、地质学、测绘学、水利学、力学、物理学、光学、机械学、建筑学、化学、造纸印刷术、人体科学、西医药学、动植物学,等等)、艺术史(美术包括油画和雕塑、音乐包括乐器、乐理、乐曲、玻璃珐琅制造工艺,等等)和人文学史(伦理学、哲学、语言学、心理学、逻辑学,当然还有宗教,等等),都起到了里程碑式的重要作用,在有些学科门类上甚至起到了从无到有的开创性作用。因此,毫不夸张地说,利玛窦堪称在历史上对中华文明贡献最大的外国人,而徐光启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睁眼看世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驱。

一个意大利的耶稣会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了传播天主教而介绍欧洲的科学和文化;一个中国学者,为了救国救民而突破精神藩篱,努力学习和宣传欧洲的科学,甚至信奉了陌生的天主教。两位伟人从各自不同的出发点,走到同一条路上,携手完成了一项惠及中欧两大文明的伟业。

德国哲学家、科学家莱布尼兹曾评价说:“我认为(在中国的)传教活动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壮举。它不仅有利于上帝的荣耀,基督教的传播,亦将大大促进人类的普遍进步,以及科学与艺术在欧洲与中国的同时发展。这是光明的开始,一下子就可完成数千年的工作。将他们(中国)的知识带到这儿,将我们的介绍给他们,两方的知识就会成倍地增长。这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伟大的事情。”[43]

利玛窦在他的《交友论》中说道:“交友之旨无他,在彼善长于我,则我效习之;我善长于彼,则我教化之。”[44]正是在徐光启和利玛窦这对肝胆相照的朋友之间孜孜不倦的“效习”和“教化”中,谱写了东西两大文明交流融合、相得益彰的不朽诗篇,成就了被哲人誉为“所能想象的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当代中国人将他们并排镌刻在中华世纪坛上,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永久的纪念。

编后语 :此文发表在2012年香港思维出版社出版的《耶稣会教育论文集》。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吕健先生向我约稿,为文史丛书写两个题目,其中一本就是《徐光启与利玛窦》。此书出版后获得广泛好评。香港耶稣会周守仁神父约我撰写了此文。2015年我又应邀为香港华仁书院作了一次同题讲演。


[1]此处的利玛窦浮雕以一架天文仪器和世界地图的背景显示了利玛窦在华传播天文学和地理学的贡献,但是他操作的望远镜则与历史事实不符。望远镜是由荷兰人于1608年发明的,此时利玛窦已在中国,且两年后就去世了。1622年德国耶稣会士邓玉函和汤若望将望远镜传入中国。

[2](美)邓恩著、余三乐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2页。

[3]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台湾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4]黄时鉴、龚缨晏编著《利玛窦世界地图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5]《徐光启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69页。

[6]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台湾光启出版社1986年版,第290页。

[7]罗光著《徐光启传》,《罗光全书》,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第272页。

[8]冯应京《交友论序》。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版,第264页。

[9]《正教奉褒》。引自韩琦等校注《熙朝崇正集熙朝定案(外三种)》,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59页。

[10]徐光启《跋二十五言》,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192页。

[11]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01页。

[12]同上书,第301页。

[13]徐光启《刻几何原本序》,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303页。

[14]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302页。

[15]何高济等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2001年第4次印刷,第517页。

[16]转引自梁家勉著《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83页。

[17]徐光启《几何原本序》,徐宗泽《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58页。

[18]利玛窦《译几何原本引》,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301页。

[19]艾儒略《西泰利先生行迹》,载于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第382页。(https://www.daowen.com)

[20]《利玛窦书信集》,罗渔译,台北学生书社出版,第384页。

[21]同上书,第356页。

[22]徐光启《题几何原本再校本》,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307页。

[23]徐光启《几何原本杂议》,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305页。

[24]《畸人十篇》,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448—462页。

[25]《畸人十篇》,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461页。

[26]同上。

[27]《利玛窦书信集》,第358页。

[28]《利玛窦书信集》,第536页。

[29](美)邓恩著余三乐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89—90页。

[30]北京行政学院《青石存史》,北京出版社2011年版,第152页。碑文所刻“庚戍年”有误,应为“庚戌年”。

[31]徐光启《泰西水法序》,《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35页。

[32]同上书,第235页。

[33]徐光启《泰西水法序》,《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35页。

[34]《从利玛窦到汤若望》,第101页。

[35]郑以伟《泰西水法序》,《明清间耶稣会士译著提要》第238页。

[36]同上书,第236页。

[37]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3页。

[38]纪昀等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853页。

[39]罗渔译《利玛窦书信集》,第96页。

[40]《徐光启集》,第374—375页。

[41]《徐光启集》,第344页。

[42]转引自梁家勉著《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03页。

[43]《莱布尼茨中国书信集》,第55页。转引自李文潮、H.波塞尔编《莱布尼茨与中国》,第75页。

[44]《交友论》,朱维铮主编《利玛窦中文著译集》,第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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