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继续利玛窦未竟之事业
从1600年南都初识,到1607年京师永诀,徐光启与利玛窦的交往总共也只有8年。这其中,同在一地能够经常往来的时间更短,可以说不足4年。但是这却改变了徐光启的一生。同时东西两大巨子联手,也改写了中国的科技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1610年利玛窦的去世,就他与徐光启共同开创的晚明“西学东渐”而言,至此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这之前,从1583年起,利玛窦是当之无愧的旗手,徐光启只是学生和助手;在此之后,其领袖的责任无疑落在了徐光启的肩头。是他独立支持,将多项利玛窦生前就已经筹划而未竟的事业最终完成,例如与熊三拔合作翻译的《泰西水法》和《简平仪说》。
利玛窦在世时,曾与徐光启一起讨论过水利问题。徐公后来回忆道,“昔与利先生游,常谓我言:‘薄游数十百国,所见中土土地人民、声名礼乐,实海内冠冕;而其民顾多贫乏,一遇水旱,则有道馑,国计亦绌焉者,何也?”[31]利玛窦表示,很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以报答皇上礼遇的隆恩。他说,西洋有关于水利的学问,如能在中国实行,就可以富国足民。
徐光启听了这番话非常兴奋。前面说过,徐光启自青年时代始,就对有关国计民生的农业及水利问题特别关注,写过《量算河工及测量地势法》等文章。于是他说,“余尝留意兹事二十余年矣。询诸人人,最多画饼。”于是急不可待地向利玛窦请教。利先生介绍了一些梗概。徐光启感到“悉皆意外奇妙”,闻所未闻。当他为处理父亲丧事离京回乡而向利公告别时,利玛窦将同伴熊三拔介绍给他,说,“昨言水法不获竟之。他日以叩之此公可也。”[32]但是,待徐光启返回京城时,利玛窦已去世了。传授西方水力学知识,从而帮助中国百姓抗御水旱灾害,成为利公一项未竟的事业。
好在他向徐光启介绍了熊三拔,并向熊三拔托付了此事。徐光启于是就向熊三拔请教有关水利之事。可是由于后任的中国教会负责人龙华民,不太赞成利玛窦的“科学传教”的方针。他认为把过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介绍科学上,有悖教会的宗旨。在他的影响下,熊三拔在徐光启向他求教时,态度也不甚积极,“唯唯者久之。察其心神,殆无吝色也,而顾有怍色”。徐光启知道,熊先生不是舍不得传授知识,而是怕人们对传教士万里东来的主要目的产生误解。于是解释道:“人富而仁义附焉,或东西之通理也。”教义精微,可以拯救人们的精神;水利等事虽然粗俗,但可以拯救人们的生命。“并说之,并传之以俟知者,不亦可乎?”“先圣有言,‘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器虽形下而切世用,兹事体不细已。”[33]在徐光启积极促成之下,两人合作,费时二载,才完成《泰西水法》一书。
《泰西水法》共六卷,前四卷分别介绍了提取江河之水的龙尾车、提取井泉之水的玉衡车、恒升车等提水工具,收集储存雨雪之水的水库的建造方法,以及如何寻找水源确定打井位置的方法。第五卷则以问答的形式回答了有关灌溉、排水的若干难题。第六卷完全是图谱,形象地教人们如何制作这些水利工具和设施,非常实用且可操作。书成之后,徐光启、曹于汴、郑以伟为之撰写了序言。邓恩先生写道:“当这部著作刊行之后,熊三拔将书分赠给朝廷里最重要的官员,包括内阁大学士们。他们都非常礼貌地、恭谦地接待了他,并在第二天派家人回访了熊三拔。”[34]
熊三拔在著书之余,还在南堂亲手制造了很多水利机械。曾为《泰西水法》撰序的郑以伟称,1612年他造访熊三拔的住所,“见其家,削者、髹者、绹者,皆治水具也”[35]。这些新奇的水利工具吸引京城的官员学者纷纷来到北京会院,争睹为快。有记载曰:“都下诸公闻而亟赏之”,不少人还“募巧工从受其法。器成即又人人亟赏之”[36]。一时间,耶稣会士的北京会院居然成为展示各种西洋水利工具的博物馆。在1635年刻印出版的《帝京景物略》一书对宣武门天主堂中展示的西洋奇器作了描述,其中就谈到熊三拔制作的水利仪器:“龙尾车,下水可用以上,取义龙尾,象水之尾尾上升也。其物有六:曰轴、曰墙、曰围、曰枢、曰轮、曰架。潦以出水,旱以入,力资风水,功与人牛等。”[37]
《泰西水法》一书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其编者在提要中称:“西洋之学,以测量步算为第一,而奇器又次之。奇器之中水法又切民用,视他器之徒矜工巧为耳目之玩者又殊,故讲水利者所必资也。”[38]
与《泰西水法》情况类似的还有《简平仪说》。
简平仪是星盘(即扁平化的浑仪)中较为简化的一种。元代时曾有西域回回天文学家所制作的星盘传入,但直到明末之前未见星盘在中国的使用和流传。随着利玛窦来华,星盘被再次传入中国。早在南昌居住时,利玛窦就送给江西巡抚一副自己制作的星盘,并教会瞿太素如何制作这种仪器。1608年在北京,他在与李之藻合作题为《浑盖通宪图说》的一书(即他老师克拉维奥所著的《天文学教程》的中文译本)中,对这种星盘做了介绍。(https://www.daowen.com)
有一次,徐光启在南堂时,正遇到熊三拔将自己制造的简平仪呈给利玛窦看。利玛窦对此仪器颇为赞赏,并向徐光启作了简略的介绍。有心的徐光启做了笔录,但对简平仪的原理和使用方法不甚了了。利玛窦去世后,有志于将西方天文理论引入中国以改革历法的徐光启,便向熊三拔请教。开始时,熊三拔还是持犹豫的态度。但是徐光启再三恳求,并说撰写此书介绍简平仪,是历法改革的第一步,熊三拔这才同意了。《简平仪说》一书于1611问世,徐光启亲笔撰写序言。
借助西方天文学理论,改革当时明代的历法,也是萦绕在利玛窦心头多年,但最终未能实现的一项遗愿。
明代的历法基本上沿用了元代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明初朱元璋命翻译回回历作为补充,更名为“大统历”。但是到了晚明时期,“大统历”的误差越来越大,预测日月交食常常发生失误。曾在罗马的耶稣会大学专修过天文学的利玛窦,进入中国之后,就一直十分关注中国的天文历法。在韶州时,他就自称是一名“天文学家”[39],他所制作的体现了欧洲天文学理论的日晷和天球仪等仪器,和他的世界地图一样,是博得中国文人青睐的礼物。在1596年9月的南昌,曾发生过一次日食。居住在那里的利玛窦早在几个月之前就对此做了准确的预报,而朝廷钦天监所作的预测却与实际天象不符。为此,他在进入北京城时写给万历皇帝的奏疏中,就提出愿意参与修改中国历法。遗憾的是,直到他去世都未付诸实施。
后来由于钦天监的天象预报一次次地出现失误,时任南京太仆寺少卿的李之藻和在钦天监任职的周子愚、戈丰年等,先后上疏,提出参用西法,延揽西人,修订历书。但是采用西洋天文理论,修改中国传统历法,在长期闭关锁国且妄自尊大的明王朝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的奏疏也一次次石沉大海。1629年(崇祯二年)五月初一,又一次发生日食,钦天监的预测再次出错。这时已升任礼部侍郎的徐光启,再上倡议修改历法的奏疏。崇祯皇帝览奏之后,批准了徐光启的计划。这才正式成立历局,由徐光启领衔,以西法修历。
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40]的修历方针,组织李之藻、邓玉函、龙华民等集中力量翻译西洋数学、天文、历法书籍。中西人士精诚合作,“臣等藉诸臣(指外国传教士)之理与数,诸臣又藉臣等之言与笔。功力相倚,不可相无。”[41]不久邓玉函不幸病逝,徐光启又举荐汤若望、罗雅谷入局译书。
与此同时,徐光启非常重视实际的天文观测,将其作为检验历法、算法是否精当的唯一标准。他首次将传教士带来的西洋望远镜用于天文观测,并不顾年老体衰,坚持亲力亲为。1630年年底,当徐光启以69岁高龄,冒着凛冽的寒风,登上观象台进行观测时,突然不慎失足,滚落台下,腰部和膝盖严重受伤,动弹不得。皇上得知,命他不必事必躬亲地登台观测。但当他稍有好转,又登台观测。
直至1633年(崇祯六年)的几年中,徐光启分5次向皇帝进呈了翻译的西洋历书共137卷。这一年72岁高龄的徐光启已经病入膏肓,他在病榻上向皇上预报了即将发生的月食,并推荐李天经来继承自己未竟的事业。十一月初八日,为中国科学事业操劳了一生的徐光启与世长辞。虽曾位高极品,但始终两袖清风的他,“盖棺之日,囊无余资”,“宦邸萧然,敝衣数袭外,止著述手草尘束而已”[42]。
李天经不负期望,秉承徐光启遗志,与传教士汤若望等通力合作,终于完成了新法历书—《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虽然新历法没能在明代施行,但徐光启等人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后来,这一以西洋方法修订的历书终于在清代顺治年间以“时宪历”之名颁行天下。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还在历书的封面题上“依西洋新法”5个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