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核心差异:一元与二元的政治权力结构
在相隔九万里的欧亚大陆的东西两端的中国和欧洲,在彼此相对隔绝的条件下,经过几千年各自不同的历史发展进程,到了16世纪的时候,各自形成了有独特特征的高度发达的文明,这包括:不同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同的哲学、宗教和道德准则,不同的艺术流派和审美标准,等等。简直就是两个不同的世界。而双方又都同样认为,只有自己的区域具有高度发达的文明,而自己区域之外的都是野蛮人。
人们在研究明末清初的中西方的接触时,比较多的笔墨注重于双方在“礼仪”上的差异和争议。可以说,利玛窦奉行的“适应策略”曾一度解决了这一难题。我认为,“礼仪之争”还不是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最根本差别。我认为,双方差异最大、最无法调和的分歧是在“权力结构”上的差异。我把它概括为:
欧洲:教俗分权,一教独大;
中国:皇权至尊,多教平等。
在欧洲,天主教在罗马帝国的中期以后,从一个被压迫的宗教转变为整个帝国统一的国教。后来,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世俗政权分裂成若干个小公国,而天主教仍是统一的。这在漫长的中世纪,就形成了“教权大于王权”的局面。作为天主教徒的欧洲公民、特别是教会方面的人士通常认为,对神的义务要高于对国王的义务。不仅如此,那些笃信天主教教义的国君们虽然掌握着强大的政治、军事权力和巨额的财富,但是与中国皇帝苦苦追求长生不老一样,他们也不满足于今生今世的富贵荣华,更想追求死后天堂享受永世的幸福,而天堂的“钥匙”则是掌握在教会统治者(主教和教皇)手里。这就造成“王权”往往不得不屈从“神权”的特有的社会现象。后来在民族国家创立的过程中,教俗权力之争始终不断,势力此消彼长,但直至形成现代社会之前,双方基本上势均力敌。世俗的国王往往需要教皇来加冕,即使是雄才大略的独裁统治者拿破仑也不例外。这就是西方世界传统的二元政治结构。圣经中所言:“该归天主的归天主,该归凯撒的归凯撒”,就是这种二元权力结构的生动诠释。
在这点上,利玛窦没有做任何妥协和变通,也没有隐瞒,他在《天主实义》中明确、坦率地表述了这一观点。他说,中国的儒家学说讲求三纲五常,而“君臣为三纲之首”,但是“邦国有主,天地独无主乎?”[1]也就是说,国君是邦国之主,而天主则为天地之主。显然,天地之主高于邦国之主。而且天主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代表他的是“教化皇”。教化皇“专以继天主,颁教谕世为己职”,各国的君臣,“皆臣子服之”[2]。
关于中国人最为看重的“孝道”,他说,“吾今为子定孝之说。欲定孝之说,先定父子之说。凡人在宇内有三父,一谓天父,二谓国君,三谓家君也。逆三父之旨者,为不孝子矣。天下有道,三父之旨无相悖。盖下父者,命己子奉事上父者也,而为子者顺乎一,则兼孝三焉。天下无道,三父之令相反,则下父不顺其上父,而私子以奉己,弗顾其上;其为之子者,听其上命,虽犯其下者,不害其为孝也,若从下者逆其上者,故大为不孝者也。”[3]这就是说,如果国君与家父的意见与天主相悖,必须服从天主,否则就是不孝。他还进一步说,“国主与我相为君臣,家君与我相为父子,若是比乎天主之公父乎,世人虽君臣父子平为兄弟耳焉。”并且强调说:“此伦不可不明矣!”[4]
这种关于天主、国君和父亲关系和对“孝”的全新说教,无疑颠覆了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天主教被一些反教人士攻击为“无君无父”、“率天下而为不忠不孝”,并非无的放矢。
当然,利玛窦也没有过分鼓吹这一与中国的儒家学说格格不入的天主教的伦理说教,以至与他接触最多的徐光启称:从他的言行之中,“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5]
与西方天主教文明不同,中国则有其完全不同的历史传统与国情。中国自秦以后就是君主集权制,中国人信天、畏天、祭天,然而天与皇帝是统一的。皇帝是“奉天承运”、“皇权天授”。皇帝称为“天子”,定于一尊,绝没有另一个能与他平起平坐的神权。
尽管利玛窦努力将天主教的“敬天主”混同于中国儒家的“敬天”,但无法弥合二者本质的不同。在天主教中,天主面前人人平等,教徒信众可以与国王贵族一样崇拜天主。而在中国,祭天则是最高统治者皇帝一个人的特权,平民百姓不得僭越。这就是“《礼》曰:‘天子祭天地,诸侯祀封内山川,大夫祀宗庙,士庶人祀祖祢。’以明天至尊不容僭也,祀有等不容越也。”[6]
在中国,民间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喇嘛教、萨满教,甚至犹太教,等等。各种宗教在中国基本上是平等的,但绝对不能挑战皇帝的独一无二的权威。在中国永远是皇权高于教权。(https://www.daowen.com)
其实正是这种政治和宗教的状况,为天主教进入中国开了绿灯。利玛窦指出:“中国人对于宗教的事从不采用武力或强制,对外人尤其如此。在这方面他们允许有完全的自由”,“这个事实对于我们在这里的目的也帮助不小”[7]。试想,在天主教统治的欧洲中世纪,在同是信奉耶稣、圣母的基督宗教的不同派别之间(天主教与犹太教、天主教与东正教、天主教与新教)还往往发生你死我活的战争的情况下,有可能容忍另一种宗教(比如佛教和伊斯兰教)和平进入吗?雍正皇帝就说过:“倘若朕派和尚到尔等欧洲各国去,尔等的国王也是不会允许的。”[8]在中国各种宗教在皇权一尊的前提下,基本上和谐相处,甚至“三教合一”。相比之下,应该说当时的中国对外来宗教的容忍程度要远远高于欧洲国家。但是当天主教势力在中国发展到一定程度,甚至有可能威胁到至高无上的皇权的时候,情况就逆转了。
对于天主教倡导的二元权力结构与中国传统的皇权至上之间的矛盾,明末反教人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据彼云,国中君主有二。一称治世皇帝,一称教化皇帝。治世者摄一国之政,教化者统万国之权。”“是一天而二日,一国而二主也。无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政教纪纲,一旦变异其经常,即如我皇上可亦为其统驭,而输贡献耶?嗟夫!何物妖夷?敢以彼国二主之夷风,乱我国一君之治统?”[9]
雍正皇帝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曾对传教士们说,“你们还说,你们的教和我国的儒教没有多大区别。果真如此,你们又何必把你们的教强加于我们呢?如果两者还是有区别,那么你们应该知道,我们是不会为了你们的宗教而放弃有几千年历史的儒学的。”[10]他说,“尔等欲我中国之人尽为教徒,此为尔等之要求,朕亦知之。但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为尔等皇帝之百姓乎?”[11]“四海之内,为天与共;一国之中,宁有二主!”[12]他还说:“教友惟一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实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艘战船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13]
这些当然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不能容忍的,最终成为雍正、乾隆等历任皇帝厉行禁教的主要原因之一。
相反,雍正认为教皇只不过是个小国的皇帝。他说:“朕乃中国皇帝。世界上大小国家都派遣使臣来朝觐。教皇派来之人也是小国使臣。”[14]这也是天主教人士所不能接受的。
在实践中,由于利玛窦之后的来华传教士,特别是与奉行“文化适应”策略的耶稣会士持不同意见的其它修会的传教士,摒弃了利玛窦低调传教的策略,使得教徒与地方民众和政府的冲突屡屡发生,有的直接导致了反教事件的发生。
由于天主教固有的强烈排他性,“有愿从其教者,必使自践其祖宗、父主之神位,而焚于所尊之十字架之下”[15],并在公开场合捣毁以前信仰的佛教偶像。因此在公众心中造成“不认祖宗,不信神明”的印象,激起公愤。一名叫做陈细的生员,入教后不拜孔子及关帝诸神,官府“强令往拜先师,至欲责处,抵死不从”,直至官府言称,不从则惩治外籍神父,“然后勉强叩拜,犹云身虽拜,心仍不服也”[16]。
在教会与地方政府发生纠葛时,一些教徒声称:“我辈为天主受难,虽死不悔”,导致武力抗官的事件。在福建福安“城乡士庶男妇大概未入教者甚少,该县书吏衙役多系从教之人,是以审讯时竭力包庇,传递消息”,而造成“通邑士民衙役不畏王法,舍身崇奉邪教夷人”[17]的现象。更有甚者,各地的传教者将入教的中国人以教名登记造册,名为“坚振录”,“每年赴澳门领银时,用番名报国王,国王按其册报人数,多者受上赏,少者受下赏”。且“查询受雇前往澳门取银之缪工禹等,据供每年往澳门取银时,遇见北京、江西、河南、陕西各处人皆来缴册取银等语”。官员惊呼:“天朝士民而册报番王,俨入版籍,以邪教为招服人心之计,其心犹不可测也。”[18]
这当然引起地方官员的高度警惕和强烈不满,福建督抚甚至担心:“福安一县,不过西洋五人,匿其地为时未几,遂能使大小男妇数千人坚意信从,矢死不回,纵加以槌楚,重以抚慰,终莫能转,假令准此以推,闽省六十余州县,不过二三百西洋人,即可使无不从其夷教矣。”[19]以致福建等省地方督抚屡次上奏,要求禁教。
因此,中国朝廷君臣一致认为,西方的天主教来到中国,长久地看,必然是对皇权的威胁,禁教也就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