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等耶稣会士成功的历史条件
由于上述中西政治权力结构的巨大差异,当大航海时代来临,这两种文明第一次面对面碰撞时,相互之间格格不入乃情理中事。在利玛窦之前,当众多传教士凭借殖民主义的枪炮开路,成功地将欧洲文明移植到美洲的时候,在“万里长城”脚下却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他们中间的一些人绝望地呼叫:“没有军队的介入,要进入中国就等于要登上月球。”
但是,利玛窦却奇迹般地做到了。1583年,他进入肇庆,建立了第一个定居点,继而进入韶关、南昌、南京,1601年进入大明王朝的都城—北京。万历皇帝打破了外国人不能在京师长住的惯例,批准他定居北京;当他在京去世时,又破例赐给他墓地。利玛窦死后,一批又一批的天主教传教士来到中国,有的效力宫廷,有的传教地方,一直延续了200年之久。正是由于他们的居中介绍,中国历史上发生了被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称为“可以想象的最伟大的事业”,即中国史学家用“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两个词汇概括的中国与欧洲两大文明的全方位的交流。
这究竟是为什么?
近年来中外研究者对利玛窦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做了大量的研究,利玛窦所开创的“文化适应”和“学术传教”策略,无疑是他成功的法宝。而对后来这种交流的中断,人们往往归咎于罗马教廷在“礼仪之争”中所采取的错误的决定。
我今天想说一点不同的意见。我的观点是:以利玛窦来华为开端、持续了200年左右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少见的特例,或者说是一次奇妙的“巧合”。换言之,这其实是一次“偶然”。论据如下:
第一,利玛窦来华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正好是一个玩物丧志、昏庸透顶的万历皇帝。他对利玛窦进贡的西洋自鸣钟的偏爱,促使他违背“大明会典”的规定,默许利玛窦在京居住。如果利玛窦碰到的是一个像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一样的有为之君,就绝不会那样幸运。《明史·天文志》载:“明太祖平元,司天监进水晶刻漏,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鼓。太祖以其无益而碎之。”[20]当然明代的昏君占了大多数,但是如果利氏碰到的是万历皇帝之前痴迷道教的嘉靖皇帝,或是之后的痴迷木匠手艺的天启皇帝,恐怕对西洋自鸣钟的的兴趣都不足以使他们作出打破明代法律的举动,利玛窦也就很难在北京立足。
第二,利玛窦恰巧结识了徐光启。徐光启既是杰出的科学家,又是当朝的大学士(权位几乎相当于宰相),这在中国历史上即使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几百年不遇的特例。诚然,在明代末年,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开明学者群体,除了徐光启之外,还有王泮、李之藻、杨庭筠、王征等人。但熟悉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人能取代徐光启的作用。没有徐光启,利玛窦绝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几何原本》就不可能翻译出版,传教士们也不可能安然度过“南京教案”的打击,明末引进欧洲天文理论而进行的历法改革也不可能发生。
第三,利玛窦及其耶稣会同伴来华的时期正好是明清两代交替的时期,这为他们的存在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这是因为:首先,明王朝为了抵御清军需要西洋大炮。万历末年,传教士们在因“南京教案”被赶出京城后,正因为此才又得以返回。(https://www.daowen.com)
其次,随后替代明王朝定鼎中原的大清朝,为了证明其“奉天承运”改朝换代的正当性,而需要一部有别于明朝的、更加准确的历法。汤若望就是这样成为清王朝的座上客的。
第三,当时恰好遇上了个思想比较开明且喜爱科学的康熙皇帝。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康熙皇帝其实并不喜欢天主教,但是当他意识到严禁天主教,就将导致传教士离华,而没有传教士就不可能有西方文化、科学的传入时,他宁肯对天主教采取容忍的态度,直至1692年“容教令”的颁布。后来因为教皇在“礼仪之争”表现的蛮横态度,康熙转变了政策。但他并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对愿意遵守“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还发票,允许他们传教。
而在他之后的雍正、乾隆则不同。他们虽然也钟情西方的美术、音乐、工艺、园林、建筑等,但坚决禁止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教,只允许他们在京城为皇室和朝廷服务,保存京城的教堂,允许他们自己照常过宗教生活。如越“雷池”,就毫不留情地予以取缔。
更为重要的是,在清朝定鼎中原的初期,文化程度不高、人口又少的满族人,为了统治人口众多,文化积淀深厚的汉人,需要有一种能够制衡汉人的力量,而这些具有高度文明的西洋人,正好符合了这种时代的需要。特别是在顺治、康熙年间,对清王朝而言,来自汉人的威胁要远远大于来自西洋人的威胁。这就为这一时期的来华传教士提供了存在的空间。
如果这发生在一个稳定的王朝统治下,情况就不一样。正如在雍正、乾隆以及之后朝代那样。在雍正特别是乾隆朝代,由于清王朝统治者不断调整满汉关系,加上几十年的统一、和平与经济发展,作为中国人口主体的汉人,特别是汉人中间的官员、文人和乡绅等上层人士,基本上认可了满族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认可了满清王朝的正统性。满汉矛盾弱化,阶级矛盾上升,而不少下层民众的反抗势力又往往借助一种体制外的宗教(如白莲教等)作为号召。而经过多年发展有了一定实力的异域宗教—天主教,对巩固皇权的作用就不再是正面的了。因此中外矛盾逐渐上升,天主教在华存在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
然而禁止中国人信教,势必大大降低了传教士来华的积极性,致使西学人才的匮乏。但是雍正、乾隆之后的皇帝们在权衡二者的利害得失后,选择了宁可没有西学,也要严禁天主教。再加上18世纪中后期,能够遵照“利玛窦规矩”行事、较为能被中国人接受的耶稣会,反而被教皇解散了,于是延续了大约200年的中西文化交流戛然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