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几点结论
随着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的增长,地理上相隔遥远,自古以来长时期隔绝的异质文明的相互接触、碰撞与影响,是历史的必然。然而采取的形式则有不同,也具有偶然性。
在世界历史上,当欧洲的天主教文明向世界各地扩张,而与当地文明碰撞时,通常呈现的是美洲模式,即外来的欧洲文明以毛瑟枪与十字架为先导,在经过了残酷的种族灭绝式的战争后,几乎完全取代当地的印第安人文明。但也有日本模式,即在炮舰的威胁下,当地政府被迫开放门户,从而欧洲文明和平地影响当地文明。当然也可能还有其它的模式。
而对中国来说,鉴于上述政治结构的核心差异,也鉴于中国比较强盛,虽然当时开始走下坡路,但还有很大的实力,当欧洲天主教文明与之遭遇时,其最初被拒之门外是必然的。当双方的势力此消彼长之后,西方通过鸦片战争及之后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迫使其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随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师夷长技以制夷”,以求得民族的解放,从而或是被动、或是主动地接受西方文明,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唯有利玛窦及其耶稣会同伙平和地进入,并持续存在了200年,一方面播撒下天主教的种子,一方面又传播了双方的文化的这一历史事件,具有极大的偶然性。
只有到了21世纪的今天,各种文明、各个宗教平等相处的理念成为普世的价值观,宗教仅仅作为人们心灵的诉求而退出政治领域和权力博弈的时候,天主教(也包括其它宗教)在客体文明区域和平存在和自由传播才成为真正的可能。
正因为如此,关注17—18世纪以利玛窦等传教士为中介的中国与欧洲两大文明的沟通与交流,关注那次由于多种偶然因素而促成的“美好的历史巧合”,不仅令人兴趣盎然,也能为全球化日渐深刻的今天,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和谐相处,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也正因为如此,2010年当利玛窦逝世400周年之际,世界各地才纷纷举行纪念活动,又一次掀起利玛窦热。
编后语 :此文系为第二届利玛窦国际论坛(2010年)提交的论文。后发表在《肇庆学院学报》和澳门《文化杂志》2012年夏季刊总字第八十三期。
[1]朱维铮编《利玛窦中文译著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页。
[2]同上书,第86页。
[3]朱维铮编《利玛窦中文译著集》第91页。
[4]同上。
[5]同上书,第135页。
[6]徐昌治编《圣朝破邪集》卷5,黄问道《辟邪解》,载于周駬方编校《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
[7]利玛窦、金尼阁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2001年第4次印刷,第284—285页。(https://www.daowen.com)
[8](法)宋君荣著、沈德来、罗结珍译《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载于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页。
[9]徐昌治编《圣朝破邪集》卷5,张广渐《辟邪摘要略议》,载于周駬方编校《明末清初天主教史文献丛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版。
[10]《中国来信》,第53页。
[11]转引自顾长声著《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1页。
[12](法)宋君荣著、沈德来、罗结珍译《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载于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8页。
[13]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第255页,转引自《中国教案史》,第154页。
[14](捷)严嘉乐著、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
[15]《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一册,第69页。
[16]同上书,第117页。
[17]《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一册,第84—90页。
[18]同上书,第118页。
[19]《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一册,第120页。
[20]《明史》卷二十五,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二册,第3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