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利略的朋友——施莱克(邓玉函)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伽利略的朋友——施莱克(邓玉函)

约翰·施莱克(Johannes Schreck) 1576年出生于德国与瑞士接壤的康士坦茨天主教主教管区,更具体点说是一个叫作西格玛瑞根公爵(Zollern Sigmaringen)的臣属区的一个叫做“宾根(Bingen)”的小镇[9]。早在1603年,施莱克在帕多瓦大学学医学的时候,就与大他12岁的该大学数学教授伽利略相识了。1611年享誉欧洲的伽利略应邀访问了罗马,在罗马大学展示了他的望远镜,并作了精彩的讲演。这时施莱克也在罗马大学。他是教皇药剂师法伯(Johannes Faber)的助手,同时又在罗马大学攻读神学研究生。罗马大学是耶稣会主办的著名的高等学府,有享誉全欧洲的学者任教,其中最杰出的有利玛窦的数学教师格里斯多夫·克拉维奥(Christophorus Clavius),这时他已经很老了;还有施莱克的天文教师克里斯托弗·戈兰伯格(Christoph Grienberger)。戈兰伯格和伽利略是很好的朋友,他真心支持伽利略的观点,但是不能公开表示。

施莱克在十几年之后的一封信中,回忆到与伽利略在罗马圣·特里尼塔蒂斯(S.Trinitatis)山上共同观测星空的一个难忘的夜晚。他还同时嘲笑了一名顽固坚持错误观念而且愚蠢可笑的神父,他写道:“那位和我们一起站在教堂上的神父,拒绝用伽利略的望远镜观看天上的星星,以便不必承认他的双眼迫使他不得不接受的事实。”[10]这就说明,施莱克不是一个保守的人。但他和他的老师一样,也不是像伽利略一样勇于向守旧势力宣战的斗士。在当时关于宇宙模式的三种学说中,他既不赞成守旧的宗教当局所坚持的地球是宇宙中心的托勒密学说,也不赞成伽利略确定地将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奉为不二真理,他倾向一种折衷的理论—第谷学说,即行星都是围绕太阳旋转的,而太阳则是围绕地球旋转的。

在罗马,他们两人还共同地成为“灵采研究院”(因其会标是一只山猫,所以又称山猫研究院)的成员。“灵采研究院”是楷西侯爵于1603年发起成立的全世界第一个科学团体。他的宗旨是:“希望热心于追求真正知识并致力于研究自然尤其是数学之哲学家成为其成员;同时本学会也不忘优雅的文学与语言学之装点作用,因此类科学犹如优美之服装,亦可使科学自身增辉声色也。”[11]在该研究院的院士名单上,伽利略与施莱克分别排名第六和第七。著名的耶稣会科学家《中国图说》的作者、基歇尔(Athanasius Kirchers)曾这样评价施莱克:“这位德国康斯坦茨神父在加入耶稣会之前就已经是全德最著名的学者、医生和数学家之一。由于他博学多才、广泛深入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卓有成果的高超医术,使他受到众多的王公贵族们的热烈欢迎。”[12]也正如中国学者方豪所说的那样:而且也已经以“医学、哲学、数学无一不精;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葡萄牙文、希伯来文无一不晓,还兼修过动物、植物、矿物等学科”,而“名满日耳曼”了[13]。

但是,令伽利略不解和失望的是,施莱克就在这一年加入了天主教的耶稣会,成为一名神父。他说:施莱克的消息,“使我颇为不快,这是我院的损失。但他决定进耶稣会,而不入别的会,还可以使我感到欣慰,因为我最重视耶稣会。”[14]的确,在天主教各个修会中,耶稣会是最为重视科学和教育的。罗马大学就是由耶稣会主办的。曾经在这里当过利玛窦数学教师的克拉维奥就是参与制定教廷“格列高利历法”的主要成员。其实,施莱克既然来到罗马大学,加入耶稣会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他与伽利略不同,伽利略是罗马大学慕名请来的贵宾。

关于施莱克退出楷西研究院而加入天主教耶稣会的原因,近来的研究者有了新的解释。1611年施莱克曾应楷西公爵之邀,“承担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帮助他出版《墨西哥词典》(Thesaurus Mexicanus)”。该书的内容是西班牙医师赫尔南德斯奉国王菲利普二世之命游历墨西哥收集来的大量关于新大陆的植物、动物和矿物的信息。施莱克的任务是编辑和评述。他以注释的形式在书中加入了自己的评论,并由此而产生了对探索“欧洲以外自然史”的强烈的兴趣。然而在当时,全球化其实“是一个有关征服和基督教化的问题,而科学只能附随于这个与境中出现的机遇”,“教会以其世界范围的活动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事实上,耶稣会士不仅展示了将科学追求融入宗教世界观的可能性,而且提供了一种组织上的支持,它比赞助人的支持更优越。”专家认为,这种选择对于施莱克来说具有格外的吸引力,因为“他既没有独立的收入,也没有学术机构中的位置,更没有贵族的赞助。”[15]。

换句话说,施莱克是为了获得考察海外未知的自然界的机会,才加入天主教耶稣会的。因为耶稣会一方面特别重视科学教育工作,一方面积极向海外派遣传教士。果然,后来施莱克在1618年到达果阿后,在那里停留了7个多月,收集了当地500多种的动、植物和矿物的资料,编写了一部被他命名为《印度的普林尼》(Plinius Indicus)的亚洲自然史著作。他之所以这样命名他的书,是因为在公元1世纪,罗马有一本百科全书式的自然史著作名为《老普林尼》。另外施莱克在中国的经历,也可以为他加入耶稣会的动机做出令人信服的注释:他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事业中,根本无暇从事宗教工作。

1614年,施莱克的机会来了。这一年,一名从遥远的中国返回的耶稣会士尼古拉斯·垂勾特(Nicolas Trigault)到了罗马。他的中文名字叫做“金尼阁”。

金尼阁1577年出生在比利时之杜埃城(现属法国境内),1594年加入耶稣会,于1610年远赴澳门,翌年进入南京。

进入中国大陆后不久,金尼阁又被他的上司、利玛窦的继承人—意大利耶稣会士龙华民(Nicolò Longobardo)派回了欧洲,去向罗马教廷请示有关中国传教事业中的若干问题。在从中国返回欧洲的漫长路途中,金尼阁将利玛窦生前用母语意大利语撰写的回忆录翻译成拉丁文,并补充了两章,记述了利玛窦死后向皇帝申请墓地和举行葬礼的情况。1614年,金尼阁回到罗马,中国传教团的各项请求都得到了教皇和耶稣会总会的首肯。那部揭开古老中国神秘面纱的书稿也得到批准,以《天主教传入中国史》的书名出版,引起轰动。然而金尼阁并不满足,他最需要的还是志愿到中国传教、具有较高科学素养的传教士。为此他造访了罗马的“灵采研究院”。施莱克,还有亚当和罗等旋即决定加入金尼阁的中国传教团队。

从1614年决定加入金尼阁的团队,到踏上远赴东方的航船,施莱克在欧洲各国巡游了差不多5年的时光,他的足迹到过米兰、佛罗伦萨、都灵、里昂、巴黎,还有金尼阁的故乡—比利时的杜埃、荷兰,德国的慕尼黑、奥格斯堡,瑞士的日内瓦,等等。金尼阁给他的任务“是为在华传教事业之需要收集当代最新的科学文献与仪器、器械。”[16]其中对本文主题异常重要的是,米兰的红衣主教博罗梅奥赠送给他一架伽利略的望远镜。施莱克因此成为第一位将望远镜带入中国的人[17]。(https://www.daowen.com)

金尼阁在巡回演讲中表现出口若悬河的天才,很快就在欧洲掀起了一场“中国热”,他从教皇和多位欧洲公国的君主那里获得了大量精美的礼物、仪器和图书,以及支持中国传教事业的款项。耶稣会进入中国的先驱者利玛窦,为了在中国站住脚,并顺利地传布福音,创立了“科学传教”的策略,并被他的后继者奉为圭臬。施莱克在这方面具有无可争议的优势。

1618年4月16日施莱克登船离开里斯本港,与他一同加入金尼阁远征东方团队的耶稣会士共有22名,其中德国人亚当和意大利人罗,也都是灵采研究院的院士。

亚当(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出生于科隆,先在当地的耶稣会学校就读,1608年进入罗马大学,1611年加入耶稣会。在罗马大学,亚当与施莱克相识,共同开始充当见习修士。罗(Giacomo Rho)1593年出生于米兰,精于数学。

经过充分的准备,各国君主赠送给中华传教团的礼品、书籍也纷纷到达启航的港口—里斯本,1618年4月16日,金尼阁率领他的远征团队,包括施莱克、亚当和罗在内的22名年轻教士,搭乘了3艘大船圣加罗号(St·Carlo)、圣茂罗号(St·Mauro)和善心耶稣号(Der gute Jesus),以及另外两艘小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18]。

海上的旅途是漫长的,以金尼阁为首的耶稣会士小团体将时间安排得紧张而又充实:从周一到周六,每天下午排有课程:周一和周四由枯心(P·Cousin)神父演讲道德;周二和周五由施莱克讲授数学;周三和周六由金尼阁讲授中国语言文字课。此外,施莱克、亚当和罗等几名年轻人“很勤奋地作观察星象、流星、风向、海流和磁针移动等等工作”[19],无疑,包括伽利略望远镜在内的各种仪器成了他们有力的帮手。

长时间的海上航行最怕感染瘟疫。船上没有正式的有资格的医生,于是曾在帕多瓦大学学过医学的施莱克担当起医生的职责。一行中的金尼阁、亚当,包括施莱克自己都曾一度被瘟疫击倒,唯有罗只是仅仅感到有点头疼,并无大碍。幸运的是他们几人先后都战胜了病魔。经过几个月的生死搏斗,“善心耶稣”终于在10月4日到达了果阿。耶稣会士们在这里得到了几个月的休整时间。这期间施莱克潜心于他计划的植物学研究。“凡造物主为新世界(即印度和中国等东方世界)创造的东西—动物和植物,他都要记录下来。这就是题为《印度的植物世界》(Plinius Indicus)的一本包括动、植物的百科全书。仅在印度时,他一个人就对约500种不为欧洲所知的植物画出图像并做了描述。我们有一封施莱克于1619年5月4日从果阿发给他在罗马的朋友法伯(Faber )的信函。信中写道:‘如果我能在这里待上一年,我肯定能为他们给出上千种全新的植物和它们的治疗功效’。我们在此清楚地看到他研究植物的主要动机也许就是他亚洲之行的主要动机,即:寻找药用植物。”[20]。

而亚当则在果阿东北的一个小岛上专作观察彗星的工作。几个月时间经常使用望远镜,使以前对这一新式仪器并无太多了解的亚当,对其原理和使用方法已经谙熟于胸。

1619年5月20日,施莱克、亚当、罗等人在金尼阁的率领下,分别乘坐两艘船向澳门进发,他们先后于7月15日和22日到达了他们此次远航的最终目的地。从欧洲迢迢万里带来的书籍、仪器,当然也包括那架伽利略望远镜,也都一道抵达了中国。

从此,他们有了各自的中文名字: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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