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远镜来到中国
2000年为了迎接新世纪的曙光,在北京长安街的西端建造了一座“中华世纪坛”。其外形是一座巨大的日晷。世纪坛内的核心建筑是一个圆形的“世纪厅”。“世纪厅”内环形墙上装饰着以中华文明发展史为主线的大型浮雕群像,从北京猿人开始,孔夫子到邓小平,纵贯数千年对中华文明做出杰出贡献的人物依次排列,栩栩如生。在七、八十名可以叫出姓名的人物中间,有两个外国人,且都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和利玛窦。浮雕中的利玛窦背后是世界地图,下方是天文仪器,身旁是他最亲密的中国朋友—徐光启。利玛窦身着儒生服饰,专心致志地操作着一架望远镜。这是不是在告诉人们,利玛窦是将望远镜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呢?
资深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专家江晓原撰文指出,起码有两则中文史料证明,利玛窦在华时曾持有望远镜:
第一条来自明代郑仲夔的《玉麈新谭·耳新》卷八:“番僧利玛窦有千里镜,能烛见千里之外,如在目前。以视天上星体,皆极大;以视月,其大不可纪;以视天河,则众星簇聚,不复如常时所见。又能照数百步蝇头字,朗朗可诵。玛窦死,其徒某道人挟以游南州,好事者皆得见之。”
第二条来自清初王夫之的《思问录·外篇》:“玛窦身处大地之中,目力亦与人同,乃倚一远镜之技,死算大地为九万里”之语。江先生称:“虽然王氏未提供进一步的细节,无法知道其说之所自,但这是中国文献中关于利玛窦拥有望远镜的又一记载。”[21]
但多数研究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本人也持同样意见。因为当1608年荷兰眼镜商人向政府申请专利的时候,利玛窦已经在中国生活了26年了,离开欧洲已经30年了。虽然他即使在中国也有可能从通信中、从后来来华的同伴中得知他来华以后欧洲发生的事情,也可能间接地得到来自欧洲的书籍和自鸣钟。但是,他却不太可能知道望远镜,更不可能得到望远镜。因为这时离他1610年5月去世,仅仅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而当时从欧洲及到中国的信件都不太可能在一年之内到达,前面引述的邓玉函的话,寄书需要3年的时间。
更为有力的证据是,利玛窦在其回忆录《利玛窦中国札记》中连一处都没有提到望远镜,却屡屡提到了令中国人赞叹的、能将白光变成七色光的三棱镜。如果他手中真的有令中国人赞叹的这种望远神器,他是不会不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自豪地提及的。在利玛窦最亲密的朋友如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著作中,也从未提到过在利玛窦生前见过望远镜,尽管在利玛窦去世和邓玉函、汤若望来华之后,他们都盛赞过这一西洋仪器。而且在其它来华耶稣会士的大量的书信、著作中,至今也还没有发现一处说到利玛窦曾携有望远镜的。因此,我认为上述两条中文史料尚不足为据。方豪先生推测其原因时指出:“盖尔时国人极崇拜利玛窦,故凡闻一异说,见一奇器,必以为玛窦所创。”[22]
所以,世纪厅中的利玛窦形象,如果不是史实的错误,可以理解为:这一利玛窦是明末清初为中国带来欧洲科学文化的众多传教士的集中代表。
最先将望远镜这一欧洲的新发明告诉中国人的是耶稣会士阳玛诺。
阳玛诺,原名:Emmanuel Diaz Junior,1574年出生于葡萄牙卡斯特尔夫朗科,1610年来华[23]。这虽然是在1608年和1609年之后,但他离开欧洲,到达澳门却在望远镜诞生之前。费赖之书记载曰:阳玛诺“于1601年至果阿完成其学业。已而赴澳门,教授神学六年。1611年与费奇规神父共至韶州”[24]这就是说,阳玛诺到达澳门的时间,最迟是在1606年,也是伽利略使用望远镜取得多项重大发现之前。他当然是在东方得到这些消息的。
1615年,阳玛诺在周希令、孔贞时、王应熊三位中国文人帮助下撰写的《天问略》在北京刻印。这部书用问答体裁介绍了以托勒密的地心体系为核心的旧式欧洲天文学理论,涉及太阳在黄道上的运动,月相成因,交食及交食深浅的原因,等等内容。但在最后又介绍了伽利略的望远镜,和他借助望远镜取得的一系列新发现:
“凡右诸论,大约则据肉目所及测而已矣。第肉目之力劣短,曷能穷尽天上微妙理之万一耶?近世西洋精于历法一名士,务测日月星辰奥理而哀其目力尫羸,则造创一巧器以助之。持此器观六十里远一尺大之物,明视之,无异在目前也。持之观月则千倍大于常。观金星,大似月,其光亦或消或长,无异于月轮也。观土星则其形如上图,圆似鸡卵,两侧有两小星,其或与本星联体否?不可明测也。观木星则四围恒有四小星,周行甚疾,或此东彼西,或此西彼东,或俱东俱西,但其行动与二十八宿甚异。此星必居七政之内别有一星也。观列宿之天,则其中小星更多、稠密。故其体光显相连,若白练然,即今所谓天河者。待此器至中国之日,而后详其妙用也。”[25]
阳玛诺称伽利略为“西洋精于历法一名士”,称望远镜为“巧器”,可在60里外清晰地看到一尺左右的物体,用以观月能将月球放大一千倍。他还介绍了伽利略发现的金星的相位变化、土星的类似两颗小星的光环、木星的四颗卫星以及由众多、稠密的发光体组成的“天河”(即银河)。
作者最后满怀期望地说:“待此器至中国之日,而后详其妙用也。”期盼着望远镜传到中国后,详细地了解它的各种“妙用”。这句话说明,阳玛诺本人并没有亲眼看到过望远镜,使用过望远镜,他对此一西洋“巧器”的介绍只是听说来的。同时这句话也再明白不过地印证了笔者前面的结论,即利玛窦并没有为中国带来望远镜。
《天问略》1615年在中国出版,距《星际使者》1610年在欧洲出版,仅仅相差5年的时间。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耶稣会士以第一时间将欧洲的最新科研成果介绍到了相隔九万里的、欧亚大陆东端的中国。
七年之后,1622年随着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踏进内地的脚步,望远镜也来到了中国。1626年,汤若望撰写了专门介绍望远镜的《远镜说》。在这之后不久出版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中,作者刘侗、于奕正谈到,位于宣武门内的天主堂展示了各种西洋奇器,其中就有望远镜:“其国俗工奇器,若简平仪,仪有天盘,有地盘,有极线,有赤道线,有黄道圈,本名范天图,为测验根本。龙尾车,下水可用以上,取义龙尾,象水之尾尾上升也。其物有六:曰轴、曰墙、曰围、曰枢、曰轮、曰架。潦以出水,旱以入,力资风水,功与人牛等。沙漏,鹅卵状,实沙其中,颠倒漏之,沙尽则时尽,沙之铢两准于时也,以候时。远镜,状如尺许竹笋,抽而出,出五尺许,节节玻璃,眼光过此,则视小大,视远近。候钟,应时自击有节。天琴,铁丝弦,随所案,音调如谱。”[26]这是中国学者亲眼目睹望远镜神奇妙用的最早纪录。(https://www.daowen.com)
差不多几乎与此同时,葡萄牙籍耶稣会士陆若汉也将望远镜带进了北京城,并且将这一西洋奇器赠送给了在京的朝鲜使者郑斗源。
陆若汉(原名:Jean Rodriguez Tcuzzu),1561年出生,16岁时就到了日本,1580年加入耶稣会[27]。1614年日本排教,陆若汉被逐避居澳门。就在这之后不久,大明王朝在与东北满族八旗的交锋中节节败北。曾与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结成好友,热衷西学,且受洗入教的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向朝廷提出借助西洋火炮,阻击八旗铁骑的策略。朝廷同意此议,便与澳门葡人接洽。澳门方面选派陆若汉作为澳方代表,后又派遣他率炮队驰援北京。1630年,陆若汉所率炮队与进犯北京的八旗军遭遇,涿州一战,力克清军锐气,解京师之围。2月14日,远征葡军意气风发地开进北京城[28]。
朝鲜史料《李朝实录》记载:1631年,“陈奏使郑斗源回自帝京,献千里镜、西炮、自鸣钟、焰硝花、紫木花等物。千里镜者,能窥测天文,觇敌于百里外云。西炮者,不用火绳,以石击之,而火自发。西洋人陆若汉者来中国,赠郑斗源也。”[29]这是朝鲜人第一次知道望远镜,第一次拥有望远镜。
从这条史料,我们可以推测:第一,陆若汉在这次率领葡军炮队对后金八旗军的作战中,使用了望远镜;第二,作为大明王朝聘请的外援,陆若汉肯定也会赠送若干西洋奇器(包括望远镜)给中国,而且数目应该不会比赠送给朝鲜使者的少。第三,在陆若汉逗留北京期间,一定会有不少好奇的中国的文人和官员得机会一睹这些西洋奇器。
也差不多是与此同时,国人在福建福州的耶稣会驻地,好奇地看到了望远镜。住在那里的耶稣会士是意大利人艾儒略和立陶宛人卢安德。方豪先生称:1631年“望远镜已由卢安德传入福建三山,嗣后又由艾儒略携至桃源、清障”[30]
艾儒略,原名:“Jules Aleni”,1582年出生于意大利的布雷西亚,成长于水城威尼斯。1600年加入耶稣会,1609年派赴远东,1610年到达澳门,1613年进入内地[31]。他先后到过北京、上海、扬州、陕西、山西、杭州等地。后应退职大学士叶向高之邀,入福建传教,被称为“西来孔子”。 卢安德,原名“Andre Rudomina”, 1594出生于立陶宛一贵族之家,1626年至澳门,后赴福州协助艾儒略。《口铎日钞》是一部记录艾、卢两位神父言行语录的书,书中三次提到望远镜,但并非从科学角度,而是将望远镜用于道德和宗教的说教。
第一次,“诸友复请远镜,卢先生出示之,其一面视物,虽远而大,一面视物,虽近而小。观毕,先生谓余曰:‘斯远镜者,一面用以观人,一面用以观己。’余曰云:‘何?’先生曰:‘视人宜大,而视己宜小。’”[32]卢安德以望远镜正看将远处之物放大,反看将近处之物缩小的特性,教导人们要善于看到别人的优点和自己的缺点,力戒骄傲自大。
第二次,“先生过林太学家,偶谈西国奇器,太学曰:‘昔只谒于桃源,见示贵邦远镜。视远若近,视近若远。归述之,未有信者。’先生曰‘贵邑离桃源几何?’太学曰:‘才一舍耳。’先生曰:‘夫以一舍而遥之隔,以君郑重之人,亲见之事,述之亲友,尚有疑心,何况余辈自泰西航海东来,涉程九万,历岁三秋,传千古来未经见闻之事,而人有能遽信遽从者乎?’太学叹曰:‘先生言是也!’”[33]从这一则史料,我们可以了解到,通过口口相传,很多内地国人也都听说了望远镜之事,尽管开始时他们还不太相信。一旦有机会亲眼看到,也就不能不信了。
第三次,“林有杞入谒,求观远镜。先生曰:‘子何镜之观也?有视至九重天而止者矣,有透九重天以上,而视天主无穷之妙理者矣。孰远孰近,二者奚择?’有杞曰:‘视天主之妙理者,其人之心镜乎?数日来幸从先生讲解经旨,颇窥天外理矣。今愿假视形天者,一寓目焉。’先生出示之。正观则极远之物,皆近而大;倒观则极近之物,皆远而小。有杞异之,先生曰:‘无异也。身后之事世人以为极远,不知其至近,而所系之大也;眼前之事,世人以为极近,不知其至远,而所系之小也。’有杞正容曰:‘先生教我矣。’”[34]这条史料充分显示了来华传教士以科学促传教的策略。一位国人对西洋奇器感兴趣,艾儒略却要借机宣传福音教义,即所谓“透九重天以上,而视天主无穷之妙理者”。当国人一再重申要看能够观测天空的望远镜,神父们拿出来给看了。但当当事人好奇,问起其之所以能够将物体放大的原理时,神父却又答非所问地讲了一套道德说教。
然而不管怎样,地处欧亚大陆东端—福建的中国人,终于有机会看到了这种发明于遥远欧洲的望远仪器。这不能不感谢传教士所起到的中介作用。
又有记载,1639年(崇祯十二年)十二月初六日,“毕方济进呈珍奇中,亦有‘千里镜一具’”[35]。
山西绛县人、天主教徒韩霖(1596—1649)在其军事著作《守圉全书》谈到了望远镜并有附图。韩霖曾向徐光启学习兵法,向传教士高一志学习西洋火器。他写道:“望远镜,来自大西洋国,用筒数节,安玻璃两端,置架上,视远如近,视小为大,可以远望敌人营帐、人马、器械、辎重,毫发不爽。我可预备战守,安放铳炮,曾闻海上一镜,因天气晴明,见鱼网于一百二十里外,亦奇矣。近日西洋陪臣贡献御前,间有闻鬻者,直四五十金。”[36]可见当时还有卖西洋望远镜的。
就这样,多名欧洲传教士先后将望远镜传入中国,最早者离它在欧洲被正式发明的时间还不到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