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仁为康熙皇帝讲授数学、天文学等知识
南怀仁在长达5个月的一段时间内还担任了康熙皇帝的老师。关于这方面的细节,南怀仁在他的《欧洲天文学》一书中作了详尽的记述。
那段时间皇帝每天召南怀仁进到紫禁城他的书房里。南怀仁写道:“他几乎是让我整天呆在他那里,没有别的事,就是在他繁忙公务的空暇时间里,和他一道研究有关数学方面、特别是有关天文学方面的问题。第一天,他把早前我们神父们用中文撰写的所有的天文学和数学的书籍都带了来,几乎一共有120本,要求我一本一本地给他做出解释。”
“因此每天早晨天刚刚亮,我就进入宫廷。我经常是立即就被带入了皇帝的私人房间,直到下午,甚至在3—4点钟之后才返回我的住所。我单独地和皇帝在一起,坐在同一张桌子跟前,我一面读这些书籍,一面做出解释。当时只有一个或两个男孩子在场。的确,皇帝对天文学的事务抱有如此炽烈的热情!每一天,我都在皇帝的内宫里享受到非常丰富的午餐。皇帝也经常让人从他的餐桌上金色的餐具中夹很多菜给我。”
“当皇帝从我这儿听说欧几里得编纂的书籍是有关整个数学科学最主要的基础原理时,他就立刻要我将由利玛窦翻译成中文的前六卷欧几里得的书解释给他听。他以打破沙锅问到底的顽强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意志,向我问询从第一个命题到最后一个命题的意义。尽管他对汉语很精通,尽管他能流畅地写出很好看的汉字书法,但他还是想叫人将中文的《几何原本》翻译成满文,以便进一步地学习和研究。因为当时的高官权贵们一般都使用满文,所有的政府部门也经常地使用满文。皇帝还特别开恩,给我派了一名满文教师,是他的一名御前侍卫,教我学习满语,现在我已经可以用满文来写作了。”南怀仁后来还专门撰写了一本《满语语法》。
“在皇帝掌握了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原理之后,为了适当地和渐进地深入学习,我想给他讲解关于三角形(不仅仅是平面三角形,而且包括球面三角形)的数学分析。在他勇敢地面对了数学的陷阱和荆棘之后,转而更多地,甚至以极大的兴趣致力于实用几何学、测量学、地图绘图术以及在数学领域内其他门类的、魅力无穷的科学上。在学习这些科学的过程中,他获得了最大的愉快。他学习从天上到地下所有与理论知识有联系的事情,包括如何应用这些知识,甚至连日食和月食方面的知识,他在开始时也学习研究了几年。他不仅要求将这所有的事情解释给他听,还要求在紫禁城的宫墙内的一个宽敞的院子里,将其中的大部分事情示范和验证给他看。”
南怀仁以富有文学色彩的语言形容康熙皇帝对诸如圆规、比例尺、象限仪、测角仪一类的数学仪器的浓厚兴趣和关注,他写道:“皇帝经常地实际操作这些仪器,他不耻于用他习惯于操纵如此广袤帝国的权杖的手,来摆弄这些尺子和圆规。”
南怀仁接着写道:“皇帝在算术方面特别精通,他不仅经常长时间地练习使用各种不同的比例尺,还常常试着解难度更高的习题,比如求平方根和立方根的题,以及探索求算术级数和几何级数的奥秘。他更热衷于借用仪器的帮助来测量物体的高度和长度、绘制地图。当他得知他的计算非常接近于真实物体和两点之间的实际距离时(因为他对自己的计算缺少自信,他往往随后就用木杆和绳索进行实际测量取证),这是最令他高兴的。从那以后,他的兴奋点又从大地测量转向对高度和天体的测量,他孜孜不倦地测量所有行星的大小,测量它们与地球的距离。此外,他还想借助各种各样的天文仪器和平面星图,搞清楚行星的运动轨道,它们的旋转规律,以及全部天文理论的证明。在他的心目中,整个恒星体系的方方面面的知识,如恒星的名字、相互之间的位置,等等,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花费了不少夜间时光用于这方面的学习。这样当他抬起头面向天空时,他可以用手指指出任何一颗恒星,立即正确地说出它的名字。”
康熙对他这位西学老师也格外尊重和照顾。1682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到东北巡视,命南怀仁随同前往。南怀仁在事后撰写的《鞑靼旅行记》中说:“皇帝对我表示异乎寻常的好感,确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如同他信赖的密友一般,盼我不离开他的身边。”在返回京师的途中,有一条大河拦住了去路,但是河上只有一只船,眼看夜幕就要降临,皇帝自然先上船,他让随行的王公贵族暂且等候,而招呼南怀仁上船,与他一道渡河。类似的情况一路上发生了不止一回。这些事情充分说明康熙皇帝对南怀仁的倚重和优待。按照中国传统的表彰功劳卓著的臣子的惯例,康熙皇帝还给南怀仁的父母和祖父母封了诰命,以表示对他们养育了如此杰出的子孙的表彰。
南怀仁在其传教事业、科学活动和个人威望达到巅峰的时候(约为1679年至1680年年初),在异常繁忙的世俗和传教事务之间隙,挤出时间,将以前的一些文字进行了综合、补充,编写了一部拉丁文著作《欧洲天文学》。他把该书的手稿交他的同胞、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带回欧洲。书稿在罗马,经耶稣会有关机构审读后,于1687年正式出版。
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包括前言和二十八个章节。其中第一至第七章回顾了自康熙八年开始的欧洲天文学的回归;第八至第十二章介绍了大清王朝的钦天监的机构设施、工作职能以及颁布历书、预报日月交食等相关事宜。在这部分的文字中,他以欧洲人细腻的笔法描写了作为朝廷大典之一的每年十月一日举行的钦天监向皇上和朝廷进献来年历书的隆重仪式,和当日食或月食发生时中国官员和百姓的愚昧行为。这些在中国的史料中是很难看到的。
关于前者,他写道:“在每年十月的第一天,在皇帝的紫禁宫里,下一年度的历书在满朝文武朝会的隆重仪式上发布。于是,那天凌晨,大臣们便早早地出门,赶往紫禁城。在同一天的同一时辰,钦天监的全部官员,每人都身着根据他们的品级而确定的、带有尊贵标志的朝服,以隆重的仪仗,护送着这些历书,从钦天监走到紫禁城。”
“敬献给皇帝、皇后和其他嫔妃的历书都是装璜得华丽考究的特大版本,封面是用正黄色丝绸做的,用绣着金线的绸缎包裹着。这些历书放在一个四周装饰着金边的高高的肩舆里,由四十多个抬夫肩抬着上路。这个主肩舆之后跟随着十个,有时是十二个,或者更多的装饰金边和四周围着红色丝绸的小肩舆。在这些小肩舆里,放的是给那些与皇帝有着血亲关系的亲王们的历书。这些历书全部都覆盖着红色的丝绸,以红丝线与银线交织的绳子捆绑着。”
“最后,这些肩舆的后面是几张蒙着红色毯子的桌子。桌子上是给高官显贵和六部尚书的历书。为了显示他们的官阶和等级,每本历书都盖有钦天监的大印,而且历书的封面也都装饰成黄色。与他们能和皇帝一样使用黄颜色相联系的,只有一点,这就是他们等级的标志。在每一张桌子上都附有一份名单,上面清楚地写着那些六部九卿等官员的姓名,这些历书就是属于他们的。”
“历书就是在这样的仪仗、按照这样的顺序,从钦天监送到紫禁城的。在这队伍之前,是钦天监的官员以他们自己的顺序排列的队伍。而在他们的前面,沿着大街的两边,行进着长长的皇家乐队,演奏着众多的乐器,大鼓和喇叭发出震天轰鸣。当他们到达紫禁城的时候,所有原来紧闭的大门就立即都打开了。只有在皇帝进出时才开启的中央大道,通向很多宽大的院落。穿过这些大门,穿过中轴路上的这些院落,即所谓的‘皇家大道’,装载着历书的肩舆的队伍就像凯旋一样行进。与此同时,所有的大臣们分多排,等候在大道的左右两侧。他们身穿与他们的官阶等级相适应的、织绣着大量的金线的雍容华贵的朝服。”
“当到达最大的大殿的最后一道大门时,抬夫们把大小肩舆从肩膀上放下来,他们将肩舆和桌子按照先前的顺序,沿着‘皇家大道’的两侧摆好。最大的那个承载着给皇帝的历书的肩舆,被放在了中央。最后,钦天监的官员从肩舆里取出给皇帝、皇后和妃子的历书,放在两张全部铺着黄色丝绸的桌子上,抬着桌子进入内宫的大门。行过三拜九叩的大礼之后,他们把历书呈递给朝廷的总管。总管也是按照严格的等级顺序,先将第一本历书敬献给皇帝本人,然后经过太监们的手,将其他的历书递给皇后和嫔妃们。”
“钦天监的官员们再返回那宽大的院落,向在那里等候着的六部九卿的众多官员们散发历书。所有皇族的亲王们都派遣他们的最精明的侍从到庄严的‘皇家大道’,沿着中轴路跑到院落中央。在这里,他们每个人跪下领取发给他的主子,即某亲王个人的和亲王府所有官员们的历书(一个亲王府很可能需要1000本历书,但通常只给100多本)。另一方面,其他的高官显贵,六部的尚书们也都跪下,从钦天监的官员的手中领取到发给他们个人的历书。”(https://www.daowen.com)
“一旦这一分发历书的仪式结束了,大臣官员们都赶忙回到各自按官阶确定的位置站好队,面向皇宫内殿,根据传令官的号令,屈膝下跪。在行罢三拜九叩大礼,以感谢皇帝所赐予的礼物,即他们拿到的新版历书之后,他们就返回各自的家。就在这同一天,以在北京朝廷里的分发仪式为范例,在各个行省的省会城市的官员们,从总督手里按照他们的级别先后领取到他们的历书。”
南怀仁深刻地认识到“历书”在中国的重要性。他说:“事实上,在中国人和在其邻国的君主中,历书就是具有这样的权威性!历书在指导国家事务的权威作用也是如此。当某个人接受了一个帝国的历书,就可以表示他已经臣服和从属于这个帝国了。因此,正像最近发生的事情那样,当汉人的反叛势力的首领(他们也称他为“皇帝”)从满人皇帝手中夺取了几个省份之后,就派使臣到交趾支那,劝其国王站到他这一边来,在所赠送的礼品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就是一本被他当作是自己的历书的旧式汉人的历书,要该国王尊重它。就是通过接受了这本历书的形式,这个国王公开地宣布与反叛者联手造反,反对满人统治。”而在民间“每一个家庭,即使很穷,也没有不买一本新版历书的。”为此,为普通百姓预备的历书,每年每个行省都要印制一万多本,使新一年的历书到处都可以买到。
南怀仁还描述了北京发生日食或月食时的情况。他写道:“当他们一看到太阳或是月亮表面的光芒开始暗淡下来时,他们就都抬起头来,焦虑不安地凝视着天空,在渐渐变弱的光线下跪倒双膝。按照祖先的传统,他们行叩头大礼,表示对太阳和月亮神圣的光芒的崇拜。这时在所有的大街上,特别是在偶象崇拜的庙宇里,顿时锣鼓和其他乐器声大作,于是喧嚣的回声响彻全城。他们想以此来表达他们要帮助太阳或月亮摆脱灾难的愿望。”这一描写,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中国从皇帝、百官到平民百姓因不了解日食月食的科学成因,而表现出的愚昧无知的举动。
在《欧洲天文学》的第十四章到第二十七章中,作者分别记述了众多门类欧洲科学与技术(包括日晷测时术、弹道学、水文学、机械学、光学、反射光学、透视画法、静力学、流体静力学、水力学、气体动力学、音乐、钟表计时术和气象学)在中国宫廷内外的实际应用。就其用途来分基本上是三类:
1.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用于“平定三藩战争”的西洋大炮,万泉河引水工程,运用滑轮组运送巨石过桥等。无疑,西洋科学由于在上述领域解决了朝廷的难题而赢得了威望,站稳了脚跟。因为火炮的威力巨大,成为前方将领们争相讨要的新式武器,为统一战争立下大功。为此皇帝亲自造访天主教南堂,并御书“敬天”匾额赐予教会。在南怀仁所设计的滑轮组成功地将巨石运送过卢沟桥之后,康熙皇帝将其狩猎捕获的两头鹿赠给了他,显示了皇帝赐予的“最高荣耀”。
2.建在教堂内的:教堂大钟、花园里的提水机、教堂内墙壁上的壁画等。尽管这些事发生在教堂围墙之内的,但是对周边民众产生巨大影响。南怀仁特别描述了当教堂大中奏响音乐时围观市民的强烈反响。他说:“因为钟声传扬得遥远和广阔,使得我们的教堂也在帝国都城里名声远播。争相前来目睹的百姓挤得水泄不通。无论如何,最令他们惊奇的是每到一个整点前钟楼所奏出的序曲音乐。”“我实在是无法用言词来形容这一新奇精巧的设计是如何使前来观看的人们感到狂喜。甚至在我们教堂前广场之外的广大的街区里,都不能阻止这拥挤、失序的人潮,更不要说我们的教堂和教堂前的广场了。特别是在固定的公共节日里,每个小时都有不同的观光者潮水般地、络绎不绝地前来观看。”
不仅如此,北京是首都,全国的官员和应试举子频繁进京,南怀仁说,“他们中的很多人受到欧洲物品的吸引,每天都聚集在我们的教堂和居住地,来一饱眼福。在我们居住地的图书馆、教堂和花园里,他们到处都感到惊奇。他们对我们的油画,对我们有意放在那里展出的欧洲其他物品,特别是对显示出超群技艺的那些西洋奇器,更是兴趣盎然,长久地驻足凝视,赞不绝口。”
3.为了向皇帝和朝廷显示西洋科学和艺术,而送给皇帝和达官贵人的西洋时髦玩艺儿。但是这也不仅仅只是为了博得他们一笑。南怀仁指出:“上述这些科学不仅仅是提供了若干种仅仅是日常让人们的感官得到消遣的艺术品,通常他们对这些科学发明的方法和原因的解释,或者是以口头解释的方式,或者用撰写文章出版书籍的方式,或者至少谈及他们这些成果所体现的基本原理。”这一切都使人们对西洋科学、西洋人(主要是传教士)充满了敬意。
南怀仁在前言、第十三章和末尾第二十八章里,专门论述了在中国欧洲的天文学,以及其他科学与传教之间的密切关系。他指出:“正是由于汤若望神父和他所领导的钦天监的威望,我们的神父们才能分散地居住在不同的省份,开办教堂;并且一次又一次的将新来的传教士们带入中国内地。确实是这样的,在我到达中国那一年,我们一行14名,甚至更多的传教士,就是以天文学的借口同时进入中国的。也正是这一批传教士们,现在正支撑着整个中国的福传事业。”
他以富于浪漫色彩的笔调这样写道:“因为圣母玛丽亚是通过天文学而最早被介绍到中国的,因为她也曾随着天文学一道而遭遗弃,同时也因为在多次被抛弃之后,她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被召回,而且成功地由天文学恢复了她的尊严,所以天主教就被合乎逻辑地描绘成最具威严的女王,依靠着天文学的帮助公开地出现在中国大地上。而欧洲其他各种精密的科学,也紧紧地站在圣母玛丽亚一边,围绕着她,成为她最具魅力的同伴。甚至在今天,以所有站在她一边的科学为伴侣,她比以前容易得多地在中国各处漫游。”
“在天文学以后,各个门类的欧洲科学像庄严的女王一样凯歌行进,地位大大提高了。她进入到中国人中间。由于她不断地被皇帝面带笑容地接受,这些科学也像她最好的伙伴天文学那样,逐渐地进入了帝国的宫廷。这些科学紧随天文学的脚步,用一切非凡和美丽的装饰物,如金子和宝石,来装饰自己,使她们在如此伟大的权威的眼睛里显得十分可爱。几何学、测地学、日晷测时术、透视法、静力学、水力学、音乐和各种机械科学,其中的每一门类都穿上了如此华贵和精致的服装,相互争奇斗艳。她们满腔热情所追求的,并不是想让皇帝的目光仅仅注意在她们身上,而是引导皇帝完全地转向天主教。这些门类众多的数学科学的分支,她们公开声称,她们的美丽与天主教相比,就像是一群小星星与太阳和月亮相比一样。”“我还要为我们的天文学添加几位最迷人的数学女神,作为她最美丽的侍女,以便以她们平和的表情和笑容将天文学严厉的面孔变得稍微柔和一点,也使天文学能够更加容易地接近皇帝和其他权贵。不仅如此,作为神圣宗教的女仆,她们还必须服从她的意志,因为她庄严的风度令异教者敬畏更胜于爱慕,所以当她打算要进入高贵的殿堂时,她们必须先走一步,为她打开入口的大门。”
南怀仁之所以在百忙之中以拉丁文为他的欧洲同胞撰写《欧洲天文学》一书,就是要向他们宣示:“首先,我想让每个人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即我们的修会付出了怎样巨大的努力去尝试着获得皇帝们和亲王们的仁慈心,以便使得我们的天主教在如此广袤的帝国里通行无阻,特别重要的是,因为正是他们的仁慈心(除了天主之外)是我们传教事业的平安和成功所依靠的基础。第二,我想以此来鼓励和告诉那些将在未来的岁月里继承我们事业的传教士们,千万要照顾、尊重和热爱这些最美丽的科学女神们。因为正是由于她们伟大的关爱,他们才能比较容易地获得皇帝们和亲王们的接待,我们的天主教才因此能够得到保护。”
“如果他们认识到,我们天文学的复兴对我们的宗教的复兴来说,既是它的开端,又是它除了天主之外的唯一动因,那么他们就会明白:天文学成为保持我们宗教在整个中国生存的最为重要的根。本书中的内容将会非常清楚地证明上述的观点。”
南怀仁希望通过此书,首先消除一些欧洲人特别是教会人士对来华传教士的误解,即认为他们致力于与福音传播无关的事情;第二,希望欧洲教会学校在培训年轻的、即将来华传教士时,必须加强他们的科学素养,而他认为这方面恰恰是十分薄弱的;第三,呼吁欧洲的当权者在支持和援助中国传教事业时,应特别关注于天文学和科学方面,如科学书籍和仪器等等。
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在17—18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是一份里程碑式的历史文献,它标志着耶稣会的科学传教方略在古老、封闭、排外性极强的中国获得了成功,也标志着这一方法在西方天主教界也获得了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