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仁与来华传教士的“学术传教”策略
南怀仁是幸运的。在经受了康熙初年“历狱”的磨难之后,他受到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对西方科技兴趣浓厚的康熙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他的科学才能得到了最充分的发挥,也因此为他献身的传教事业争取到了最大的自由和最为广阔的空间。这一时期可以称作是天主教在华的“黄金时代”。西方的科学和宗教就是这样奇特地携手进入古老的中国。
由利玛窦所开创的、作为将天主教传入中国两个车轮之一的“科学传教”方略(另一个车轮是“文化适应”策略),是欧洲天主教进入中国的最佳切入点。这是因为:
1.中国历来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文明礼仪之邦,中国以外的人都是野蛮、未开化的“蛮夷”而加以鄙视。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文人面前展示出高度发达的西方文化,以破除中华文化独尊的偏见,乃是他们得以进入中国上层社会的前提。
2.以他们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帮助中国朝廷解决诸如“修正历法”、“铸造火炮”、“绘制地图”等关乎国家大计的难题,使皇帝和朝廷感到他们和他们的知识不可或缺,因而获得在华、在京的居住权,进而争取合法传教的许可。舍此,传教就根本无法谈及。
3.他们为皇室和达官贵人修造钟表、绘画、修造园林、施医治病等方面的服务,以在朝野人士中赢得好感,广交朋友,扩大影响,以便在遇到困难和麻烦时得到帮助和保护。
4.以精确、高超的西方科学知识征服中国文人,使这些社会精英人士产生“既然西方的科学是这样的高明,想必其宗教也是高明的”逻辑推理,进而对天主教发生兴趣,甚至受洗入教。
然而,尽管这一策略在利玛窦时代就初见成效,但是在之后近一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并没有确立起不可动摇的地位。不论中国一方还是欧洲天主教教会一方,都存在着争议。(https://www.daowen.com)
明代末年,虽然旧式中国历法在每一次发生日食、月食的时候,都被证明其准确性不如西洋历法,但是从利玛窦1601年进京时提出修改历法的建议,到此一建议付诸实施,即崇祯皇帝命徐光启创立“历局”,还是耗费了近30年的时间。不仅如此,经徐光启、李天经及西洋传教士的通力合作,5年之后,新历编纂完毕,却因朝廷中意见不一,迟迟不能颁布施行。直到1643年(崇祯十六年),又一次发生日食,再次证明新法的正确性,崇祯皇帝才痛下决心加以颁布,可惜此时明王朝气数已尽,新历最终还是胎死腹中。
清朝定鼎北京,摄政王多尔衮以新朝开创者的非凡魄力,将新历以“依西洋新法”颁行天下。但是,在随后不久的“历狱”案发时,“历法荒谬”仍是加在汤若望头上几条罪名之一。然而在康熙亲政,“历狱”昭雪,特别是南怀仁主持钦天监之后,西洋的数学、历法就确立了其权威性,再也没有遭到有力的质疑。即使再保守、再排外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西洋人“精于数学”“通晓算法”。雍正皇帝在一方面严禁天主教的同时,还不忘下令地方督抚查明西洋人中“果系精通历数及有技能者送至京效用”。
同样,在来华传教士中、在欧洲教会一方,“科学传教”方略也长期存在争议。利玛窦去世后,他的接班人、新任的中国传教团首领龙华民,就对科学传教持有异议,而是直截了当地大肆传布福音,发展教徒,以至导致了1617年的“南京教案”。5年之后,传教士们先是借着“造炮御敌”,继而参与“译书修历”的由头,得以从地下转为公开,重新进入北京。沉痛的教训虽然使龙华民的态度转变了,但是安文思等人仍然对汤若望供职钦天监横加指责。只有经历了“历狱”之后,他才不得不承认,“除了上帝,传教事业赖以生存的只有数学。”
经过了这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和反省,在华传教士统一了认识。南怀仁以其用拉丁文、专门为欧洲的王室、教会当局和广大关心着中国传教事业的天主教人士撰写的《欧洲天文学》大声疾呼:“我希望我做的全部工作,可以使任何一个来到这个省(指中国教区)的我的继承人,能够及时地认识到,什么是我们必须精通的首要课题,这样他就将承认天文学的光芒会清晰地反射在我们的宗教上。”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能够在罗马天主教当权者获得出版发行的准许,就说明教会方面认可了他的主张。
作为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贡献最大的外国人的利玛窦,是“科学传教”策略的开创者,而南怀仁则是这一策略的忠实继承人和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