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首次使用西法测量中国地理
提及以西方测绘方法来绘制中国地图,不能不从利玛窦谈起。
中国人在很早以前就开始绘制地图,早在公元前1137年就有被刻在石头上的地图了。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公元前150年,中国人就绘制了具有军事价值的地图。元代的朱思本编制的《舆地图》,据称标志了那个时代制图学的顶峰。1555年(嘉靖三十二年)罗洪先的《广舆图》首次刻印,这是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制的大型综合性地图。但是中国人绘制地图传统的方法,是根据一地与另一地间的测距而得出的,而当时的欧洲人则是通过天文观测,来确定一个地点的经纬度。显然,这是更为精确的方法。
几乎在利玛窦到达中国的同时,即1584年,一名葡萄牙人在他的《世界概观》一书中刊登了“欧洲第一幅单幅中国地图”,但不为中国人所知。第一个将《世界地图》和西方测绘技术介绍到中国的是利玛窦。正如美国旧金山大学中西历史文化研究所的福斯(Theodore N·Foss)先生所说的,“首批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就把绘制中华帝国的地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对待。他们把自己积累的制图材料用于启发中国人,并满足其同外部世界关系中的好奇心。……从在华耶稣会传教士的早期活动到18世纪后期被镇压为止,绘制地图都被看成是耶稣会士、会友同基督徒或非基督徒的中国同事们的一个合作项目。耶稣会士们为扩大传教规模为朝廷效劳,同时也满足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情报的渴求。”[2]这其中的第一人,显然是非利玛窦而莫属。
在当时欧洲出版的世界地图中,关于欧洲、非洲、美洲的大陆和几大洋的内容是在欧洲探险家们的实际勘察的基础上绘制的,这的确是当时的中国人所不及的,也令中国人大开眼界。但是在利玛窦之前,还没有欧洲人系统地考察过中国,也包括朝鲜和日本,他们对中国乃至远东地理情况的了解非常肤浅、模糊,有些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在奥代理的《世界地图》(即利玛窦从葡萄牙里斯本来东方之前购买的《世界地图》,他在中国绘制世界地图时,主要依据了这本书)的中国部分,中国和契丹被视为两个国家,只有广州、宁波等几个可信的地名,而对长江、黄河等主要河流的描绘也是极其混乱的。奥氏关于中国的知识仅仅来自《马可·波罗中国行纪》和个别对地理学毫无研究的葡萄牙商人。而利玛窦则是根据自己的亲身考察、实地测量,又参考了中国有关记载,对欧洲出版的地图中的中国及远东部分加以修正。因此,他在中国绘制的世界地图,虽然参考了欧洲出版的世界地图,但在对中国和远东的认识上,则远远超过了前者。
我们知道,利玛窦在罗马学院求学期间,就受到有关天文、数学等科学的严格训练,通过观察天象来确定某地的经纬度,是科学地绘制地图应必备的基本功。在从里斯本到东方的漫长的航程中,利玛窦就常常以天文观测的方法,确定所路过的地方,如好望角等地的经纬度。他在1602年版的《坤舆万国全图》中记述道:“且予自大西浮海入中国……道转而南,过大浪山(即好望角),已见南极出地三十六度,则大浪山与中国上下相为对矣。”[3]到了印度果阿之后,他就开始测绘当地的地图。
当1582年,利玛窦踏上中国澳门的土地,就立即着手对中国自然地理的调查。当时的耶稣会远东巡查使—范礼安十分赏识利氏在制图学上的才华,命他撰写一本报告中国的地理、风俗和其他方面的情况的书。在短短的一年中,利玛窦利用罗明坚所搜集的资料,完成了一本称作《中国奇观》的小册子。这时利氏估计中国的纬度在北纬22度到48度之间。
1583年9月,利玛窦与罗明坚定居广东肇庆,便进一步深入地对中国的地理位置进行观测。他在1584年9月3日致西班牙税务司司长罗曼的信中,写道:“关于中国的位置,似乎宜绘一张地图,先从南部交趾支那(Cochinchina),直到东北的尖端,是辽州(半岛),它属中国的一省,自那里向上沿海可至日本,那是从一百二十度或一百三十七度经度,直到福多那岛[4]。我曾清楚地观察过两次月蚀,一次在澳门,很仔细地观察,而另一次在肇庆,它在澳门北方,差不多在一百二十四度左右。其南方海岸在(北纬)二十至二十八度之间,从北极算起,在中国北部为鞑靼区;差不多离开北极有四十四、五度;当我旅行时,由计算日程而算出来的,它的距离是用意大利的尺寸计算出来的。”[5]
翌年11月24日,他在寄往意大利的一封信中,说:“中国在东方是最大的国家……疆域虽非正方形,但几乎呈正方形;北纬从二十度起至四十五度或五十度,东经自一二〇度至一三〇度之间,……我只知由两次月蚀而知道肇庆坐落于东经一二四又二分之一度,北纬为二二又二分之一度。”[6]而在今天的地图上肇庆的经纬度分别是东经112.5度、北纬23度。利玛窦在400多年前观测的误差不大。
1595年4月利玛窦随兵部尚书石星北上,纵贯江西省,并到达应天府的南京。几年后又随礼部尚书王忠铭沿大运河进京。在这两次旅行中间,他对所经过的城市的纬度,都进行了测定。我们比较一下利玛窦测量的数值与今日的数值[7]:(https://www.daowen.com)
中国学者陈观胜在《利玛窦对中国地理学之贡献及其影响》一文中,做了另一统计和比较[8]:
可以看到,利玛窦在那个时代所测定的数值是相当准确的。在1601年之后,利玛窦所绘制的世界地图中的中国部分,都采用了他自己测定的结果。
此外,他还广泛参考了中国舆图和地方志资料。他在其《坤舆万国全图》的自序中明确指出,在广东绘制的世界地图主要根据“所携图册与积岁札记”,而自1601年到北京之后所绘的地图,则参考了“敝邑原图及《通志》诸书,重为考定,订其旧译之谬与其度数之失……”[9]
早在1588年,利氏在广东期间,就已经接触到本节开始时提到的罗洪先的《广舆图》了。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他就提及了这本书[10]。他以该书为参考绘制了一幅中国地图,由法国的皇家地理学家于1656年在巴黎出版。关于东北亚和北亚地区,即今天称为西伯利亚的广大地区,当时的欧洲人是很陌生的。第一个哥萨克酋长穿越西伯利亚的时间是在1581—1582年间,而俄罗斯人直到清顺治时期才到达这一地区。专家们经考证指出,利玛窦在绘制这一地区时,主要参考了中国的《文献通考》一书,至少有七个地名是直接沿用了《文献通考》中的地名[11]。
因此,我们说利玛窦是开创用欧洲先进的测量方法,又参考了中国的资料,科学地绘制中国地图的第一人。同时他又是纠正欧洲人一二百年的错误认识,宣布“契丹”就是中国,“汗八里”就是北京的第一人。
此外,利氏对日本和朝鲜的了解也比同时代的欧洲地理学家更为精确。林东阳先生指出:
“首先,《坤舆万国全图》上的日本四岛被置于北纬30度到42度之间,虽然这要比实际纬度差了三度,但是日本岛屿的展列相当合乎地理实际。同时利玛窦注写的地名无论就数量或是就正确性,实在不是1570年奥代理《亚洲新图》所能比较。奥氏将日本置于北纬31度到40度,本州不见它应有的曲折弧状,九州过于狭小,而北海道并不存在。麦克托绘制的《世界地图》(1569年)上的日本国竟呈为一个大岛,介于北纬30度至38度。”
关于朝鲜,林先生指出:“朝鲜半岛的存在在16世纪中叶竟不被欧洲制图学者所获知:麦克托和奥代理都没有在他们的地图里绘出这个东北亚最边缘的大半岛。利玛窦绘出它突出的外形(北纬34度至40度),不过这个半岛不见略呈西北东南的走向,而几乎垂直深入大海。毫无疑问,利玛窦采用的是中国舆图,甚至连对朝鲜的注释亦引用中国人的观点:‘朝鲜乃箕子封国,汉唐皆中国郡邑,今为朝贡之首。’”[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