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传教士来华与康熙年间《皇舆全览图》的测绘
利玛窦的的后来人—耶稣会士汤若望(德国人)、南怀仁(比利时人)等都对中国的一些城市的经纬度做过测量;卫匡国(意大利人)、卜弥格(波兰人)和柏应理(比利时人)都分别绘制过中国地图。但是,个别传教士显然不可能对中国辽阔的国土进行普遍的实地测量,他们主要还是依靠中国的地方志。
而直到1687年首批法国官方传教团来华,建立基于西洋测绘法的中国地图绘制计划才得以实现。
在当时的欧洲,法国的首都巴黎成了西方世界测绘地图的中心。1679年,意大利出生的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卡西尼,即曾大力主张派人到东方进行观测的法国天文台台长,设计了一幅巨大的球体投影图,并制定了一个庞大的为世界重新绘图的计划。国王路易十四于1682年视察了巴黎天文台,卡西尼的计划和设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无疑对他欣然赞同向中国派遣传教士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第一批来华的传教士里,有几名就是因为受过专门的地理学的培训而被选中的。
当这些法国传教士来到中国,遇到了雄才伟略的康熙皇帝之后不久,就发生了被福斯先生称为“在耶稣会士绘制中国地图的历史中一个令人兴奋的故事”,即在18世纪的头20年中,“康熙皇帝亲自提出的一个计划,命令在华传教士对全国进行实际测绘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一幅地图。该地图后来在中国和欧洲出版了,为中外提供了有史以来最精确的中国地图,这幅图一直用到19世纪中叶。”[13]
康熙皇帝关于测绘全国地图的设想,首先萌发于平定三藩之乱时。在战争中地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暴露出很多缺陷。有些地图粗略模糊,有的含混不清,有的甚至错误百出。据李约瑟的研究,是张诚提出的建议使康熙认识到测绘新地图的重要性。张诚在参加尼布楚条约谈判时,痛感中国对东北地区的地理情况不清,给国防和外交造成的困难,于是向康熙建议组织一次全国性的大地测量。康熙皇帝接受了他的建议。
最初,包括有温榆河在内的北京附近的几条河流,周期性地泛滥,使皇帝感到有必要对京畿地区搞一次详细调查。1700年他命白晋、雷孝思、巴多明和安多去完成这项任务。七天之后,这第一份地图呈到皇上的几案上,皇上对此十分满意。1708年(康熙四十七年),皇上命雷孝思、白晋、杜德美3人测绘万里长城的位置,以及附近河道。第二年,他们返回北京,带回一张约15英尺长的地图,上面绘有河流、要塞和300多个关口的精确位置。皇上高度评价了这些洋人的工作,他感到对帝国的疆域更加心中有数了。之后,又有费隐加入到雷孝思等的行列,他们奉旨跨越长城,测绘满洲西部、奉天、朝鲜北部、图门江与鸭绿江,即北纬40度至45度一带。当然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在那荒无人烟的地方要找到必需的人力、马匹和粮草都很困难。但皇上早有先见之明,他颁布圣旨,令所到各地的文武官员对绘图者给予全力支持,才使该项工作进展得顺利。待他们完成任务回京后,康熙又派他们测绘北直隶各地。1710年(康熙四十九年)康熙又派遣费隐、雷孝思、杜德美3人往黑龙江一带绘图。方豪先生称此为第一阶段。康熙皇帝见地图测绘十分精密,大喜。
当时的测绘工作主要由西方传教士担任,但是康熙皇帝还是存有警惕性的。他命汉、满官员随传教士一道前往,一方面及时供应所需人力、物力;一方面则暗事监督,有时则限制其来往自由,如不得逼近俄国边境,不得进至东海沿岸等。杜德美曾要求测定经过北京的子午线,遭到皇帝的拒绝。(https://www.daowen.com)
1711年(康熙五十年),皇帝将传教士分为几个组,齐头并进,加快速度。雷孝思与新到中国的葡萄牙籍的数学家麦大成奉命到山东;杜德美、费隐、白晋和山遥瞻测绘长城西部,即晋、陕、甘等省,以及远达哈密的广大地区。这年的年末,又有冯秉正、汤尚贤等人投入这一工作。
1712年(康熙五十一年),更多的传教士奉命分赴全国各地进行大地测量,绘制地图。冯秉正、德玛诺、雷孝思3人赴河南、江南、浙江、福建等地。1713年(康熙五十二年)汤尚贤、麦大成二人赴江西、广东、广西;费隐、山遥瞻二人赴云南、四川。1714年(康熙五十三年)冯秉正、德玛诺、雷孝思3人测绘台湾西部地图。山遥瞻在云南因劳累过度,又为瘴气所袭,一病不起,竟在边境地区以身殉职。翌年雷孝思前往云南,完成山遥瞻之未竟的事业。然后雷孝思又到贵州,继续费隐因病没有完成的工作。雷孝思奉命完成了湖广地图的测绘之后,返回京师。巴多明也到沈阳、旅顺及山东半岛进行了实地测量,并绘制成图。
总之,整个工程花了差不多10年的时间,1717年(康熙五十六年),这些中西测绘人员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后,聚齐在北京,康熙命白晋、杜德美、雷孝思与中国官员一道负责汇总。
此外,皇上还派两名在北京蒙养斋跟随传教士学习过测算的藏族喇嘛奔赴西宁、拉萨等地测绘地图;朝鲜国又提供了朝鲜地图。这些图经雷孝思、杜德美、费隐等人重新审定。终于集成包括中原各省、满洲、西藏,及朝鲜的全国总图。经过中外人士又一年的辛勤劳动,于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制成《皇舆全览图》和各省分图稿共32幅,并刻印成册。
康熙对这项酝酿多年的夙愿得以成功,十分欣慰,他对臣下说:“《皇舆全览图》朕费三十余年心力,始得告成。”[14]专家评论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上完成的全国性测量。“当时欧洲尚未举行如此规模大的测量;且雷孝思与杜德美由发现经度长度上下不同,证实了地球为扁圆形,亦为世界地理学上一大贡献。”[15]
后来,雷孝思将1721年的木版《皇舆全览图》送回法国,经国王忏悔神父转交到路易十四手中。另外,意大利传教士马国贤将此图带回欧洲,制成铜版41幅。法国王室地理学家唐维尔(J·B·Bourguigron d’ Anville)根据此图作成《中国新图》,在巴黎出版两次,在荷兰海牙出版一次。又收入在杜赫德(du Halde)编纂的《中华帝国全志》(又称作《描绘中国》),于1735年版。欧洲人从此对中国的地理概貌有了比较正确、完整的了解。而这部地图在1726年(雍正四年)被收入在《古今图书集成》中,分为216幅。但是长期被深锁在宫中,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