沟通中欧科学交流的杰出信使
当时在京的耶稣会士与欧洲的书信往来频繁,特别是法国教士,将中国的科学及科学史信息以通信的形式传播到欧洲各主要科学机构。如法国耶稣会士宋君荣,曾先后被选为巴黎科学院、巴黎考古研究院通讯员,后又被俄国彼得堡帝国研究院和伦敦研究院聘为研究员[43]。当然,他不过是诸多与欧洲科学机构交换情报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
严嘉乐也是与欧洲科学机构保持通讯的在京传教士之一。他的学术著作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同巴黎和圣彼得堡著名天文学家的学术通信。现存的仅仅是他实际通信的一小部分,其中有:1730—1733年写给法国天文学家、耶稣会士什杰潘·苏西埃的5封信;有于1732—1735年间同圣彼得堡的两位学者—汉学家托菲尔·西格弗里德·拜尔和天文学家约瑟夫·尼古拉·德里斯尔之间的7封信。高马士先生指出,这些信件“包含一系列学术命题、计算、图表、概述和论战,其范围相当广泛,对于欧洲人认识中国科学、尤其是数学和天文学的历史具有重大的价值。同时,这些信件也是当时欧洲学术界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和现状具有巨大兴趣的有力证明。
上述严嘉乐对中国历史上日食纪录的统计和论证,以及关于北京城地图的绘制,等等,都是记录在给法国天文学家、耶稣会士什杰潘·苏西埃以及写给圣彼得堡的两位学者—汉学家托菲尔·西格弗里德·拜尔和天文学家约瑟夫·尼古拉·德里斯尔的信件中的。
1732年,严嘉乐等人向俄国寄送了“当今皇帝在位11年的皇历、中国星象图”以及一些关于中国音乐的书籍和数据等。
同时严嘉乐也从欧洲得到了最新的科学情报刊物—出版于巴黎的《观测报告》。他从阅读来自欧洲最高层次的科学家—什杰潘·苏西埃的来信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他说:“您(苏西埃)对我的上两封信的回信给我的心带来了巨大的快乐,因为这是我收到您写的第一封信;这封信是出自这样一位全世界学识界公认的巨匠之手,使我快乐倍增;而您的回信对我奉上的微薄礼物的赞许远远超出了我的期望,这使我快乐到了极点。”[44]此外,他还收到来自俄国的有关科学情报的刊物《沙皇科学院评论》《柏林医学论文集》《宇宙总结构学》等科学杂志与论著。
无疑,这些有关中欧科学情报和学术著作的交流,是当时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一方面是世界了解了中国各个方面特别是有关科学研究的真实情况,也使中国与世界科学的前沿阵地保持了经常的联系,以便能及时地得到最新的科技情报。而严嘉乐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为之做出过不懈的努力和杰出的贡献。
严嘉乐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9年的时间里,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做出如此之多的贡献,是与他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崇敬的态度密不可分的。这一点在他的信件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他在批评一位法国神学家及东方学家埃塞布·雷诺多歪曲和诋毁中国的言论时说:“只有愚昧无知的人才会诋毁中华民族,这样做的人通常都是心怀妒忌,他们不希望别人成功,巴不得人家一无是处,他们心里就美滋滋的。”[45]“在几千年前,欧洲还是蛮荒落后的地区,而中华民族当时已是世界上最有知识的民族,中国至今仍然比世界其它地方更加文明。”[46]“早在公元前两千几百年前,中国的数学对天象和四季的知识已成熟到这样的程度:一旦发现天象变化与天文预测不符,钦天监就要掉脑袋。诚然,在晚一些的时候中国人在天文学有些方面不如过去完善了(这他们自己也承认,某几次误差也证实了这一点),但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古老的日、月食记载不可靠,更不能否定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化。”[47]
严嘉乐在给一位法国同事的信中说:“我虽然不是gallus(拉丁文,词义是‘公鸡’,另一词义是‘法国人’—译者注),但我至少是philomela(拉丁文,词义为‘夜莺’—译者注),因为我的捷克名字Slavícek译过来就是夜莺。”[48]他的那位同事称:“至今听到的任何夜莺的歌唱都没有严嘉乐写的内容充实的信件美妙动听。你教会人们,用光辉而有益的指示启迪和美化人们的心智。但愿这样的夜莺常常飞来。”[49]
让这位曾经沟通了中西历史上文化交流的“夜莺”,永远活在中国和捷克两国人民的心中。
编后语 :此文发表在澳门《文化杂志》2004年夏季刊总字第51期。
[1]戴进贤(Ignatius Kogler, 1680—1746)德国籍耶稣会士,天文学家。
[2]徐懋德(Andrew Jackson,1690—1743)英籍葡萄牙人,天文学家,1716年来华。
[3](捷克)严嘉乐著、高马士编辑,丛林、李梅译《中国来信》,大象出版社2002年版,第16—17页。
[4]《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摺汇编》第七册。
[5]马国贤(Matous Ripa,1682—1747)意大利籍传教士,画家,1710年来华。
[6]《中国来信》,第17页。
[7]同上书,第18页。
[8]喜大教(Nicolas Giampriamo, ?—1750)意大利籍耶稣会士,1716年来华。
[9]《中国来信》,第31页。
[10]引自罗兰桂《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摺全译有关西洋传教士及澳门史料辑录》,见澳门《文化杂志》第38期,第142页。
[11](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69—670页。
[12]《中国来信》。第32页。
[13]同上书,第48页。
[14]雍正皇帝的十三弟,他当政时的主要助手。
[15]德理格,意大利遣使会传教士,音乐家。
[16]《中国来信》,第59页。
[17]《中国来信》,第130页。
[18]高智瑜、林华、余三乐编《历史遗痕》,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页。
[19]康和之,意大利籍方济各会士,强烈反对中国礼仪。(https://www.daowen.com)
[20]《中国来信》,第33页。
[21]中国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一册,第35页。
[22]中国历史档案馆编《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华活动档案史料》,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一册,第36—47页。
[23]《中国来信》,第41页。
[24]同上书,第42页。
[25]《中国来信》,第47页。
[26]同上书,第49页。
[27]《中国来信》,第53页。
[28]同上书,第33页。
[29]同上书,第93页。
[30]《中国来信》,第90页。
[31]同上书,第112页。
[32]如今北京的经纬度确定为东经116度20分,北纬39度50分,而巴黎的经度为东经2度20分,1小时时差为经度15度。
[33]《中国来信》,第115页。
[34]《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670页。
[35]《中国来信》,第138页。
[36]同上书,第140页。
[37]同上书,第56页。
[38]平奇贝克,18世纪英国著名的钟表师。
[39]《中国来信》,第59、60页。
[40]同上书,第157页
[41]同上书,第130页。
[42]同上书,第98页。
[43]《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第690页。
[44]《中国来信》第116页。
[45]《中国来信》第86页。
[46]同上书,第90页。
[47]同上书,第92页。
[48]同上书,第99页。
[49]同上书,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