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进贤担任钦天监正,对中国天文学的贡献
鉴于当时中国的情况,戴进贤在传教方面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这就迫使他专注于科学事业,特别是天文历算上,因而在这方面成绩斐然。台湾学者方豪评论说:“在介绍西洋天文学方面说,南怀仁亦不如戴进贤。”[20]这除了由于戴进贤来华较晚,所带来的西方科学较新、学术水平较高之外,也不能排除戴氏自身勤勉、聪慧的因素。在戴氏任职钦天监近30年的时间内,他凭着自己的勤奋和智慧,成为继汤若望之后最有影响的来华德国籍传教士,不仅在天文历算方面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同时还在其它领域取得了多项科学成就。
首先,他主持编纂了《历象考成后编》。康熙年间,清政府曾修订了明代末年徐光启、汤若望所编的《西洋新法历书》,定名为《历象考成》。到了1730年(雍正八年),按照该书推算的日食就发生了误差,而戴进贤推算的结果则与实际分毫不差。当时钦天监中方官员的明安图上奏曰:“日月行度,积久渐差,法须旋改,始能密合。臣等遵御制历象考成推算时宪,据监正戴进贤、监副徐懋德推测,觉有微差。于本月初一日日食,臣等公同测验,实测与推算分数不合,乞敕下戴进贤、徐懋德详加校定修理。”[21]雍正皇帝批准此议,于是,戴进贤开始受命编制新的日躔月离表,历时两年完成。
1737年(乾隆二年),吏部官员顾琮考虑到,“有表无说,亦无推算之法,恐久而失传”[22],因而上言:“世宗皇帝允监臣言,请纂修日躔、月离二表,以推日月交合,并交宫过度,晦朔弦望,昼夜永短,以及凌犯,共三十九页,续于历象考成诸表之末。查造此表者,监正西洋人戴进贤;能用此表者,监副西洋人徐懋德与五官正明安图。拟令戴进贤为总裁,徐懋德、明安图为副总裁,尽心考验,增补图说。历象考成内倘有酌改之处,亦令其悉心改正。”[23]于是,朝廷任命以戴进贤为首,包括耶稣会士徐懋德、鲍友管和中国学者梅毂成、明安图、何国宗等,一道编纂新的历书。
中外科学家精诚勤勉,协同工作了5年,编成10卷本的《历象考成后编》。这部书在南怀仁根据丹麦天文学家第谷的天文理论而编纂的《历象考成》基础上,吸收了欧洲自发明能够精确计时的“坠子表”、改进了“望远镜”之后的科学成果,介绍了法国天文学家卡西尼(书中称“噶西尼”)、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书中称“刻白尔”)等的新的天文理论及最新观察资料,如太阳半径,以前采用的是地球的5倍值,此次采用的是96倍值,比过去科学多了,也进步多了。此外,关于日月及五大行星的轨道,旧说是圆形,此书采用开普勒的天文三定律之一,即行星运行轨道改椭圆,且太阳是焦点的新观点。以这一经过改进的历法理论为指导,而编制的历书,称为《癸卯元历》。这种历书一直用到1911年清王朝灭亡时。
其次,他设计、制造玑衡抚辰仪,主持编纂《仪象考成》。在戴进贤任钦天监监正的任内,有一次乾隆皇帝亲自到观象台参观天文仪器。他认为一件明代制作的天文仪器—浑仪,式样最为古朴,可惜所用的资料多已陈旧,屡出误差,“宜从今改制新仪”。钦天监于是心领神会,着手制造一架两全其美的仪器,“用今之数据,合古之型模”,这就是戴进贤设计的玑衡抚辰仪。
戴进贤撰写了一篇《仪说》,介绍了玑衡抚辰仪的原理、制造和用法。文中说:“我皇上敬天法祖,齐政勤民,亲历灵台,遍观仪象,以浑天制最近古,而时度信亦从今。”“于是用今之数目,合古之型模。”[24]即将古时一圆周分为365又1/4度和十进制的的规制,改为西洋一圆周分为360度和60进制的规制。因此,新制的玑衡抚辰仪“体制仿乎浑天之旧,而时度尤为整齐,运量同于赤道新仪而能合应。至于借表窥测,则上下左右无不宜焉。”[25]
关于玑衡抚辰仪的结构,戴氏写道:“仪制三重,其在外者即古之六合仪,而不用地平圈”;“次其内者即古之三辰仪,而不用黄道圈”;“其在内者即古之四游仪”。在铸造之初,乾隆皇帝下令先按仪器实际大小的1/5尺寸造一座三辰仪进呈。这座三辰仪现存于故宫博物院。
与此同时,戴进贤还提议对南怀仁的《灵台仪象志》进行修改。1744年(乾隆九年)他给皇帝上了一份奏章,称:
“窃臣等西鄙庸愚,荷蒙我皇上深仁广覆,畀以玑衡重任,早晚兢兢,唯恐有旷职守。伏查康熙十三年,蒙圣祖仁皇帝命原任治理历法兼工部侍郎臣南怀仁制造观象台测量日月星辰仪器六座,又纂成《灵台仪象志》一书,有解,有图,有表,皆阐明仪器六座所用之法。此书乃臣监中天文科推测星象常用者,其中诠解用法,仪详理备。但志中原载星辰,循黄道行,每年约差五十一秒,合七十年差一度,今为时已久,运度与表不符,理宜改定。再查康熙十三年纂修《仪象志》时,黄道赤道相距二十三度三十分,今测得相距二十三度二十九分,志中所列诸表,皆吻合天行,庶测验时,更觉便于校正。又查三垣二十八宿以及诸星,今昔多寡不同,应以本年甲子为元,厘辑增订,以资考测。”[26]
乾隆皇帝及时准奏。这时另一名欧洲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n von Hallerstein)已来华,成为戴进贤的重要助手。此外,参与修订这部书的还有:德籍传教士鲍友管(Anton Gogeisl)、葡萄牙籍传教士傅作霖(Felix da Rocha)以及中国学者何国宗、明安图等20多人。
不料,两年之后,戴进贤因病去世,仪器的制造与书籍的编纂都由刘松龄和其它中外人士继续下去。编书的工作共耗时8年,全书30卷于乾隆十七年(1752年)定稿杀青。书成之后,乾隆皇帝钦定新书书名为《仪象考成》,并以御笔撰序。
序曰:“上古占天之事详于《虞典》,书称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后世浑天诸仪所为权舆也。历代以来递推迭究,益就精密。所传六合、三辰、四游仪之制。本朝初年犹用之。我皇祖圣祖仁皇帝奉若天道,研极理数。尝用监臣南怀仁之言,改造六仪,辑《灵台仪象志》。所司奉以测验,其用法简当。如:定周天度数为三百六十、周日刻数为九十有六,分黄赤道以备仪制,减地平环以清仪象。创制精密,尤有非前代所及者。顾星辰循黄道行,每七十年差一度;黄赤二道之相距,亦数十年差一分。所当随时厘定,以期吻合。而六仪之改创也,占候虽精,体制究未协于古。赤道一仪又无游环以迎合天度。志载星象亦间有漏略。次者,我皇祖精明步天定时之道,使用六仪,度至今必早有以随时更正矣。予小子法祖敬天虽切于衷,而推测协纪之方实未夙习。兹因监臣之请,按六仪新法,参浑仪旧式,制为玑衡抚辰仪。绘图著说,以裨测候,并考天官家诸星纪数之阙者,补之序之,紊者正之。勒为一书,名曰:《仪象考成》。纵予斯之未信,期允当之可循,由是仪器正,天象著,而推算之法大备。夫制器尚象,以利民用,莫不当求其至精至密。矧其为授时所本、熙绩所关,又不容有秒忽差者。折衷损益,彰往察来,以要诸尽善。奉时修纪之道,敢弗慎诸。至乃基命宥密,所为夙夜孜孜监于成宪者,又自有在。是为序。”[27]皇帝亲自为臣子、特别是外国人的著作,撰写500字左右的序言,这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https://www.daowen.com)
上述戴进贤撰写的介绍玑衡抚辰仪的性能和用法的《仪说》作为“卷首”置于《仪象考成》前两卷,之后的30卷是星表。其中载录传统星官277个共1319颗星,又增添了传统天文学中没有的星1614颗,南天极附近23个星官150颗星,合计共300个星官3083颗星。这是清代发表的又一份全天星表,据研究,它们主要是参照新出版的欧洲星表的资料编撰而成的。
而玑衡抚辰仪的制造直到乾隆十九年(1745年)才告竣工,整整花了10年的功夫。它由青铜制成,重5吨,分为3层,外观雄浑,圈圈相套,两侧以盘龙的柱子托起,雕刻得精致细腻,富于中国民族特色,是中外科学家智慧的结晶。它代表了清代鼎盛时期的工艺技术水准,因此成为了大型青铜古典天文仪器的最后杰作。这件仪器至今仍与南怀仁所设计制造的6件仪器和纪理安制造的一件仪器一起,安放在北京古观象台上,成为中国古代天文学史上的一件珍品。
北京古观象台台长李东生撰文称:玑衡抚辰仪的制造“当然不排斥受到乾隆复古思想影响的因素,但在传统明制浑仪身上具有西式仪器不可替代的优势这一事实是不可辩驳的”,“玑衡抚辰仪采纳了明制浑仪的许多优点,沿用其传统的结构模式,又适时地将西方先进的刻划制度容纳其中,是用西洋方法改造和简化传统浑仪的一次大胆尝试”,应该说是一个创造。“那种认为自从应用西法以后,中国传统浑仪就完全落后,应弃之不用的论点,是略有偏颇的。”[28]
除了上述几件耗费时日的大型工程之外,戴进贤在科学领域还有众多建树。
他著有《黄道总星图》一书。该书完稿于1723年,直到他去世后多年才于1752年付印。在数学方面他著有《策算》,介绍了对数表及其用法。
他曾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2月19日)、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8月4日)、雍正七年(1729年9月5日)3次观察日蚀,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10年中7次观察月蚀,又多次观察水星、木星等。戴进贤将他(及其合作者)的这些天文观测报告寄给了英国皇家学会的秘书,由此得以在该学会的学术刊物《哲学汇刊》上发表。作为回赠,英国皇家学会也把《哲学汇刊》寄给戴进贤等在华传教士。这样就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欧洲在科学领域的同步交流[29]。他用拉丁文撰写的《中国交蚀图录》第二编1745年在欧洲出版。
国家第一档案馆现存一份于1733年(雍正十一年)以戴进贤领衔,包括巴多明、徐懋德、德理格几位在京传教士进献给雍正皇帝的礼品目录。其中有“比例尺”、“取方向仪”、“半圆仪”、“垂线平仪”、“罗经”、“日晷”等科学仪器各一件,还有大小望远镜4副,以及眼镜6副、容镜一面等日用品共63件和西洋景物图画10幅。这是一份证明戴进贤等传教士向宫廷进呈科学仪器的珍贵的历史文献。可惜雍正皇帝对数学及其它科学远没有像他父亲那样感兴趣,他批答道:“千里眼大小四个、眼镜六副、珐琅片一个、容镜一个、避风巴尔撒木香六盒、西香二匣,收此六样,其余按单给去。”[30]即其余退回。但是凝聚了西方近代光学原理的眼镜,却使雍正皇帝受益匪浅。雍正的视力不好,戴上眼镜后立感清明。他特别传旨,令人仿造多副,分别放在他的寝宫、皇家禁苑圆明园中,甚至轿中也放置一副,以便在任何地方看奏折时,都能随手拿到眼镜。
据晚清目录学家、曾任曾国藩江南官书局督办的莫友芝的《郘亭知见传本书目》记载,戴进贤著有一幅名为《地球图》的地图。莫友芝记道:“《黄道经纬恒星图》及《地球图》各二合为二幅,戴进贤图。图虽小而颇精确。京城廊房头条胡同售之。”[31]
他以拉丁文撰写的《开封府犹太教圣经小志》和《中国犹太教史略》分别于1798年、1805年在欧洲发表或被译成德文后发表。
此外,戴进贤也参与过清王朝的外交活动。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俄罗斯使臣来访,戴进贤受命作为皇帝的口头翻译,并笔译了俄使的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