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茨贝格到北京,戴进贤经历了康、雍、乾三朝
戴进贤,字嘉宾,原名Iguatius Kogler,1680年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莱希河畔的一个美丽的小镇—兰茨贝格。
1999年春,我造访了他的家乡。这是个依山傍川的小镇,街道建筑保持着古代的风貌—石块铺成的窄窄的道路,青铜饰顶的高高的教堂,还有街心的圣母像。主人指着路旁的一幢4层小楼说,这就是戴进贤的故居。这幢小楼的一层现在是冲洗照片的商店,墙上镶嵌的一方石牌以德文记载着戴进贤简略的生平。大意是:
“Iguatius Kogler,一位数学家和天文学家,1680年在这幢房子出生,1696年加入耶稣会,1716年作为一名传教士到中国,曾担任数学学院的校长,官居二品。1746年于北京逝世。”
在主人的引导下,我参观了兰茨贝格的博物馆。“复活节”假日期间博物馆本来是不开放的,管理员却破例为远道而来的中国人开了门。在博物馆我第一次看到了戴进贤的画像。令人惊奇的是,小镇中学就叫“戴进贤中学”。这曾是当年戴进贤曾经就学和后来任教的学校,现在学校迁入了新楼。我走访了这所中学。“复活节”假日期间,学校里没有师生。学校的厅堂里悬挂着戴进贤的画像,还有用汉字题写的“英格纳·柯哥乐中学”的字样。1996年是戴进贤逝世250周年,学校专为纪念他而出版了题为《IGNAZ KOGLER(1680—1746)》的小册子,介绍了他的生平与成就。不难想象,小镇的孩子们对这位300多年前致力于德中友好和科技文化交流的使者都会有初步的了解,对遥远的中国和中国文化也会有与众不同的感情。
距今3百多年前,1680年,戴进贤出身于平民之家,他的父亲是个制皮衣的匠人。戴进贤行五,他有10个兄弟姐妹,其中两人早夭。他16岁进入耶稣会办的学校学习拉丁文、哲学、数学、物理学等课程并成为一名修士。1698年至1701年间,他到位于慕尼黑北部的由耶稣会开办的因戈尔施塔特大学深造,主修哲学、神学、数学及东方语言。这所大学在天文方面成绩卓著,他的老师耶稣会士奎士多夫·申讷(Christoph Scheiner S.J.)在天文观测领域取得很高的成就,在17世纪初已经观察到了太阳黑子。戴进贤在这里受到熏陶,对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校提倡研讨、辩论的学风,使学生自主学习和研究的能力大大提高。1709年5月,戴进贤加入了耶稣会。随后他到埃博斯伯格的修道院任心灵指导教师,继而到弗赖堡任职。1712年他又回到因戈斯塔特大学任教,担任数学和希伯来语教授凡3年。这期间他就以才华出众和工作卓有成效而闻名遐迩。学校所属的教区准备授予他好几个职务,他都谢绝了。受到孤身赴远东传教的耶稣会士沙勿略的传奇故事的感召,他抱定一个坚定的愿望:“前往中国,传播主的福音。”[1]1715年他终于等到了来自上级的通知,命他到里斯本乘船东行。至今上德意志教团仍保留着他出发前领取行李的凭证。上面记录着:“长袍一件、棉制晚袍一件,一条围巾、一个箱子和一点钱。”[2]戴进贤就是背负着如此简朴的行装上路的。
戴进贤的东行旅途比较顺利,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便与捷克耶稣会士严嘉乐等人于1716年8月(康熙五十五年)到达澳门。然而这时,天主教在中国的处境已经与康熙初年不同了。由于罗马教廷顽固坚持不容纳中国礼仪的态度,“礼仪之争”愈演愈烈,1706年(康熙四十五年)玄烨也改变了“容教政策”,禁止中国人信奉天主教;但同时又欢迎身怀各种技艺的欧洲传教士到宫廷中服务。他下令,只有深谙天文、历法等知识,且遵守“利玛窦规矩”的传教士才能进入和居住在中国。戴进贤正因为精通数学和天文,才博得教区总会长的赏识,使他得到实现自己愿望的机会。他一踏上中国的土地,就感受到中国人对西学强烈的求知欲。他在刚刚到达不久写给家人的信中就提到:“大伙都问我是否带来了数学方面的测算器械”,没想到“我是为着搞数学才被送到中国来的。”[3]
果然他们受到中国官员的注意。广东巡抚杨琳于康熙五十五年八月初十日(1716年9月25日)上奏道:
“本年七月十四日,有香山本澳洋舡在大西洋贸易回帆,搭载西洋人严嘉乐、戴进贤二名,并西洋人书信一封。奴才随差员传唤,于七月三十日到省。严嘉乐年三十八岁、称会天文并会弹琴,戴进贤年三十六岁、称会天文,因慕天朝圣化,于本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大西洋搭载来粤,愿进京效力。”[4]康熙皇帝于当日朱批曰:知道了。立即下令,命广东总督给予盛情接待,并特派大员协同传教士马国贤[5]前往迎接。
与戴进贤同行的严嘉乐曾这样写道:在澳门,他们逗留了一个多月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为我缝制了中国衣服”,“替我剪了中式头发”,“我们身穿中国服装演习中国礼仪”[6]。“9月14日夜我们来到了中国最著名的港口广州。”“第二天清早总督就召见了我们。他和蔼地接待了我们,当我们告辞时,他还赐给了食品。”“9月17日总督在自己的府第设盛宴招待我们,不过席间的音乐很差。首先我得演奏羽管键琴给总督听。”[7]总督还给了戴进贤和严嘉乐等人盘缠银两、绸缎和添置衣服的钱,并告诉他们,9月25日将启程赴京城。(https://www.daowen.com)
但是,9月20日,从京城来了一位重要官员,要了解新来的传教士们会些什么,这样就将行期延迟了。这期间,另一名在澳门等候了一年之久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喜大教[8]也加入到严嘉乐、戴进贤的行列。“11月9日我们乘六艘船从广州出发……我们的船队经过时,每距十里的哨所,包括村镇城市,都鸣礼炮向我们致敬。”“12月8日我们从南昌动身走陆路去北京,乘的轿子用两匹骡子驮着;另外还有几百匹骡子驮着行李和随行人员。皇帝两次派人前来催我们快走。”[9]他随身携带的西洋书籍有:“意大利亚国名里佐利者所著《黄历算术》二本,名沙勒斯者所著《几何原本》一本、《黄历算书》一本,讲述地方地图及讲述各本著作缘由之书一本,日耳曼尼亚国名达格德者所著讲解天数之书二本,此外尚有简单讲述小计算之书几小本。”[10]
1717年的元月二日,戴进贤、严嘉乐、喜大教一行由中国官吏和马国贤陪同到达北京,来到京郊的畅春园。当时朝廷对于新来的传教士往往要首先考察他们的真才实学,然后根据特长安排工作。对戴进贤等人的考察由三皇子胤祉负责。他向康熙报告的考察结果是:“近日已令伊等计算讲解,三人仍为戴进贤略胜一筹,精于各种算法,较现有之西洋人内似属超群。”[11]他还就如何安置其工作一事向康熙请示:“因尚未准伊等进京城之堂,故或暂留畅春园居住,以候皇父回宫;或准伊等之堂,会见众人之处,候皇父降旨。”康熙批示:“准入堂会面。此等人尚有新好法,或有简便计算数表,开方方法,即缮写带给朕。”[12]
根据康熙的旨意,戴进贤等人进入京城。他住在宣武门内的南堂,而严嘉乐则住进了紫禁城东边的东堂。当一再被询问有无新的计算方法时,戴进贤等答道:“我等许多计算方法皆系其大而重要之项,计算法亦与我等相同。此本源俱包函于《几何原本》内。此外我等并无新法。虽如此,我等仍尽量琢磨,于书内查出几个好方法后,再行奏览。”4天后,胤祉又向康熙皇帝汇报:“伊等所带数表,俱系旧样子,并无新的。询问伊等开方的简便算法,伊等皆按我处旧法计算。故将戴进贤计算之平方方法一,立方方法一,一并奏览。俟伊等又想出新的好的方法,缮写送来后,再行奏闻。”[13]
戴进贤在受到康熙皇帝的召见之后,便进入畅春园专门研究数学等科学的蒙养斋,并以其工作踏实,为人谦和而获得皇帝的信任。不久他奉命到钦天监任职。3年之后,1720年,原任钦天监监正的纪理安抱病无法正常工作,康熙颁旨曰:“非通晓历法之人,不能细察微小增减,不觉渐错。戴进贤虽系新来,尚未全晓清汉话语,其历法、算法上,学问甚好,为人亦沉重老实。着放纪理安员缺,钦此。”[14]命其担任钦天监监副之职。1725年5月2日(雍正三年三月二十日)雍正皇帝再降旨:“戴进贤治理历法,着改授监正加礼部侍郎衔,钦此。”[15]从此戴进贤任钦天监监正(二品)长达21年,直到逝世。
在戴进贤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之前3天,即4月29日,雍正皇帝还专门召他进宫,询问他:如果授予他朝廷的官职品级,教会方面会不会有异议。因为,之前汤若望任职钦天监就曾经遭到教会中某些人的非议,后来康熙皇帝任命南怀仁时,南怀仁曾多次上书婉拒,称:“以淡泊修身为务,一切世荣,久已谢绝,受禄服官,非所克任。”[16]表示愿意在钦天监领导日常工作,但不愿接受带品级的官职,康熙皇帝念其“情词恳切”,便准其所请,任其为“钦天监治理历法”。但是雍正皇帝考虑到,如果不授官职品级给在钦天监任职的传教士,朝廷多有不便。因为“在大臣中如果一个人只有官职而没有品级,这是对其他大臣的不敬。现在经皇帝恩准,钦天监前几年编的历书即将出版,照惯例所有参与编纂的人都要署上名。可是所有的人都是有品级的官员,而戴进贤监正没有品级,名字不应列在别人之前;但是把它的名字放在最后,又与他监正的职位不相称。而且,钦天监监正每年有几次上朝,在另外一些隆重的场合也会与其它大臣一起出现,别人都穿着有品级的朝服,唯独监正一人与众不同,这样也不妥。”戴进贤当场回答说:“对陛下的意愿无人反对。”但随后又上了一份奏折,“要求除钦天监之外不另担任官职,以免中华帝国的居民误认为我们来此不仅是宣扬圣教,也是为了高官厚禄。”[17]戴进贤从此正式担任钦天监监正一职。方豪称“西洋人实授钦天监监正,实自戴进贤始。”[18]
或是出于为了加强西学对中国朝廷的影响,或是出于为了壮大天主教在华的力量,戴进贤曾向皇上推介多名传教士进京。1744年11月1日(乾隆九年九月二十七日),戴进贤上奏曰:“本年六月内,西洋船上来有修士,特来效力。蒋友仁、吴直方通晓天文,艾启蒙能画,那永福能知律吕。以上四人现在澳门,应否来京,臣等不敢擅便,理合请旨,以便遵行。如蒙皇上恩允,求照例交与广东督抚,令人伴送进京。”[19]乾隆下旨:准其来京。
蒋友仁(Michel Benoist)系法国耶稣会士,来京后参与设计圆明园大水法,他献给皇帝的《坤舆全图》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他还受命到新疆绘制地图,在介绍西学方面贡献卓著。葡萄牙人吴直方(Barthelemy de Azevedo)不幸到京后第二年就去世。捷克人艾启蒙(Ignace Sichelbarth)则成为仅次于郎世宁的宫廷画师,乾隆皇帝赐他御书“海国耆龄”匾额一方。那永福不可考。戴进贤的引荐之功不可没。